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派对西安事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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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责任

西安事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责任

西安事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责任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是一场军事政治危机,由蒋介石执政的国民党军队和由张学良和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发生的冲突导致。

这场事件不仅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巨大反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西安事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责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西安事变发生之前,是中国国共两党内部矛盾不断的时期。

国共党在南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中不断壮大,国民党在对日抗战中也取得了胜利,但国共两党对于对待日本和对待国内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

国共党和苏联方面坚持以游击战争和建立民主政治为主,而国民党方面强调战争和军队的统一,并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东北军高层决定联合蒋介石反对国共合作政策。

他们希望国民党能够停止与中共的谈判,恢复对苏联的关系,并采取更加强硬的抗日政策。

为此,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派遣高岗、李宗仁等人前往河南省的西安代表国民党中央要求改变政策。

西安事变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责任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让人们认识到,国共两党合作的路线是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关键。

西安事变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并最终导致了国共两党达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并开始共同推进抗日战争。

其次,西安事变让人们意识到,民族团结和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国民党方面从未真正考虑过少数民族和人民的意见。

相反,他们一直采取的是统一的军事行动。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逐渐认识到对民族团结和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并逐步加强了与少数民族和人民的联系。

此外,西安事变还让人们认识到,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国宣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并宣称愿意与其他国家保持合作关系。

这为后来中国参与世界事务打下了基础。

最后,西安事变让人们认识到,国内安定的重要性。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摘要: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不但毁了主战派军阀争权夺利的诡计;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正如郭冠英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

”[1]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毁了主战派军阀争权夺利诡计。

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既是国民党党魁,又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他在西安被扣,使得南京政府群龙无首、乱成一团。

在如何应对,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各派政治势力,都从自身的立场和利益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南京政府内部迅速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主战”和“主和”两派。

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主战”派中别有用心的关键人物何应钦和佯称治病屈居德国的汪精卫。

正如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2]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粉碎了国民党以何应钦为首的反蒋势力争夺权利的阴谋。

“事变”发生的当天早晨,南京就收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

下午,何应钦在他的寓所邀请党政军首脑会晤,商议如何对待西安事变?他“情绪激动,态度坚决:张学良、杨虎城劫持统帅,大胆妄为羞党国,纲纪何在!不讨伐不足以雪耻,不足以振军威,不足以平举国之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何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何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何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以和平解决的方式结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以下是其中几个方面的历史意义:
1.保障国家团结与统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保障了国家的
团结和统一。

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停战协议,使得内战的爆发得到避免,为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保障。

2.加强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释放了
被扣押的周恩来,开始了长时间的国共合作。

中共与国民党在事变之后逐渐加强了合作与对话,为共同抗日打下了基础。

3.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团结进程: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
合作和团结走向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

双方在事变解决后互相释放囚犯、举行谈判,共同制定对日作战方针和政策等,有效地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进程。

4.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正确领导: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

中共党内正确决策,坚持抗日战争合作大局,克服了内部分歧,展现了其作为革命党派的坚定领导和斗争精神。

5.提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西安事变的和
平解决对于提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强了交流与合作,进一步
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了全国人民投身抗日斗争。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它保障了国家团结和统一,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团结进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提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和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安事变后的各方反应

西安事变后的各方反应

标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背后的各方反应摘要: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

在课上老师的讲解后,笔者才知道西安事变发生后,并非如中学课本所描述的那么顺利——顺水推舟地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背后的各方势力实际上反应不一,博弈、妥协不断。

故笔者决定探究一番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反应。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正文:1935年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这使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而此时,因属下部队与红军作战失利而放慢了“剿共”步伐的张学良、杨虎城,被中共的主张所吸引,彻底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尝试与中共和谈,同时谏言蒋介石联共抗日。

但蒋介石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甚至亲临西安督战,致使张、杨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于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当西安还为茫茫夜色笼罩着的时候,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很快,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手下的东北军到华清池捉住了蒋介石,紧接着,张、杨二人“挟天子以令诸候”——提出八项主张、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一、南京国民政府西安事变后的初期,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分别是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主战派和主张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主和派。

主战派何以主战,戴季陶对此有所解释:“张、杨.....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

中央既不能屈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

故中央对策应持以坚定。

"i在主战派看来,蒋的个人安危应该让步于国家纲纪,故剥夺张、杨原本兼领的各职,明确下令讨伐这二人。

因为主战主张,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召开的较大应急军事会议有三四次,例如12月16日,会议作出决议——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由国府下令讨伐张学良,推于右任为“西北宜慰使”,同时,当日,国民政府即颁布命令,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等地。

试析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

试析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

试析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几乎震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自1927年,蒋介石“厉行清党”,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蒋介石“剿灭”。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蒋介石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继续进行围剿。

“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

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

“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

”,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

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

近代史纲要论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

近代史纲要论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

本文结合作者查阅到的一些历史资料,分析在西安事变中各方势力的利益和主张,进而得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得出的结果。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何应钦宋美龄周恩来和平解决相互制衡【正文】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还笼罩在一片夜色苍茫中,熟睡中的蒋介石还没有嗅到空气中异样的气息。

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八项主张,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走到了抉择的边缘,失去统帅的南京方面扬言讨伐,宋美龄和宋子文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极力相劝,蒋介石从拒绝屈服到接受协议,共产党反复斡旋期望和平解决。

最终,西安事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内战,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可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下面结合所查阅到得一些史料,简单谈谈个人对此的一些看法。

一、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作为事件的主角,张杨二人的态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即便是事变初期,蒋介石拒绝让步之时,张杨二人的态度就早早为事件定下了基调,这也是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基础。

从西安事变爆发的过程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持续敦促张学良剿共,以达到“一斧两砍”的目的,这固然是与张学良的利益相冲突的。

另一方面,西安学生在12月9日大规模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介石却怒称要射杀学生,这激起了张学良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兵谏”的导火索。

事实上,虽然采取“兵谏”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但张杨二人的初衷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担心,如果在事件中蒋介石丧生,中国可能重新走上北伐前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格局,这显然不是当年为了维护全国统一而宣布“东北易帜”的少帅所希望看到的。

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的事件。

这场事件的发生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西安事变的经过1936年,全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的抗日运动,周恩来等人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战线,集合了共产党,各个民主党派,军队,左翼派系等,形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基础。

此时,日本在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加剧,蒋介石在困境中加紧了对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批判,这使得两党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1936年12月,蒋介石决定前往西安视察军情,要求北路军撤离,以配合对日战争。

但是,在北路军的领袖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带领下,数千军人包围了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对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批判,并且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彻底动员全国抗日。

张学良认为,唯有民主政治才能让中国彻底动员全国的力量来抗击日本。

二、西安事变的影响1. 弱化了军阀政治西安事变的发生,打破了国民党军阀统治和维持社会和谐的权威,给中国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2. 增强了全国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西安事变前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全国各地的抗日运动也越来越激烈。

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的长期斗争进入了一个带有更为鲜明的全国统一战线的新阶段。

3. 前途暗示了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西安事变后,不少革命者意识到,中国的乱象不是因为历史责任重重和天命的安排,而是由于放权不当、对民主政治的排斥和贪腐统治。

中国能否走向强大与复兴,关键在于以新的民主政治为基础。

三、时机因素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国共两党也面临着日本侵略严重的威胁。

就在西安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此为借口,采取了某些行动,此时,全国上下一致认为必须要恢复军队的解放,而决定西安事变的军方领袖恰恰把这种民意体现到了行动上。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场事件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意义重大,并且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影响和启示。

也说西安事变为何能够和平解决

也说西安事变为何能够和平解决

也说西安事变为何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共方面的因素:因为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

对于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

由于我党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而不为一切暂时的因素所动摇”。

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

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所竭诚拥护井为之实现的。

”在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杀掉了蒋介石,那么,这就给“南京政府的‘讨伐派’即有了口实,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爆发,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

中共中央认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

“经过中共多方面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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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发生后, 国民党政府内一片混乱。

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上, 国民党内部业已形成的左派、中间派和亲日派、亲英美派等因各自利益和背景的不同, 迅速分化重组为两大派: 一派以亲日派分子、国民党军委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 以戴季陶(考试院院长)、吴稚晖(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居正等为骨干, 在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下, 力主武力解决, 讨伐西安, 而对于蒋介石之生死全然不顾, 力图将事态扩大, 把时局搅乱, 自己在混乱中依靠日本的配合, 火中取栗, 最终取而代之。

此即“主战派”。

另一派以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宋美龄(蒋介石夫人、时兼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为首, 主张积极营救蒋介石, 以维护英美在华利益, 此即“主和派”。

同时,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大批嫡系将领都表示, 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而处于“杂牌”地位的各地方实力派, 长期以来一方面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又与蒋介石貌合神离, 事变后, 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 为了保全自己, 或公开赞同或暗中支持、同情张杨, 或看风使舵, 持观望态度。

各地方实力派虽反应不一, 但他们都同意或主张“政治解决”事变, 这在客观上加强了主和派的阵营, 有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本身就是势力强大的地方实力派, 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 在广大东北军、西北军爱国官兵的支持下, 慨然举行“兵谏”, 并首倡和平解决事变。

由于张杨二将军的努力, 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支持, 最终使西安事变得以迅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生后, “主战派”何应钦利用其自身优势, 先下手为强, 封锁消息, 并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在京军政首脑紧急会议, 最后作出了“指挥军队由何应钦负责”等决议, 并致电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分子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

一时间, 讨伐声起, 大有不炸平西安讨伐张杨势不罢休之决心, 并于12月16日下达“讨伐令”, 由何应钦亲任“讨逆军”总司令, 调兵遣将, 开往西安, 内战一触即发。

“主和派”在英美支持下, 极力稳定南京局势, 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 营救蒋介石。

12月12日孔祥熙得知蒋介石被扣于西安, 立即通知在上海开会的宋美龄, 二人忧心如焚。

孔祥熙从张杨的八项主张和张学良给他的电报中得知张杨并无害蒋之意, 宋美龄则认为张杨无非是借此要钱要地盘。

但孔宋要求和平解决的主张是一致的。

于是, 孔宋等“主和派”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并与主战派进行斗争, 以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有人认为, 南京政府内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是一场权力之争, 是南京政府内的一场狗咬狗的斗争 . 这种观点实在有失偏颇, 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 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 其实, 和、战两派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二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主和派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口的是为了` 营救”蒋介石, 主战派用战争手段解决事变, 目的同样是为了` 营救’蒋介石。

当时主张出兵讨伐最力的戴季陶说得很明白. 他说: “我是信佛的, 活佛在拉萨, 去拉萨佛有三条路: 一是由西康去昌都, 二是由青海经玉树, 还有一条经印度越大吉岭, 这三条路都可以通拉萨, 诚心拜佛的人这三条路都走, 这条路走不通走另一条, 总有一条路走得通的, 不要只走一条路. ’因此, 他虽然主张出兵讨伐, 但并不反对和平解决, 他对宋子文说:“老实说, 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 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 拯求蒋介石, 同I付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 因为这是政治, 不能不如此. ’主张出兵讨伐的黄埔系将领也认为, 只有迅速出兵讨伐, 把西安包困起来, 才可以使蒋介石安全脱险, 而和平协商只会拖延时间, 是不忠于蒋介石的表现。

12 月14 旧, 薛岳等将领发出通电也说得很明白, 出兵讨伐的口的是为了“营救’蒋介石。

所以, 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口的一样, 所不同者, . 二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主战派主要是站在政府的立场, 认为张学良违反国家纪纲法度, 如果和平解决, 不舍向张学良妥协退让, 会丧失政府的威信, 所以, 主战派主战, 是为了维护南京政府的纪纲法度和威信. 主战派说得很明白: “不能过于盼顾蒋公安全, 置国家纲纪王不顾·’南京政府在讨伐令中也说: 张学良背叛党国, 劫持统帅……政府为整伤纲纪起见, 不得不明令讨伐。

, 但是, 主战派却没有考虑到出兵“讨伐’固然能维护政府威信, 但出兵讨伐会导致内战爆发, 为日本侵略者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机会, 将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幸的后果. 主和派看到了出兵讨伐会导致内战的爆发, 会靡乱地方, 使人民遭殃, 但这并不是他们主和的出发点, 他们主和的出发点在于害怕内战爆发会使蒋介石丧生。

从而影响到他们集团的地位和利益, 宋美龄说得很明白: “盖战事开始之后, 委员长既不能为其亲自统帅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 亦将为怨恨暴庚之叛军所残害: ⑧所以, 主和派主和是从考虑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出发的. 可见, 主战派与主和派解决西安事变的共同目的是` 营救’蒋介石, 所异者, 考虑问题的角度和使用的方法不同, 还谈不上是国民党内部的一场权力之争. 当然, 我们并不排除在这场明争暗斗中含有权力之争的成分, 也不否认某些人别有用心, 幻想混水摸鱼, 但从整体上看, 这是支流, 在事变解决过程中起不了主导作用, 起主导作用的是国民党内部一致` 营救’蒋介石的共同目的.和、战两派的明争暗斗以12 月18 日为分界线, 18 日以前, 主战派占了上风, 而18 日以后, 主战派由优势转为劣势, 不得不暂时中止军事进攻, 而让道于主和派. 这种转化显然是由多方而的因素决定的.第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第二、国内外二片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的呼声. 从国际上说, 除了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主战派外, 无论是德国、意大利, 还是英国、美国、苏联, 都十分关注蒋介石的生命安全, 希望事变和平解决, 而端纳则是国际上支持和平解决事变的使者. 从国内来说, 无论是国民党元老派还是各地方实力派,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全国人民, 均反对内战之举. 呼吁和平解决事变.第三、蒋介石的插手.第四、对主战派的军事讨伐, 张、杨严阵以待, 给主战派迎头痛击, 使主战派的计划落空。

主战派气势汹汹, 不可一世, 似乎大军一发, 就可以消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 西安指日可下, 却不料中国共产党与张、杨两将军严阵以待, 随时准备迎头痛击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此外, 黄埔系将领反对武力讨伐, 对军事行动消极怠工, 心存现望, 抑制了主战派的军事进攻, 使其不能尽其所想, 尽其所能地进攻西安, 从而加强了主和派的力童.五、和、战两派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和派用和平手段、谈判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从反对内战、` 营救. 蒋介石出发, 顺应了民心军心, 顺应了历史潮流, 实现了“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 主战派希图用战争手段解决西安事变, 达到“营救’蒋介石, 消灭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目的, 但它失败了, 但这是不是说主战派的行动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没有起任何作用呢? 不可否认, 主战派的武力讨伐一旦付诸实施, 必然会引发全国内战, 给日本侵略中国以事乘之机。

但是, 主战派的军事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而是“张弓待发’, 这种张弓待发的军事姿态, 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主和派的和平活动, 促进了西安事变的迅速解决. 首先, 从主战派对和平谈判的态度看, 由于和、战两派的目的相同, 都是为` 营救. 蒋介石, 因此, 主战派虽然主战, 但并不反对与张、杨和谈, 而是主张和、战双管齐下, 互相配合, 如邓文仪即表示, “希望军事行动与叛将谈判同时进行, 只要领袖安全脱险, 军事行动可适可而止, , ·决不会孟浪行事一。

梁干乔更明确主张: ·和为主, 战为辅, 以战求和, 没有大军包围之势, 张、杨必难就范一并且他们始终认为这是正确的, 是忠于蒋介石的表现. 戴季陶也说过, 他不反对和平谈判, 也希望主和派不反对主战. 因此, 主战派是力图用多种手段解决西安事变, 只不过强调以战为主. 其次, 从主和派对主战派的态度看, 主和派也不反对武力讨伐, 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先“救’蒋介石出` 险’, 宋美龄说, 在进行军事讨伐之前, 要` 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 诸公今日, 一面尽可能作阵地之配备, 唯须力诫勿开枪, 勿轰炸以启衅; 而一面当乘此时机. 努力营救蒋介石出险. 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 再开始战争, 亦未为晚一。

这实际上是先和再战, 以和为主, 战为辅. 再次, 以主战派出兵讨伐所发生的作用看它起到了一种军事威慑的作用. 主战派认为, 张、杨可能会与中共会合, 挟持蒋介石用飞机送到新疆或苏联, 因此, 他们主张动用军队“严密包围西安, 不断派飞机从空中进行威慑和侦察, 用武力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决不让张、杨挟持蒋介石逃出西安一。

同时, 也` 只要把西安包围, 压迫叛将投降, 就不会有激烈的战争发生一。

反之, 如果“不迅速使用军事行动, 旷日持久, 领袖安全危机甚多一因此, 他们积极鼓吹出兵西安. 东西夹击. 但主战派的攻势并不是猛勇穷追, 而是适可而止, 在占领渔关, 攻下华县后, 即隔渭河与东北军对峙, 同时不断挑起小的军事磨擦, 作出攻打西安的“待发”之势, 这种姿态造成了战争的紧张气氛, 使中共和张、杨认识到局势的严重, 以至张学良说: 如果此次事变引起内战, 他必自杀以谢国人. 拜因此, 主战派的这种剑拨张的军事态势, 促使张、杨加速和平解决事变的步伐, 从而在实际上配合了主和派的和平活动. 由此可见, 主战派虽然主战但并不反对和平谈判, 主和派虽然主和但并不反对武力讨伐, 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二者实际上起了互相配合, 共同促使西安事变迅速解决的作用. 正如孔祥熙所说: ` 自十三日中央明令何敬之为讨逆军总司令以后, 军事布置均由何敬之会同军事委员会主持, 仍与余之政治战略配合进行一总之, 在西安事变中, 南京政府内部的主战派与主和派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间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这场斗争并不是权力之争, 而是在共同目的的基础上为达到目的的方法和手段上的斗争, 斗争的结果是` 和’胜“战’败, 这反映了民心的向背. 但二者都起封了互相配合, 促使西安事变迅速解决的作用.当身着蓝色绸袍的蒋介石一出现在舷梯口时,何应钦便以救蒋第一功臣的身份,“首趋机前致敬”,蒋介石也对他回报以特别的笑容。

而被推为代表致词的林森不知何故,竟痴呆呆地站立原处不动,直到别人提醒他时,林森才挤上前去致以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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