严复的东学观与清末统一译名活动
如何评价鲁迅的翻译及翻译批评
如何评价鲁迅的翻译及翻译批评，并为其在中国翻译史上定位，不单单是一个学术史问题。
因为技术问题既不是鲁迅翻译中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部分，也不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的主导方向。
必须看到，翻译作为两种文化符号的转换活动，与文化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
文化发展的方向规约着翻译的历史，翻译是文化转型的中介和缩影。
所以不站在文化史的高度就不足以看清翻译的方向，就不足以评价翻译家的历史地位。
鲁迅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巨人，指示着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翻译的发展方向，是其历史时代翻译主流的代言人。
因此，从探寻近现代翻译史的大致走向及鲁迅翻译和翻译批评的特质入手，对其作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评价，是重新走近鲁迅世界、走近历史，把握中国文化转型进程的重要途径。
一、“西学东渐”与救亡图存之路：中国近现代翻译思想发展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被拉进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这是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相遇，中国人面对强势的西洋文明节节败退。
这个败退的过程是以军事上的失利为开端的，随着历史的展开，中国的精英们逐渐地承认了自己原有文化——器物、制度、思想观念各个层面的落后，也渐渐承认了西方文化——器物、制度、思想观念各个层面的先进性。
翻译的发展即是与这一认同的演进过程同步的。
中国人每承认一项自己的不足，赞叹西方文化于此项的先进性时，就在这一方面进行大量的翻译引进，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和环节展开的。
因此，功利性追求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的思想起点。
首先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思想基点的。
洋务派兴办兵工厂、造船厂，希望不改变中国文化的制度和观念层面，仅仅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即能以后者保卫前者。
基于此，其时的翻译也是为这一思想所规约的。
著名的“江南制造局”不仅引进和制造近代机器，而且成为近代翻译的重要基地。
当然，翻译的重点在兵工、科技类书，著名的翻译家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等。
晚清西学东渐_翻译出版的媒介张力_张健
1．西洋印刷术带动了翻译出版业的技术革 新
作为出版活动的硬件之一，印刷术的发展水 平会直接影响出版业的发展。尽管印刷术很早就 在中国出现，但漫长的封建统治并没有为印刷术 的革新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古老印刷术始终得不 到应有的突破。欧洲的印刷术出现较晚，但却后 来者居上、发展很快。随着德国人古登堡（John Gutenberg）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和能够代替 手工操作的印刷机，西方的印刷技术很快就超越 了中国。随着印刷机在西方各国的推广和印刷业 利润的增长，欧美各国的印刷术也日臻完善，到 19世纪中叶，西方印刷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技 术上都已将中国远远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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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年第12期
（总第224期）
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印刷机带到了中国。此外， 还有一些传教士也参与研发新的印刷技术，如 1858年，美国传教士姜别立（William Gamble， 1830~1886）在美华书馆用电镀方法制造汉字铅 活字，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和质量，这一技术很 快得到推广和应用。印刷技术的日臻完善为晚清 翻译出版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技术保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东渐：翻译出版的媒介张力
张 健
（巢湖学院外语系 安徽巢湖 238000）
摘 要：作为晚清西学东渐的主导媒介，翻译出版在引进西方科学文化、促进中国新旧更替等方面均显示出巨大的
张力。本文通过剖析翻译出版发轫的历史条件及其勃兴的社会基础，揭示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翻译媒介的动因、意义和
西方印刷术是随传教士传入我国的。1807 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为了印刷中文圣经，开始在广州秘 密雇人刻制中文字模，制作中文铅活字。鸦片战 争之后，来华传教士一边传教，一边传授科学知 识，而口头传授效率低下，所以他们需要将这些 科学内容译印成册，分发给中国人；同时，他们 在为宣扬西方文化而出版报刊时也要使用印刷 术，但是手工雕版印刷显然无法满足印刷量激增 的需求，因此，有的传教士将石印、铅印等西方
翻译的定义
1.翻译的定义1980年，我国著名翻译家张培基先生在《英汉翻译教程》一书的绪论中，从语言学的角度为翻译下了这样的定义：“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
”冯庆华先生在《实用翻译教程》一书中则从语言学和文艺学的双重角度界定了翻译的本质：“翻译是许多语言活动中的一种，它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
翻译是一门艺术，是语言艺术的再创作。
”2. 翻译的标准我国比较系统全面论述翻译标准的是清末著名翻译家严复，他在《天演论·译例言》（1898）中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
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日：“修辞立诚”。
子曰：“辞达而已。
”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这三条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实践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一百多年来，中国译界虽然对它的褒贬一直未断，特别是对其中的“雅”字多有异议，因而试图提出一些新的说法，如林语堂提出“忠实、通顺、美”的标准，刘重德提出“信达切”的标准，许渊冲提出“信达优”的标准，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说法能够替代“信达雅”，为大家所接受。
钱钟书先生于1964年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的“化境”说。
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严复：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精心整理严复：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
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
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
“与、斯宾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
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严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省候官人。
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段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年68。
着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着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
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
”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
严复民智”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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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7岁。
主要成就
海军思想 人才培养
教育思想 呼吁变法
提倡西学 翻译理论
赋税思想 人口思想
严复肖像(5张) 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由于他对待工作认 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 一直升至总办（校长）。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 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 自称）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由此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针对此 事，四弟观澜告诉他，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总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又是直接上司。于 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没想到果然有用。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 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但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仅此而已。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 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 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 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 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盖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则仅得其皮毛。” 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 “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第一讲 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史简介
• •
1. 各类文体翻译研究回顾 进入80年代，我国翻译结束了经验式的封闭性的翻译理论研究，开始对各种 文体翻译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了文学翻译，大量的国外名著被翻译介绍到国 内，相继出现了法律翻译、新闻翻译、社科翻译、应用文翻译、科技翻译和 经贸翻译等各相关学科的专门翻译的研究。口译翻译研究也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现代文体翻译具有以下特征：1. 题材和体裁丰富；2. 实用性、针对性强； 3. 文体特征研究细致。文学翻译在诗歌方面，英诗汉译以卞之琳为代表，既 译神也译形，提出了格律移植宽严有度，“以顿（汉语中口语的基本节奏单 位）代步（指英诗的音步）”的主张。江枫进一步提出“以形传神，立形存 神”的观点。汉诗英译方面翁显良有独到见解，以意象和节奏为本色，以不 切为切，浅中见深。许渊冲提出用：一（identification）、艺（re-creation）、 异（innovation）、依（imitation）、怡（recreation）、易（rendition）六个 字概述了译诗的目的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常道与变道。高健和刘炳善对散 文翻译颇有研究，提出“意之所到，风格随之”，巧劲来自真功夫。许国璋 主张学术翻译要“切译”，自成一体。程镇球对政论性文稿的翻译以严谨著 称，陈忠诚译法律以精确驰名。刘先刚提出建立企业翻译学的构想，使科技 翻译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另外公文、合同、广告、招标文件等应用性文 体的翻译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口译研究也得到了发展。
• 第五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清末的严复翻译了许多 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 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尔的《群学肆言》 （The Study of Sociology）、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On The Sociology • On Liberty）、甄克思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 Liberty A Politics）等。 他提出了“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对我们的翻译具有指 导意义。第六个时期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 近代翻译史的先驱鲁迅和瞿秋白等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 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文 的丰姿。”第七个时期从新中国成立至今。
明清时期的翻译
Chapter Two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与晚清的翻译（西学东渐第一期）西学正义：西学：沈定平理解为科学、哲学和宗教。
熊月之指出：始称西学，继而称东西学，后又称新学，内容无所不包。
晚清《西学书目答问》作者称西书大致不外曰政、曰教、曰艺三类。
历史条件：明末清初，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二次西学东渐浪潮，中国文化与西方异质文化再次接触，翻译作为沟通文化间交流的中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次翻译首先由科技方面，后来漫延到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领域，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从元朝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一直有比较密切的外交活动，15-16世纪西方世界已经基本上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并且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科技领域出现了许多重大发现，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与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伽里略发明望远镜，英国科学家对人体血液循环的发现，等等，都远远超越中国；而此时中国封建文明经历唐宋时期的高峰时期，封建文明进入没落时期，再加上南宋以来新儒学长期排斥禁锢人们的思想，佛学过于虚幻，已经逐渐失去其优势，明朝中期王阳明的心学、东林学派追求的实学为人们冲破以往的思想禁锢和追求西学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朱维铮将明朝中期称为中国的中世纪。
），恰好此时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明，西学在国内传播可谓迎合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封建士夫中的开明人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和西方传教士一起翻译西书，促成了中国翻译高潮；第二。
明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的撰写，提倡实验与切身实践，人们的科学方法开始变化；第三。
当时担任翻译任务的外国传教士都有很深的科学造诣。
他们为了完成自己的圣命，往往采取“调适与会通”（沈定平）策略，归化中国知识分子，寻求与中国士大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合作，翻译中国急需的科技书籍，达到其传教目的。
严复
④《群己权界论》
政治学著作，以宣传 个性解放，反对专制 迷信为宗旨。1900年 基本译出，时八国联 军侵华，严复避走上 海，译稿失于天津， 后为外人得，1903年 寄还。后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
⑤《法意》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 1748年写成的名著，阐 述各国政治设施和立法 源流，试图揭示国家起 源和法的本质。批判封 建专制，提出三权分立 说。严复翻译此书的主 旨也是反封建，用孟德 斯鸠宣传的国家观念对 照中国，认为中国两千 年来没有 “国”，只有 “家”，极端专制。全 书分7册，1904年后由 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
①《天演论》
1895～1898年翻译赫胥黎的 《天演论》。严复不是纯粹直 译，而是有评论、有发挥。将 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17篇， 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 加了案语。他在阐述进化论的 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 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 种的警告。面对中国的民族危 机，他尖锐指出，中国再也不 能妄自尊大。试图以“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 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 种”，对近代思想界影响极大。
福州船政学堂
当时的洋教习宿舍
福州船政学堂，创立在福州马尾。是洋务派左宗棠、沈葆
桢等为培养中国造船与海军人才而创办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 所海军新式学校。“船政”就是国家造船的机构。
格林尼茨海军学院, 因坐落在伦敦郊外的伤兵养病院，1871年改建为海军学院。现 该学院仍用于培训海军军官。
⑥社会通诠
英国学者甄克思著， 将社会进化分为图腾 社会、宗法社会、军 国社会三阶段，用资 产阶级理论评述社会 历史。严复基本上赞 同甄克思的社会进化 阶段划分方法。他以 甄克思的划分标准对 照中国，认为当时中 国的政法、风俗及人 们的思维习惯，都是 属于宗法社会的东西。
来华传教士翻译史钩沉_中国译学大辞典_的考察_兼论辞典相关条目的完善
来华传教士翻译史钩沉：《中国译学大辞典》的考察*———兼论辞典相关条目的完善尹延安摘要《中国译学大辞典》相关条目勾勒出来华传教士翻译史图景，描述了这一特殊主体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和语言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上所呈现的主体复杂性、译事阶段性、译介传媒多层面和外汉翻译双向性等特点。
在辞典条目分析基础上，文章最后对传教士翻译活动的代表人物、术语翻译、《圣经》汉译、早期翻译教学等条目提出了修改完善建议。
关键词中国译学大辞典传教士翻译史翻译特点条目完善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以下简称《译学辞典》）是迄今为止我国首部“中外古今并蓄、流源支脉兼容”的译学术语辞典，不仅汇集了译论的各种流派和观点，还勾勒出中西翻译史的轮廓和翻译学科的发展要点。
辞典相关条目充分关注了来华传教士这一群特殊译者，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尤其是晚清翻译史上的地位。
一、《中国译学大辞典》对来华传教士翻译史的书写1．辞典中传教士翻译条目分析《译学辞典》中，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主要分布在“分类词目”第25项“翻译史”、第26项“国外人物”，附录一“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之中。
从数量上看，传教士翻译活动在相关条目中所占比例颇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们在翻译史上的地位。
“翻译史”条目共124条，其中直接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就有24条，占19．4%；“国外人物”条目共51条，关于来华传教士的有13条，占25．5%。
“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中涉及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有95条之多，占明清期间翻译活动总条目（130条）的73．1%。
此外，“国内人物”中徐光启等12人与传教士进行过翻译合作，他们成为“西译中述”这一翻译方式的直接演绎者。
*本文为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传教士翻译场域中的汉语变迁及影响（1807—1911）”（项目编号：12YJC740132）资助成果之一；浙江农林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团队资助项目（2009RC09）。
中国翻译理论
，翻译“第一国手”,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林纾翻译理论：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 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 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近代西学翻译思想（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2）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A. 洋务时期的翻译贡献：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B.维新时期的翻译贡献：①译名的统一;②东学西渐代表人物：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贡献：“善译”说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名史学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鸿儒”，他的翻译思想：A “翻译强国”思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B “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 C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D 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地提出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瞿秋白：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最简单的言语去翻译印度日耳曼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言语——梵文。
事实上开创了白话的运用。
胡适：开创一种文学新体；解放了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受其影响；佛经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成。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1)The Confucianism(儒学) is obvious(2) It puts emphasis on practice skills(3)It closely relates with classical Chinese esthetics.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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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东学观与清末统一译名活动何思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摘要]严复反对清末知识分子通过日本学习西学的潮流，对日本传来的新名词持批判态度。
在清末10年，他试图通过主持官方的统一译名工作，如编订名词馆，将日译名词替换为符合严复翻译思想的 新名词。
严复译词虽始终无法取代日本译词的巨大影响，但其译词所蕴含的语言民族主义，成为解读严复 其人及其翻译的新途径。
[关键词]严复；东学；编订名词馆；统一译名[中图分类号]K825. 5 [文章编号]1002 - 3054 (2015) 08 -0036 -10[文献标识码]A[D O I]10.13262/j.bjshkxy.bjshkx.150804清末严复的译书活动，因当时社会对西学知 识的亟需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其译著也成为促 使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重要资源。
以其译著为基 本材料，发掘严复本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的西 学传译者与中西文化对话者的双重角色，考察他 的翻译事业与思想，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热 点问题。
对于严复使用的译词，学界也早有关 注。
最近20年关于严复译词的研究，多在精读 现有严译文本的基础上，深入描述严复的翻译活 动与清末民初政治与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
*1]最 新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黄克武发表于《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2期的 文章《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 的竞赛》，描述了严复译词与日本译词之间的紧 张关系，以及二者社会影响的此消彼长。
但在史 料发掘和对严复心态的解释上，尚有进一步拓展 的空间。
本文试图以严复的“东学观”为切入 点，探讨严复在清末主持统一译名活动中所展现 的翻译思想和文化心态。
“东学”这一术语，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有 不同的含义。
*2]本文所谓“东学”，是在清末民 初语境下，与“西学”“新学”等词一同流行于 社会的一个名词，专指经由日本学者译介、加工 后传入中国的西方学问，即“日本化”的西学。
甲午战后，人心趋新，作为近邻的日本，成为国[收稿日期]2015 -03 -27[作者简介]何思源（1988 -)，男，山东东营人，北京!一 36 —人学习的首选目标。
东学因此成为时人谈论的热 点，其影响直到欧美留学生占据言论界中心、且 中日关系转趋紧张的1910年代才逐渐消退。
本 文所讨论的严复“东学观”，便在这一历史背景 下展开。
一、清末“东学”盛行与严复的态度甲午惨败，促使中国的知识阶层痛定思痛，重新审视日本这个因学习西方而迅速强大起来的 近邻。
在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日本由国人心 目中的“蕞尔小国”，一跃变成为“东方文明之 邦”。
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中介，其作用愈 加凸显。
在清廷的政策鼓励之下，留日学生群体 在清末10年迅速扩大，成为影响国内政学两界 的重要力量。
据学者统计，当时每年公款和自费 赴日留学的学生人数都有上千人，在1905 - 1906两年更达到每年8千人的最高峰。
*3](951)与 时，大 由本转译 的西学书 流行于中国社会，成为国人学习西学的重要途径。
1927 年出版的《译书经眼录》，详细记录了 1901 - 1904年中国译介外国书籍的情况。
在总共533 本译书中，译自日本的图书有321本，占60%强；其余译自英、美、法等国的图书中，又有许 当 时 的 留学 生 本 译的。
[川9239-241"伴随着日本译著的流行，由日本学院博士研究生.严复的东学观与清末统一译名活动者翻译过来的大量西学新名词也成为时人谈论的 热点。
王国维在当时便观察到，甲午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 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而 此后10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 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 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 界”。
*4+!927"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康有为、梁启 超、王国维、宋恕等，对“东学”和应接不暇 的日译新名词都抱支持态度。
然而，作为同样在甲午战后著书立说，并一 跃成为中国思想言论界翘楚的严复，从一开始便 持有负面的日本观。
明治维新后，日本借助西学 迅速富强，并在甲午一战击败清军。
但严复对于 日本现代化的成果非常轻视，并认为其富强之路 是一种歧途。
他讽刺日本“学西法徒见皮毛”’只知道用武力“力征经营以劫夺天下”，而“不 务和其民，培其本”，是本末倒置、“盗贼之 行”，必将“自灭”。
[5K P38-39"严复发出这样的议 论，虽然有在战争状态下鼓舞清廷继续抵抗的用 意，但他对日本走向富强文明之路的负面观感也 一览无遗。
[6]这种负面的日本观，在清末新政时 期发展为负面的东学观。
虽然身为翻译家，但严复始终认为，欲真正 学得西学精髓，必须以精通外国语言为前提。
求 学最优之二法，一为“求之初地”，在学问的发 源地直接向西方人求教；二是借助“简策之所 流传，师友之所授业”。
这两种方法的共同之处 在于’“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
日本以自 明治维新以来区区30年的时间，想要将“泰西 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完全、准确地翻译 出来是不可能的。
因此日本虽“盛有译著”，但 “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
严复因而批评清廷鼓励留学日本的政策目光短 浅，就像“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 遂信之”，是“无志而不好学”的表现。
[7]!P561"在严复所著的一本英文语法书中，他重申了这一 观点.“使西学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读，则术之最简而径者，固莫若先通其语言文字，而 为之始基。
假道于迻译，借助于东文，其为辛苦 难至正同，而所得乃至不足道。
”[5](P156"此后严复 又从翻译学的角度论证道.“大抵翻译之事，从其原文本书下手者，已隔一尘，若数转为译，则源远益分，未必不害”。
求学者若无力直接面向 欧美，不得已而借助于日本，虽所学与真正的西 学已有很大距离，仍可称“慰情胜无”；但若因 此自满自足于“东学”，甚至大肆鼓吹其“实胜 西学”，则大谬不然。
严复认为这种观点，同“睹西子于图画，而以为美于真形者”一样荒谬[7](P567)实际上，当时“东学”的鼓吹者，同样懂 得严复所说的道理。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 鼓吹游学日本，认为通过日本的译介学习西学，较之直接留学欧美、翻译西书，事半而功倍，有 助于中国尽快掌握西学；但他同时也承认，若要 “求精求备”，仍应留学西洋。
[8](9738)梁启超对日 本吸收西学所取得的成果钦佩备至，称.“日本 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 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 学、智学、群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
”但他也说，自己并不是不知道“欧学之最 近而最精者，多未能流入日本”，也不是不知道 这些西学书籍“既经重译，失真亦多”，只是学 习英文的收效周期太长，肯定不及“数日而小 成，数月而大成”的日文在增进民智、培养人 才等方面的成效快。
[9](90_82)张、梁二人的意见，反映了当时一大批留日学生的心态。
在急于求成 的心情下，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求之初地”的相对缓慢的治学方法，不能满足求学者急切的救 国需求。
他们更倾向于采用张、梁所提倡的这种 “速成”之法，在短期内学到自己急需的西学。
但在严复看来，这种选择反映的不是心态问 题，而是留日学生的道德问题。
结合其留学欧洲 的个人经历，严复认为学生舍欧美而赴日本，本 身就体现了一种取巧的学风；而学风不正，所反 映的实际是人品不端。
在与友人的信中，经常可 以看到严复指摘留日学生道德的言辞，如“骄 嚣”[10](935)“叫嚣躁进”[7](953)等。
在为萨镇冰 所作的贺寿文中，严复又借回顾赴欧留学情形，抨击今日留日学生虚伪、钻营的恶习.今夫吾国自更新来号尚武矣。
年少蜂锐，解辫易服，鱼集邻岛，学武备速成之科。
期一 37 —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年持学凭归，相愕诧。
逢人论国事，必痛哭流涕，指海誓河，言必牺牲身家，务排外以尊主权，雪国耻；一旦夤缘间隙，混迹行伍，徐观所为，不离名实。
有时己得秋毫，国失泰山，且相与忍之，私喜计得。
[10](97)撇开政治观点差异所导致的人身攻讦，这种 道德的指责并非严复的一家之言。
流行于民国初 年的许多小说也对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的恶劣品行 有细腻的描写（如署名不肖生的《留东外史》等），虽系文学笔法，但多少仍能反映出留日学 生良莠不齐的素质。
对留日学生的负面观感，又因严复在政学两 界任职时与留日同僚的恶劣关系而固化。
还在 1902 -1903年供职于京师大学堂时，严复便在 信中直斥“东学党人”多为“滥竽高门，志在 求食”之徒，对教育事业无甚见解，只知以 “东学”“西学”区分派别，结党营私，排挤异 己。
*叫阳3-則宣统年间严复担任资政院议员时曾向载泽上书，劝清廷在纂拟宪法时应拣选“知法 律本原，能为国家计虑深远”的人才，对于“东 学小生”则“用之尤不可不慎”。
[7K P595_596)而当 严复在民国初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又是教育 部中曾经留学日本的官员对他百般刁难，不惜制 造谣言逼迫严复去职。
[11]严复与国内留日群体之 间的紧张关系可见一斑。
对“东学”的负面观感，是理解严复为何 对日译名词持批判态度的关键。
严复观察到，当时流行于中国社会的诸多从日本转译来的西学书 籍，都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名词翻译不 当。
他曾批评“上海所卖新翻东文书，猥聚如 粪壤。
但立新名于报端，作数行告白，在可解不 可解间，便得利市三倍”。
[10]!_而书中的这些“新名”，大都是直接从日本书籍中照搬而来，译 者并没有考察其名与义是否相符。
这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名词，如“经济”‘‘权利”“宪法，，等[7]!P517-519)，[12](P238-239)当时日本学界所翻译的西学名词，与中国古代汉魏 之时的佛典翻译有共同之处，即多采用“格义”之法，以中国典籍中的词语比附并翻译外来词 语。
严复则认为翻译“艰大名义”时，应做到 “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 一 38 —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 类”，无论自造新词、新字，还是使用汉语中已 有的词汇，只要能做到“在己能达，在人能喻”便可，没有必要抱有“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 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的成见，非要用 汉语词汇去套外来概念，只会导致对新概念理解 的偏差。
[7](P518-519)与此同时，严复更进一步申说，正如西方人不能通过翻译获得中国儒家经 典、诗词歌赋的真义一样，中国人也无法单单依 靠翻译而真正理解西学。
若想对西学有最准确的 认识，还是需要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直接从西 学原典中汲取营养。
[5](P153-154)，[13](™-80)严复认 为自己既兼通中英双语，又有“一名之立，旬 月踟蹰”[14](P1322)的翻译态度和正确的翻译方法，他所翻译的名词自应比日本传来的译名更加准 确、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