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从轻辩护及其限制性操作(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文章属性•【制定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日期】2018.10.26•【文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号•【施行日期】2018.10.26•【效力等级】法律•【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刑事诉讼综合规定正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目录第一编总则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第二章管辖第三章回避第四章辩护与代理第五章证据第六章强制措施第七章附带民事诉讼第八章期间、送达第九章其他规定第二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第一章立案第二章侦查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二节讯问犯罪嫌疑人第三节询问证人第四节勘验、检查第五节搜查第六节查封、扣押物证、书证第七节鉴定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第九节通缉第十节侦查终结第十一节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第三章提起公诉第三编审判第一章审判组织第二章第一审程序第一节公诉案件第二节自诉案件第三节简易程序第四节速裁程序第三章第二审程序第四章死刑复核程序第五章审判监督程序第四编执行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一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第三章缺席审判程序第四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第五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附则第一编总则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第一条【立法目的与根据】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偷越国（边）境罪罪轻辩护词
偷越国（边）境罪罪轻辩护词在⽇常⽣活中，我们都知道⽆论是想要出国旅游还是想要移民到其它地⽅等，⼈们都需要办理好相应的⼀些签证，这样才可以进⾏出⼊境，那么对此⼀些⼈们由于某些因素，会出现⼀些偷渡的现象，对此相信⼤家很多⼈都有了解，这属于违法⾏为，下⾯呼和浩特律师就为⼤家介绍⼀下相关的事宜。
偷越国(边)境罪罪轻辩护词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根据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本⼈接受本案被告⼈刘×家属的委托，并经刘×本⼈同意，担任本案被告⼈刘×的⼀审辩护⼈。
本⼈接受委托后，多次会见了本案的被告⼈刘×，认真查阅和分析了本案允许查阅的全部案卷材料，到有关机关进⾏了调查，刚才⼜进⾏法庭调查。
之后辩护⼈对本案有了⽐较全⾯和深⼊地了解。
现就公诉⼈在起诉书中对本案被告⼈刘×所提出的指控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认为起诉书指控本案被告⼈刘×涉嫌组织他⼈偷越国境罪的罪名认定不当。
辩护⼈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刘×所涉嫌的罪名适⽤法律错误。
辩护⼈认为本案被告⼈刘×的⾏为只是为偷渡者或企图偷渡者以出国旅游的名义骗取签证，其⾏为只是触犯刑法第319条骗取出⼊边境证件罪。
刑法第319条规定“以劳务输出，经贸往来或者其他名义，弄虚作假，骗取护照、签证等出境证件，为组织他⼈偷越边境使⽤的……。
”被告⼈刘×的⾏为正是⽤虚假的证明⽂件，以出国旅游名义为那些偷渡者或企图偷渡者在旅游公司办理出国旅游签证，使偷渡者能够实现偷渡⽬的。
从被告⼈刘×在本案中主观⽅⾯和客观⽅⾯的表现以及犯罪动机和犯罪⽬的(为组织他⼈偷越国边境使⽤的⽬的和⾮法营利的⽬的)来看均符合刑法第319条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
⾃我国开放国外旅游以来，偷渡者以出国旅游的名义进⾏偷渡⼤量存在，且逐年上升，⼏乎每个具有涉外旅游项⽬的公司，均多次碰到此类案件。
偷渡者也乐于选择此种⽅式进⾏偷渡。
原因就是简单易⾏，风险⼩。
辩护词(故意伤害罪)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李X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的辩护人。
经过仔细查阅全部案卷材料，详细了解案情，认真参加本案庭审活动，辩护人现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和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仅就量刑部分提出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X具有多个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对其最大限度地从轻、减轻处罚，并依法对其适用缓刑。
具体辩护意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本案系民间纠纷处理不当所引发的打架，不同于社会上发生的恶性故意伤害案件，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均较小，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1、在案证据已充分显示，本案是由于村里的征地补偿土地纠纷，协商未果而引发的打架，系民间纠纷处理不当和民间矛盾激化所引发，这与社会上一般的故意伤害案件，以及因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故意伤害他人的案件相比，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要小的多，相应的社会危害程度也要小的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明确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3、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也明确指出，对于民间纠纷、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在处理时应与恶性犯罪案件相区分，以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对于主观恶性不大的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
因此，请合议庭充分考虑本案系由于村里征地补偿事宜，协商未果所引发的打架，属于因民间纠纷处理不当和民间矛盾激化所引发的犯罪这一客观事实，并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均较小这一重要特征，酌情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被害人张XX对于双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本案的发生和结果具有明显的过错,应当对被告人李X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减轻处罚（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
上海涉嫌刑事犯罪从轻辩护要点
上海涉嫌刑事犯罪从轻辩护要点
1.认罪态度：被告在受审前主动认罪，表现出悔过之心，轻判是对其
悔过的鼓励和肯定。
2.社会关系：被告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家庭团结和睦，有能力赔偿损失，表现出在社会方面的积极作用。
3.犯罪动机：被告实施犯罪系被逼迫、挑衅或误判所致，情节不严重，可从轻判决。
4.犯罪手段：被告实施犯罪的手段或工具简单，对被害人或社会造成
的危害较小，可从轻判决。
5.自愿招供：被告在受审前就主动向公安机关或法院坦白其犯罪事实，表现出重视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判决。
6.初犯：被告是首次违法犯罪，从轻减轻罪责，但需认真考虑其人身
安全和社会危害性。
轻罪辩护词(模板)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某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律师作为被（具体罪名，根据起诉书内容添加）案件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依法进行了必要的工作，经查阅卷宗、会见被告人、参与开庭审理调查，现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恳请法庭予以参考采纳：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具体罪名）罪所得罪不持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某有从轻、减轻处罚的重要情节，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具体意见如下：一、被告人系从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起到次要、辅助作用，作用较小，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综合本案证据材料及讯问笔录，被告人某在共同犯罪中，起到次要、辅助作用。
既不是犯罪的组织策划者、犯罪的手段、方式也不是被告人某决定。
其行为是按照他人指示，在他人引诱下引发，因法律意识淡薄盲从他人而犯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被告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构成坦白，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被告人到案后，从第一次接受讯问到今日的庭审，被告人自始至终积极配合，如实向公安机关及司法机关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其行为已构成坦白情节。
其本人已经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并有改过自新的悔罪意思。
被告人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恳请法庭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有悔罪情节，依法应从宽处罚。
被告人到案后当即表达自愿认罪认罚，悔罪态度良好，并且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依法应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其依法可以从宽处理，恳请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因法律意识淡薄，无知而触犯刑法，其主观恶性和危害性相对较小，具备酌情从轻处罚情节。
根据案件证据材料以及法庭审理调查查明事实，被告人因法律意识淡薄而触犯刑法，其主观恶性较小，作案手段、方式的情节较轻，请求法庭予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及家属愿积极退赃、上缴违法所得，恳请法庭酌情从轻处罚。
律师实务之刑事案件法庭论辩技巧(1)
3、关于庭前会议。《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前， 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 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此阶段被有的检法作为套取辩 方证据及观点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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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重点不突出，胡子眉毛一把抓，效果会 较差。对有两个律师的可协商分一下主次，或分工 一下辩论的问题，比如有实体辩、程序辩之分，总 之，第一位发言的辩论内容，第二位发言时不要重 复，但两位律师之间要注意互补，而不要为了表现 自己在发言时互争互抢。
7、对证据不足的辩护。
在质证阶段已简要提出质证意见，在辩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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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申请取保候审难。
辩护律师提出申请后，由于法律上没 有设定答复的限制或救济条款，所以，办 案机关一般不予理睬，至多口头答复“案 情需要不予取保候审”。
• （3）调查取证难。
法律本身的设定就限制律师，律师调 查取证需征得证人同意，证人对司法机关 作证是法定义务，对律师调查则变成了权 利——可以拒绝；律师对被害方证人调查 则需要办案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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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选择合适的辩论方式。
律师辩论的方式，往往采取“演绎式”或“归 纳式”，一般案件采用演绎式为宜，先明确提出 自己的观点（无罪或罪轻），然后从几个方面分 述理由，这样的方式简单明了，观点易被法官了 解和接受；对一些复杂案件（例如多罪名、多罪 犯、多起犯罪以及部分无罪部分罪轻辩护的）， 采取归纳法则比较适宜，把存在的问题一个个提 炼出来，层层剖析，最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显得 很有条理，很有说服力。
《律师与公证制度》题库及答案
律师与公证练习题(一) 本科一、选择题（7×2=14）1、律师的基本素质包括（ABC ）A、知识素质B、能力素质C、品行素质D、身体和心理素质2、律师办理民事案件，须经特别授权的是（AC ）A、辩论权B、举证权C、反诉权D、调查权3、在刑事侦查阶段，律师不得行使的诉讼权利是（BC ）。
A、向侦查机关了解当事人涉嫌罪名的权利B、阅卷的权利C、调查的权利D、会见在押当事人的权利4、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法定情形有（AB ）。
A、泄露国家秘密的B、向案件承办人员行贿的C、泄漏当事人商业秘密的D、私自接受案件并收取费用的5、设立律师事务所的条件是（ABC ）。
A、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B、有10万元以上的人民币资产C、有3名以上的专职律师D、有法人资格6、公证机关的基本业务是（ABC ）。
A、证明法律行为B、证明有法律意义的文书C、证明并赋予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D、保全证据7、新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公证法规是（A）。
A、《公证暂行条例》B、《公证暂行规则》C、《公证法》D、《公证程序规则》二、判断分析（5×5=25分）1、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答：错。
诉讼活动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不择手段。
那种为了胜诉而公然违背法律，拉关系、走后门，是极其错误的。
答：对。
我国《律师法》之所以这样规定，一是基于律师是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执业，二是为了更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律师因过错执业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由其所在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
答：对。
我国《律师法》之所以这样规定，一是基于律师是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执业，二是为了更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在行政诉讼中，原被告律师的诉讼权利相等。
答：错。
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律师的诉讼权利如调查权等受到限制。
因为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具有相对优势，而且其行政行为本应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
4、在是否公证问题上，我国采用自愿原则。
答：错。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印发《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的通知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印发《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的通知文章属性•【制定机关】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布日期】2017.09.20•【文号】律法通〔2017〕51号•【施行日期】2017.08.27•【效力等级】行业规定•【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律师正文关于印发《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的通知律法通〔2017〕5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已由第九届全国律协常务理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7年8月27日审议通过。
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执行。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17年9月20日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2017年8月27日第九届全国律协常务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目录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一节一般原则第二节收案和结案第三节会见和通信第四节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第五节调查取证第六节申请变更、解除强制措施第二章侦查期间的辩护工作第三章审查起诉期间的辩护工作第四章公诉一审案件的辩护工作第一节庭前准备第二节参加法庭调查第三节参加法庭辩论第四节庭后工作第五章公诉二审案件的辩护工作第六章公诉案件的诉讼代理工作第七章自诉案件的代理和辩护工作第一节自诉案件的代理工作第二节自诉案件的辩护工作第八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工作第一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代理工作第二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代理工作第九章简易程序中的辩护工作第十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辩护工作第十一章死刑复核案件的辩护工作第十二章未成年人案件的辩护和代理工作第十三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辩护和代理工作第十四章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代理工作第十五章强制医疗程序中的代理工作第十六章申诉案件的代理工作第十七章权利救济与执业纪律第一节权利救济第二节执业纪律第十八章附则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一节一般原则第一条为保障和指导律师在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时依法履行职责，规范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和相关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结合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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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从轻辩护及其限制性操作(一)今年初，和陈老师一同到遵义，在遵义律师协会的安排下，为200多位遵义律师做了一场《罪名从轻辩护及其限制性操作》的学术讲座，现场反响热烈，演讲结束后，很多律师向我反映，这一演讲颠覆了他们很多传统的观念。
这是我第一次面向律师群体进行学术演讲。
以下是这次演讲内容的学术版，发表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8月号。
现场演讲版没有时间整理，比学术版有更多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演讲结束后，我们还专程前去茅台酒厂车间参观，并在生产车间里喝到了刚刚生产出来的原浆。
整个镇子飘满了酒香，那天，我喝了很多……内容摘要由于无罪辩护面临的种种困境，辩护律师往往选择较指控罪名更轻的罪名进行辩护，而不再仅仅论证控方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罪名从轻辩护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却在理论上饱受争议。
在法院有权变更指控罪名的制度环境之下，辩护律师选择罪名从轻辩护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和有限的正当性，有利于减轻或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遵循事实成立无异议原则、事实范围同一性原则和被告人同意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利益。
关键词罪名从轻辩护变更指控罪名量刑辩护一、问题的提出所谓罪名从轻辩护，是指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辩护人根据指控犯罪事实选择比指控罪名更轻的罪名进行辩护，而不再仅仅反驳指控罪名不成立的一种辩护形态。
为了更为深入直观地分析这种辩护形态，我们可以先关注一起真实的案例。
2007年9月27日，被告人龙英勇与曾祥举、龙发旺等人在锦屏县三江镇飞山社区六街开发区第26栋三楼301号房间打牌时，曾祥举因发现与其同桌打麻将的被害人杨永其打假牌诈赌而与杨发生争吵，在该屋其他房间打牌的被告人龙英勇及龙发旺等人听到争吵后闻讯赶来围观。
其中曾祥举、龙发旺在动手殴打杨永其并被围观旁人劝阻的过程中，杨永其跑出房间往大门方向时，曾祥举、龙发旺及其他在场围观人跟着追出。
当杨永其后退到靠近大门的厨房边时，被此时站在杨永其身后的龙英勇抓住杨的后衣领一拉，杨永其即倒在磁砖地上，造成其头部受伤。
经法医鉴定，被害人杨永其的伤情属重伤。
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向该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龙英勇及其辩护人刘万宏辩称,公诉机关指控定性错误，应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
理由是被告人没有伤害被害人的故意，只是怕龙发旺等人打被害人出事来，才将被害人往自已身边一拉，想不到这一拉，因地板系磁砖，导致被害人倒地致成重伤，这是被告人疏忽大意造成的后果，属过失致人重伤，被告人愿认此罪。
法庭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在杨永其倒地前后均没有伤害被害人，被告人的行为应属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即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应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定性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应属过失致人重伤罪的辩解，符合客观事实，法庭予以采纳。
最后根据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被告人龙英勇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在本案中，辩护律师并没有仅仅围绕控方指控的罪名展开辩护，而是在否定故意伤害罪的同时提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重伤这一较轻罪名的辩护意见。
从最后的辩护效果上来看，如果法院按照控方指控罪名定罪量刑的话，按照刑法规定应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由于辩护律师提出的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的辩护意见得到了法院的认可，从而只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于辩护律师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其他一些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最终赢得了判二缓三的判决结果，辩护可以说大获成功！本案中辩护人所运用的辩护策略就是本文所称的罪名从轻辩护。
尽管这种辩护形态往往会取得良好的辩护结果，但在理论上却饱受争议，反对者认为：首先，罪名从轻辩护违背了辩护律师维护委托人最大利益的职业操守。
其次，罪名从轻辩护使得律师变成“第二公诉人”，容易造成与被告人及其家属的矛盾和对立。
比如，著名刑事辩护律师田文昌对这种辩护策略就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辩护律师的职责只是论证控方指控的罪名不成立，而不应当庭指出被告还构成另外的犯罪。
在田律师代理的一起案件当中，被告被指控贪污和挪用公款，事实清楚，被告人本人也供认不讳，但是田律师经过调查却发现，被告所动用的并非公款，而是一个私营性质的关系单位的款项，所以贪污和挪用公款这两个罪名都不能成立，但是被告的行为具有利用帐外客户资金发放贷款的性质，确实构成了另一罪名。
尽管如此，田律师在法庭上仍然依据现有的证据作了无罪辩护。
但在事后，田律师也坦诚，被告人的确构成了其他的犯罪。
面对这一问题，实务界的争论以及理论界的沉默恰成鲜明的对照，这也恰恰激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本文旨在依次回答如下一些问题：为何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会出现罪名从轻辩护这一独特的辩护形态？在控方指控事实构成犯罪已无异议的情况之下，传统的无罪辩护是否能够维护被告人的最大利益？罪名从轻辩护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哪些表现形式，其对被告人利益究竟会产生哪些影响？罪名从轻辩护究竟是否具有正当性？辩护律师因此而遭受的“第二公诉人”的质疑是否能够成立？如果认为这是一种较为现实的辩护策略因而需要坚持的话，又应对其进行哪些必要的限制，以使其不会损害被告人的最大利益？一、无罪辩护的困境我国《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可见，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通过提出无罪和罪轻辩护意见维护委托人的最大利益。
应该说，在被告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的场合下，如果辩护律师能够进行无罪辩护并取得成功，当然应被视为最佳的辩护结果，也符合委托人的最大利益。
但是笔者的问题是，像上文列举的案例一样，如果辩护律师认为控方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基本没有异议，该行为又确实符合另一较轻罪名的犯罪构成时，仅仅为其作指控罪名不成立的无罪辩护是否符合被告人的最大利益？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首先，我国以社会危害性为核心的犯罪论体系决定了纯粹的无罪辩护很难取得成功。
在我国法官的定罪思维中，罪与非罪的判断总是优先于此罪与彼罪的判断。
在以社会危害性为龙头的实质刑法观中，法官往往总是根据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先形成是否应予以刑罚处罚的判断，然后再通过听审过程寻找支持这一判断的证据。
正是这种普遍存在于法官思维中的实质刑法观将犯罪构成决定犯罪成立的罪刑法定观念搁置了起来。
换句话说，“罪名是决定刑事责任的起点，而这个起点的确定有时却发生在刑事诉讼的最后一刻。
”这一以实质刑法观和社会危害性为核心的定罪思维使得法院在罪名的选择与判断上不受起诉的制约，对犯罪行为后果的实质性判断超越了犯罪构成要件的形式性判断，最终使得罪刑相适应原则超越了罪刑法定原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帝王条款，只要法官认为行为产生了足够的社会危害性，就必然会在庞大的罪名体系之中找到一个最为合适的罪名给被告人定罪，以使得罪行与刑罚取得大体一致的对应关系，而绝不会在行为具有足够社会危害性的前提下，仅仅因为不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而宣告被告人无罪。
因此，在事实基本成立的前提下，这种以社会危害性而不是以形式违法性为核心的定罪观使得辩护人所作的纯粹的无罪辩护很难取得成功。
辩护人必须寻找到一种能够更为现实地维护委托人合法利益的辩护策略和方法。
其次，不受任何制度约束的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制度极有可能导致对被告不利的从重变更，因此仅仅针对指控罪名进行无罪辩护还可能蕴藏着更大的风险。
在重视“实质正义”和“实事求是”的立法思维指导之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与“无罪推定”和“不告不理”原则相背的法院变更起诉罪名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6条的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第178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新的事实，可能影响定罪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人民检察院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照本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依法作出裁判。
”在这一制度之下，只要法官对指控事实的社会危害性形成初步判断之后，几乎很难仅仅因为证据的问题而宣告无罪，因罪刑法定原则而发展出来的庞大罪名体系也为法院通过罪名实现刑事制裁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与西方变更罪名制度不同的是，我国的法院既可以选择从重变更，也可以选择从轻变更，而没有任何必要的限制。
因此，如果辩护律师仅仅着眼于进行指控罪名不成立的无罪辩护，而不对法院可能作出的罪名认定进行适当的引导，甚至会带来对被告人更为不利的结果。
以诈骗罪为例，一起最初被指控为诈骗罪的公诉案件，同一个案件事实却在定性上呈现出多种可能的变化方向，在法院的判决书中竟先后出现了“票据诈骗”、“贷款诈骗”、“合同诈骗”、“抢劫”、“挪用公款”、“擅自设立金融机构”、“职务侵占”、“行贿”等多种可能的罪名认定，其中既有从轻的罪名，也有从重的罪名。
类似的例子还有从故意伤害罪变更为寻衅滋事罪或故意杀人罪，合同诈骗罪变更为伪造公司印章罪或集资诈骗罪等等，正是这种利益流向的不确定性使得单纯的无罪辩护不但可能无法否决已经作出的指控，甚至还会使被告人承担更大的潜在风险。
最后，仅仅针对指控罪名进行无罪辩护还会使得辩护律师无法充分地就量刑情节和证据进行举证，从而丧失量刑辩护的宝贵机会。
由于我国定罪和量刑程序合一的庭审结构，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和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法庭一般都要先解决定罪问题，然后再进行量刑问题的调查和辩论。
而辩护律师一旦选择作无罪辩护，往往就忽视量刑情节（尤其是酌定量刑情节）的搜集与提供，也没有再做量刑辩护的可能了。
而法官受到社会危害性理论和实质刑罚观的影响，在缺乏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时，就极有可能会作出指控罪名最高刑罚的“顶格判决”，而这在死刑罪名中就意味着辩护律师一方面在做着慷慨激昂的无罪辩护，而另一方面，自己的当事人却要面对死刑的宣判！这种理想的辩护和现实的结果之间的反差是何其之大！这种对无罪辩护的理想化追求还会导致无法充分进行量刑辩护的结果，从而既不能获得无罪宣告，也无法获得量刑上的从轻处罚，给被告人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
广州许霆案件辩护就是如此，两名辩护律师以许霆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为由进行无罪辩护。
在长达4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却没有机会发表任何量刑意见，而这起案件之所以引起全国的高度关注，恰恰是因为一审法院量刑过重。
两名律师在被记者问到这一问题的时候无可奈何地说，我既然选择了无罪辩护就只能坚持到底，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都只能围绕无罪辩护展开，等我发现定罪已成定局，准备就量刑进行辩护的时候，程序已经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