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下党在台湾

台湾光复后的中共地下组织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干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9月，蔡孝干由延安出发，12月至江苏淮安，向华东书记张鼎承、组织部长曾山，干部张志忠等人，分批到沪，与华东局驻沪人员会商，并学习一个多月。

这年4月，首批干部先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

蔡孝干则迟至7月始进入台湾，并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并以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

洪幼樵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

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

这里必须提到一项重要的历史背景，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世纪中，台湾知识青年在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潮下，亦曾发展出左翼的力量，并且在殖民背景下成立隶属于日本*的台共组织，不过日本政府毕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他的军事机器强大得多，社会统制也严密得多。

因此，日本政府对日共采取全面镇压时，台湾*几乎瞬间瓦解。

日本投降后，由中共中央派遣回台的台湾籍干部长年在大陆参与革命工作，跟家乡已有隔阂，对于台湾在日本殖民近代化下的社会状况也需要时间学习。

因此，省工委初期的工作只能联系旧台共份子，在原宗族亲属中拓展关系以及拉拢抗日知识菁英。

总体而言，省工委发展最成功的新生力量仍是高等校院的知识菁英，不过在工农群众中，党的力量仍然脆弱。

1947年1月，省工委接获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发生在大陆的沉崇事件，在台北发动议场大规模的反美示威。

不过一个月以后的“二、二八事件”突然卷起全岛性的民变，省工委却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只有个别的党员如谢雪红和张志忠投身领导群众抗争，这多少反映了省工委对局势的掌握并不精确，应变能力也不足。

v蔡孝干的叛变与地下党的瓦解的确，“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近九百人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相反地，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干逮捕。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曾参加过长征的蔡孝干在一周内就彻底变心，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人被逮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有关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纪录是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这是前保密局局长谷少文少将于90年代初向社会公布的，内容记录每一个案子的缘由、经过和检讨，十分详实，成为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

这份文件将“蔡孝干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即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

...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颇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

...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法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

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至于为何蔡孝干的领导能力和斗志如此薄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已经逐步向福建集结，战斗力如日中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残部不是逃往山区等待被全歼，就是放下武器窜入东南亚邻国，或退至沿海岛屿，装备不足、士气低落。

至于领导阶层方面，代总统李宗仁滞美不归，中枢无主，党政军要人面对溃退之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已清楚地表明将放弃国民党。

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已向菲律宾政府询问有关收容蒋氏家族的可能。

【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因此，无论从人心归向、统治机器到国际环境，解放军进入台湾已在弹指之间。

这也是省工委迅速发展组织，无形间不断暴露身份的原因。

他们判断台湾很快就可以拿下，所以急着完成迎接解放军的政治准备。

然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机器并没有表现出溃散之势，反而比在大陆时更有效能。

国民党的情治人员也比预料中能干。

为什么？笔者的看法是，尽管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几年腐化无能，但它毕竟曾是领导中国的革命政党，仍有一定的革命性质。

国民党仍有相当多优秀人才，只是其领袖缺少领导和组织的能力，无法让优秀人才发挥己长，形成正面循环的政治力量。

1949年国民党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有点向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

此外，情治人员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们很多是带着血仇投入这项工作，也有的是受到己营的压制、排挤和陷害而投身敌营的，由于敌我身份调换，他们对过去同志的作业惯性和心理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斩获。

像上面所提到逮捕蔡孝干的谷少文过去也是*出身，曾在山西拉出一支游击队伍。

因此，对于这些带着血仇、或手沾着血、或为对方视为叛徒的情治人员而言，从来就没有所谓投降或输诚的问题，即使是最后的困兽之斗，也终究是斗。

或许，古人所说穷寇的反扑不可轻估，即为此理。

【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1950年6月1日，蔡孝干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

他说：“我是蔡孝干，也就是蔡干，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

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

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

...四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工作不能说不努力，对党也没有叛离，中共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也是热切而有利的。

虽然台湾的工作环境十恶劣。

同时，蔡孝干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此后，蔡孝干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

只传说他成了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少将军官，成了继续逮捕地下党人的要员。

不过没有人见过他，甚至做为台湾人，有关他的家庭、家族等等也都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

那些关了几年逃过一死的党人，至今对蔡孝干仍感愤慨和不齿，而且也充满了不解，究竟蔡孝干在想什么？有关蔡孝干的种种至今仍是一个谜，也是笔者所主持文史工作队伍主要的追踪对象之一。

吴石与“吴石案”始末中共地下党员--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临刑前给家人签写遗书【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现在我们再把话题转入“吴石案”，吴石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保密局逮捕蔡孝干时，蔡供出吴石提供重要的国防情报给中共，联系人是华东局派出的朱谌之。

由于吴石的官阶很高，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是一个大案子，国民党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代，以证明本身并非借口整肃军中异己。

因此，1950年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始末，以昭信于天下。

根据国民党的资料，吴石称，1949年4、5月间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不过不久解放军旋即渡长江，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与中共党人失去联系。

然而，解放军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吴转香港来台，在香港时又与刘栋平取得联络，吴同意来台后收集军事情报。

1949年11月下旬，华东局派女干员朱谌之持刘栋平的介绍函来台，先后与吴石会见六、七次，并取得书面和口头的军事情报，其内容计有军事机关及部队主管之名册，东南区驻军之番号和概数，以及飞机大炮坦克之数量等。

1950年2月4日，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并正欲搭船前往解放军掌握的上海。

由于朱谌之来台时曾向蔡孝干报告工作状况，国民党得知此重大状况，立刻调查吴石，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来台湾。

此案最后枪决了六人，包括吴石、朱谌之以及吴石所布建的高级军官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余则判5年至10年不等。

【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1950年6月10日，中共台湾地下党干部聂曦（捕前系国民党联勤第四兵站总监，上校），被国民党行刑队押至马场町刑场的一刹那。

【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对于吴石其人，李资生的纪录是：“吴次长自承向共党靠拢的时机，是在1949年的2月间。

当时，蒋总统已经引退，李代总统则在倡导和平，并且正与中共进行谈判，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是非常混乱的，究竟前途如何，谁也弄不清楚，大家都认为*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于是他就糊里胡涂地和*发生了关系。

他自己却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通的。

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的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真的，吴石是和平谈判运动可怜的牺牲品，一个高级公务员，对于所处的政治局势观察不清，实在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王大任后来写了一篇《我对吴石早年的印象》，值得一读。

他写道：“我在花溪工作四年半（笔者案：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立第三处（简称“侍三处”），由陈果夫主持人事，包括全国党政人事。

地点在重庆市郊南温泉，世称“花溪”，即为该处之代名，前后工作人员百余人），所属单位是通讯组，当时通讯组所负的责任是批答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学员的通讯报告，党政班受训按海内外自由地区划编通讯小组（敌后另行编组），并规定定期集会，由所在地高级党政军首长担任指导员，负责考核与督导。

至于学员个人方面，不仅要出席会议，而且每月要与‘侍三处’通讯一次。

通讯内容包括工作概况，地方党政动态，社会分析、自我检讨、读书心得与建议事项等。

其中优秀之通讯，事关治平大计与政经兴革，而有卓越见识之建议，每周必汇呈委座（指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核阅。

其中使我印象最深者为西北陕甘宁边区某集团军少将总参议吴石的通讯。

渠有关‘共党阴谋叛乱及其对策’的研究报告，极其精湛，该文洞烛机先，见解深刻，不独文情并茂，亦且有胆有识。

我当时经办此稿时惊由前所未曾有。

于是签注‘拟汇呈委座’字样，经主任（陈果夫）批示‘可专呈’，于是将原稿一字不改的项目呈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