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矛盾思想及其表征探析

［摘要］冯梦龙“情教”思想，实际是情教与名教的矛盾思想。他试图苦心营建“情教”理想来取代传统“名教”思想，将自己以情施教的思想体系贯彻在以名为教的社会现实中。冯梦龙情教与名教思想的矛盾，是二者在逻辑起点上的对立和逻辑终点上的同旨，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其婚恋观、妇女观、忠孝观和释道观四个方面。

［关键词］冯梦龙；矛盾思想；内涵；表征［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09)01-0072-05

［收稿日期］2009-02-14

［作者简介］霍省瑞（1981-），女，陕西绥德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

冯梦龙矛盾思想及其表征探析

霍省瑞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2009年第1期总第65期

No.1.2009Total No.65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晚明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对人生与社会曾有焦灼的思考，提出“我欲立情教［1］”的大胆主张，并欲“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2］，显露出离经叛道的狂士锐气。于是，研究者多取其“情教”思想加以阐释，且评价较高，甚至说它反封建、反圣学，具有启蒙思想的性质［3］。事实上，冯梦龙以情施教的同时，不离名教的道德说教，浓浓的人性情感与明白无误的劝诫意图始终难解难分。冯梦龙“情教”思想，实际是情教与名教的矛盾思想。

一、“情教”与“名教”的界定

“情教”一词，冯梦龙首次提出。何谓“情教”？在诸多研究冯梦龙思想的学术讨论中争议颇多。方胜提出，“情教”就是冯梦龙的“教化”论［4］。游友基更细致地解释“情教观”的内容，就是用文艺等各种手段宣传情，推行社会教育［5］。傅承洲则认为“冯梦龙提出的‘情教’就是一种以情为教义的宗教”，并将其与释道并称［6］。实际上，冯梦龙在《情史》［5］序及该书的系列评语中，对其进行了集中表述。“教诲诸众生”已表明“情教”思想的宗旨，进一步则表述为“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7］。可见，冯梦龙试图将世间万般“情”

作为教化众生的基点，同时又将之作为施教的主要内容、基本手段，他努力通过情感而施行道德教化，用情感去感化人，以期将人类世界变成井然有序的人间天堂。简言之，“情教”就是冯梦龙以情施教的教化理论。

“名教”一词，从现存史料看，最早见于《管子·山至数》：“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8］嵇康《释私论》又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9］。此后，被许多史籍文献广泛使用，冯梦龙也喊出“发名教之伪药”的时代宣言。何为“名教”？古今学者亦对其多加阐释。东晋袁宏《后汉纪》指出：“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10］南朝郑鲜之亦说：“名教大极，忠孝而已。”［11］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明确谈到：“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12］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又认为：“所谓名教乃是因名立教，其中包括政治制度、人才配合以及礼乐教化等等。”［13］以上诸种阐释总体上体现了一种倾向性，即将“名教”与“儒家”相等同，前者似乎成了后者的代名词。冯梦龙试图突破的“名教”，亦是以名为教，不出忠孝节义等儒家所宣扬的伦理规范和道德

2009年第1期霍省瑞:冯梦龙矛盾思想及其表征探析

准则。

二、情教与名教矛盾思想的对立统一

冯梦龙欲“立情教”而“发名教之伪药”，试图苦心营建“情教”理想来取代传统“名教”思想，试图将自己以情施教的思想体系贯彻在以名为教的社会现实中。冯梦龙的情教思想，重视情感的作用，但并未突破儒家所标榜的名教范畴，最终没能实现美好理想。相反，在其言行中表现出的，却是挥之不去的情教与名教思想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其“情教”思想，亦表现为情教与名教矛盾思想的对立统一，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

（一）情教与名教在逻辑起点上对立

冯梦龙试图以情感而施行教化，无疑极大地发挥了情感的作用。他在《情史·序》云：“又尝欲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传，使人知情之可久，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如睹春花发，齐生欢喜意。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14］冯梦龙看来，情是教化的逻辑起点，是万物的本源，是人生的根本法则，是维系人际关系、人类社会和谐的不可或缺的纽带。凭借情感施行天下国家的普遍准则，人类社会将春意盎然。冯梦龙的情教理想是一个温馨的情感世界，这个世界里维系社会等级制度的不是冷冰冰的道德说教，而是以情为本的真情感化。

名教思想则不同，它不是靠情感，而是“以名为教”，是从正名定分的道德伦理出发来进行教化，以定名分、立名目、称名号、制名节的宗教等级制度及其相应的道德规范为逻辑起点。儒家历来重视宣讲式的道德教化，认为人只有获得丰富的道德知识，方能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并由此产生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行为方式。于是，名教思想就依靠理性的宣传力量，试图通过对几千年来所形成的那一套系统理论进行宣讲，对已经成为维系社会基本准则的道德进行说教，在人们内心建立牢固的道德防线。名教让人在自知自觉的理性支配下进行一切社会活动，自觉约束自我行为，使之合乎道德规范，从而达到教化众生、纯洁人伦的宗旨。

（二）情教与名教在逻辑终点上同旨

冯梦龙《情史·序》明确表述了情教思想的逻辑终点：“虽事专男女，未尽雅驯，而曲终之奏，要归于正。”［15］情教的旨归是教化，用情感来淳化社会，感化民众。他还将情感极度泛化，“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16］，将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统统纳入情的范畴，这更是在向名教纲常伦理靠拢。可见，冯梦龙情教思想所维护的，仍是既定的封建社会秩序。他“立情教”并非要启蒙人性，张扬个性，而是为儒家礼教寻求更合适的理论依据。他志在于三纲五常中灌注情感因子，把“情”作为基点与内容，使盗贼不作，奸宄不起，以达到重振纲纪的目的。由此，冯梦龙情教与名教思想就明显地表现出逻辑终点的同旨性，情教以情施教，感化众生；名教以名为教，教化众生。二者取途虽殊而归趋同一。

不仅如此，在冯梦龙看来，名教与情感还可以统一。《情史·情贞类叙》云：“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17］他指出“忠孝节烈”是道理上的事情，是外在于人的为社会需要而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而愿意履行这些规范是人情感上的选择和意愿，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诉求。只有从情出发而执行的礼教才合理，无情之理是难以实现的。可见，冯梦龙并不认为情感与名教有根本性冲突，而肯定二者的统一性，统一的基础是从至情上做起，出自真情地、自觉自愿地履行忠孝节义。

（三）情教与名教矛盾思想的深刻内涵

冯梦龙情教与名教矛盾思想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借男女之真情”不可能彻底“发名教之伪药”，情教思想不可能解决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因为情感与名教永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存在。放纵情感，率性而为，必然会导致不受道德约束，不被名教所羁缚，这怎么可能不与要求人们严守社会规范的道德准则发生冲突呢？如果严格遵守那一套封建伦理道德，那么生机勃勃的情感又怎么可能避免不遭到礼教的残酷扼杀呢？

冯梦龙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矛盾的存在，所以在他的思想里，并未将情教和名教看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认为“六经皆以情教也”［18］，肯定了二者统一同旨的一面。在他看来，“以情施教”是以否定外在的道德教化为始，复以实现伦理纲常为终，以情为外在形式，以教为本质内容。他试图用“以情施教”代替“以名为教”，并不是对“名教”的简单否定，而是从情本论角度为其名教思想寻求根据，进行论证。这样，就把对情感的关注导入了对教化的探索，实则旨在补修名教，净化名教。换句话说，从情教的角度诠释名教，而归结为对名教的认同与尊崇，人性与封建礼教实现了自然的契合。

需要指出的是，冯梦龙试图以真情设计人类社会的美好蓝图，却走向了名教。虽然他有努力调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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