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史料与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

档案史料与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原始调查材料的发现及其史学价值韩振国摘要：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调查是其中优秀代表。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这些材料已遗失或销毁，山西省档案馆所藏档案证明，部分材料还健在。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

“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原始调查材料的发现，对研究抗日根据地社会史是极其宝贵的。

关键词：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档案根据地社会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在解放前各时期都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

“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组织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在陕北、晋西北作了大量调查，其成果大都已出版，但原始调查材料不知去向。

张闻天在晋西北调查的材料，学术界一直以为已经遗失或销毁，事实上，包括这些材料在内的根据地时期的大量社会调查的原始材料就静静地躺在档案馆的旮旯里。

某些学术问题的研究不是缺少材料，而是缺少发现材料的眼睛和耐心。

一2001年，笔者考入山西大学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

2002年秋，我到山西省档案馆收集资料，发现大量抗日战争时期调查档案，于是确定研究抗日根据地社会史。

在查阅档案过程中，“革命历史资料”第141卷宗引起我的注意，这是有关山西西北部兴县的档案。

抗日战争中，兴县蔡家崖是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贺龙所率领的一二零师也驻在此地。

1948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去西柏坡的途中，就在蔡家崖驻留，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更让我惊喜的是，第141卷宗的档案有大量的农村调查材料，这些调查详细、完整，完全不同于其他卷宗。

例如黑峪口村的调查有十几项之多：《黑峪口调查——概况》、《政治环境的变迁》、《黑峪口调查人口与劳动力变化》、《黑峪口土地占有》、《黑峪口土地使用》、《黑峪口土地典押与回赎》、《黑峪口租佃关系租出伙出租入伙入》、《黑峪口地租问题》、《黑峪口役畜所有》、《黑峪口物价调查表》、《黑峪口调查（十三）手工业、（十四）饭摊》、《黑峪口调查——雇佣关系》、《黑峪口村商业》、《黑峪口调查——文化教育》、《黑峪口阶级关系变化问题》、《黑峪口代表大会纪录》、《黑峪口代表会议公民小组会议实录》、《黑峪口行政村十个负责干部小传》等等。

在导师王先明先生的资助下，我大量复印了这些档案，并决定毕业论文就依此为基础，写一篇抗日根据地基层权力结构变迁的文章。

在阅读这批调查档案的过程中，我对这些档案的来源产生了兴趣。

这些档案资料标示的调查时间是1942年6月——8月，黑峪口村有部分材料为9月，地点是晋西北根据地兴县二区的几个村庄——黑峪口、任家湾、唐家吉、桑蛾、中庄、高家村、高家沟、西坪、赵家川口、碾子村、花园沟等，而且各村调查内容相近，许多表格是同一种油印表格。

这使我很快想到1942年张闻天组织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以下简称“延调”）[1]所调查的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庄。

张闻天等人是1942年4月13日到达兴县二区，4月22日正式展开调查，8月31日“调查工作从此告一结束”[2]，9月14日过黄河到彩林。

从时间、地点来看是大体吻合的。

是否有另一组调查员的调查？但这是说不通的。

“延调”是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成立的，成员有中央书记处刘英，中央党务研究室的雍文涛、薛光军，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曾彦修，中央财委的尚明、徐羽，中央研究院的许大远、薛一平、马洪等九人，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担任团长，这样规格的调查团，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中央的，到各根据地必然受到尊重，并积极配合其工作的，怎会在同时同地组织调查团，抵制中央呢？从当时人的回忆、日记中，也明显看出不可能出现另一个调查团。

晋西北根据地在1941年以晋西区党委名义组织人员作了大量调查，目前有部分尚存于山西省档案馆。

1942年初，根据地正式成立了晋西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分为四股：政治经济股、文化教育股、群众运动股、党务研究股，分别由肖扬、龚逢春、王达成等人任股长，下边还有各小组[4]。

1942年8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研究室亦随之改名为“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在抗战时期，这一组织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许多调查及时发表在《抗战日报》上，为根据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起了很大借鉴作用。

是晋西区党委调查研究室组织了另一个调查？答案正相反。

晋西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参与了“延调”。

段云是当时晋西区党委调查研究室的经济组组长，他负责花园沟行政村碾子村的调查，这在张闻天日记和段云本人的回忆中记述的十分清楚[5]。

同时参与调查的研究室其他领导人还有肖扬、阎秀峰、赵辉、刘文珍等人。

晋西北根据地党政军民各团体参与此次调查的共有40多人。

以上分析可知，1942年上半年兴县二区不会存在另一支调查队伍。

下面再从内容上分析这批档案与“延调”材料的关系。

张闻天根据“延调”土地材料写出《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以下简称《报告大纲》），由于是提纲性质，所以许多内容介绍粗略。

在有关土地问题材料中，把十四村分类为川地村子、山地村子，而我们已无从查证哪几个村被划为山地村或川地村，但所庆幸的是，在第二部分“各阶级土地占有的变化”，第四部分“租佃关系内容的变化”，第五部分“土地使用的变化”中，有大量关于黑峪口村的具体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的对比，也可看出档案材料与“延调”材料的关系。

在《报告大纲》中，有关地主土地的记载：“黑峪口租出地大减（由二千四百五十四垧减到一千三百七十三垧）。

伙出土地数与户数均略有增加，但为数不大（土地由四十八垧到一百七十·六垧，户数由四户到八户）”[6]。

（表一）为租出伙出土地合表，（表二）为伙出土地表，用（表一）中租出伙出土地数减去（表二）中伙出土地数就可看出，地主租出土地数量相同，只是1373.04只保留了整数，伙出土地数也是相同的，只是表中数未四舍五入。

户口数完全相同。

再看中农，《报告大纲》记载：“黑峪口战前战后均为二十%”。

“黑峪口：租出土地从七十五·五垧到一百一十九垧；户数由四户到五户。

伙出土地战前无。

现在伙出户一户，土地十二垧（黑峪口地主土地多，中农土地少）”[7]。

根据（表一）与（表二），用计算地主土地变化的相同方法可得出与《报告大纲》完全相同的数字。

有关黑峪口租入伙入土地情况，《报告大纲》中只有中农和贫农的具体数据。

关于中农的记载：“黑峪口租入土地减少（从二百四十垧到一百五十二垧），户数略增（从七户到十户）。

伙入过去无。

现在伙入土地五十四垧，户数二户”。

[8]档案与《报告大纲》二者记载不完全一致，《报告大纲》中租入土地数量和（表三）租入伙入总数相同。

笔者判断，张闻天写作时忘记减去（表四）中伙入土地数量的可能性极大。

实际情形应为：中农战前租入240亩，调查时租入为96亩，户数由7户到8户。

黑峪口贫农租入土地记载：“租入土地减少（由三百九十·五垧到一百九十五·五垧），户数亦减少（由二十八户到十七户）。

伙入土地略增（由六十九·五垧到七十五·一垧），户数亦增（由六户到十户）”[9]。

由（表三）与（表四）计算得知，除租入户数不同外，其他完全相同。

关于黑峪口村土地使用情况，《报告大纲》中只有中农与贫农的记述：“（中农）使用土地从六百四十九·九七到五百六十四·四三，每户平均从三十二·五到二十二·五八垧；（贫农）使用土地从五百二十九·五到四百五十九·零六，每户平均从十二·三一到十二·七五”[10]。

与档案材料完全吻合（参见表五）。

兴县位于晋西北黄土高原吕梁山北麓，县境东北、东南、西南三面环山，有大小丘陵3300多座，沟壑3900多条[11]，“农夫力穑，崇岭峻坂，无不耕植”，[12]这里土地总数量很多，但产量极少，每个劳动力能耕种25垧，即75亩地。

笔者在2003年春到晋西北五寨县，一位退休老干部告诉我，当时土地垧数并不是精确测量的，很多是估算的数字，目测一片地大概有多少，就按多少垧算。

当时人的“垧”是指“一人一牛一天所能耕种的土地数量”。

由此可知，当地土地数量是及不精确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闻天所作的《报告大纲》却与馆藏档案记载的数量一致，能精确到小数点后百分位，说二者没有关系，是说不通的。

在《调查大纲》第十部分“借贷关系”中，张闻天引用了许多当地的俗语，如“钱不过三，粟不加五”“放账三年本对利”“过了腊月廿八，逼的穷鬼上石头”[13]等等。

在档案《黑峪口借贷关系》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关于利率，老百姓有一句俗语，‘钱不过三，粟不加五’，就是说钱息不超过三分（月息），粮息不超过五分（每斗每年五升）。

又说：‘放账三年本对利’，就是说，贷出钱去，三年后利息可超过本钱。

“过了腊月廿八，逼的穷鬼上石头（意即上山躲债）。

”[14]此外，当时的“延调”成员，中央研究院的马洪先生在任家湾调查时写了《记任家湾春耕动员群众会》一文，发表在抗战日报1942年5月5日第3版，其原件就保存在任家湾村档案的卷宗里。

如果这些档案是“延调”材料，那么既然在1942年8月末各种材料都已经写完并交张闻天阅读过，怎么会在9月份写出呢？6——8月的材料和9月材料是否是多个调查员的草稿和调查后的整理稿的关系呢？这一点也被否决了。

笔者在查阅中发现，即使在7月份写成的材料中，同一村各材料之间关联性也很强。

如《黑峪口阶级关系变化问题》文末有：“下面，将更具体的看到各阶级在人口与劳动力，土地占有、土地使用、借贷、雇佣、商业……等各方面的变化”[15]；《黑峪口土地占有》中，有：“由于本村在外村占有了大量的土地，使土地的使用和租佃问题更趋于复杂，这在以后将会明显看到”[16]；《黑峪口地租问题》中有：“关于平地水地租率的变动，在伙种问题上将专门谈及”[17]。

其他档案中也有类似的叙述。

这些一充分证明7月份的材料已是整理稿。

查张闻天日记，8月27日有这样一句话：“各村材料抄一份送延”[18]。

由此可知，这次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村调查的材料并非一份，而是两份。

山西档案馆所藏任家湾、中庄、唐家吉、桑蛾、西坪、柳叶村、高家村等村材料为原件，黑峪口村材料部分为原件，部分为抄件。

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有二：第一是时间，馆藏黑峪口村部分材料时间为9月，如《黑峪口调查——概况》、《黑峪口调查：人口与劳动力变化》、《黑峪口土地使用》、《黑与口雇佣关系》、《黑峪口村商业》等，“延调”关于十四个村土地问题总结材料在7月末已经做出，怎会9月才写出黑峪口土地问题的材料，况且《黑峪口调查——概况》作为调查的序言应在其他材料之前完成，怎会是档案所标示的1942年9月？第二个理由是根据调查笔迹。

查张闻天日记，他于6月17日“提议各组指定一人写作，其他同志参加意见”[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