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刘光典在台湾遭杀害始末
1975年释放国民党战犯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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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释放国民党战犯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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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文萃》2019年第08期
1974年底，周恩来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期间，毛主席提到要清理仍然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解放后被我方俘获的美蒋派遣特务的问题。
总理从长沙回京后，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
当时几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都被关了起来，战犯们被关在什么地方一般人都不十分清楚。后来，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里找回了几位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仍然在押的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当时尚在关押的战犯还有29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29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l名。讨论研究这批战犯的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花了好长时间。经统战部、法院、公安部等几个部门负责人反复商讨，最后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当秘书谈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道：“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当谈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将发放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他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1975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
1975年3月17日下午，华国锋在会上就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作了说明：“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龙源期刊网
十名国民党战犯获特赦后赴台湾遭冷遇
1975年十名国民党战犯获特赦后赴台湾遭冷遇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此前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根据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予以公民权，并作出决定，特赦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决定一公布，在第六批(最后一批)释放的293名战犯中，当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亲人在台湾的，要求去台湾与家人团聚。据此，原国民党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担心台湾当局拒绝被俘战犯赴台，他在讨论中提出:被特赦释放人员，不管在台湾是否有家属，都有权利向台湾方面提出去台湾的要求。
第一个提出去台湾要求的是在济南特赦的原国民党青年军二○四师上校团长张海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台湾，他要求去台湾与亲人团聚。接着是在抚顺释放的原国民党军统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周养浩。他的8个女儿和妻子居留在台湾、香港和美国。随后是原国民党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原国民党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原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原国民党军统少将专员段克文、原国民党一○五师上校团长杨南村、原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原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赵一雪，都因有亲人在台湾，提出了去台湾的申请。
特赦释放申请去台的十人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政府的批准。中央统战部于4月12日在北京着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为十人饯行。在会上，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在宴会上说:“政府希望你们早日到台湾与亲人团聚。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政府照样欢迎。” 同日，中央通知广东省做好十位特赦人员经广、深赴港转台的接待安排工作，并要求4月14日抵达香港。
在广东省委的领导下，立即制定了在生活、参观、保卫等方面的接待方案。
4月13日，王秉钺等10人，在中央统战部派出的专人陪同下，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在机场受到当时广东省革委和统战部等领导同志的欢迎，并安排在广东迎宾宾馆下榻。晚上，省委、省革委领导接见了王秉钺等去台人员，并为10人设宴饯行。在宴会上被赦10人激动地谈了共产党政策宽大的体会，他们说:“我们过去犯了不少罪行，是战犯，共产党不杀不辱。在押期间，供给足够的衣食，有病得到及时的治疗，还安排我们到各地参观，这些都使我们受到了教育和鼓舞。共产党对我们宽大，相信国民党更会体察我们的情况，不会对我们去台有所猜疑心。”会后，有关方面宣布:每人发给2000元路费、一套新服装和一张往返通行证。通行证有效期为半年。在此期间，可持证自由往返。如果有效期过了，也可随时申请办理入境手续。在境外如有困难，可以随时提出帮助要求。入境时海关边检一律免检放行。
揭秘历史上真实的军统与中统
揭秘历史上真实的“军统”及“中统”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局局长由蒋介石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担任，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戴笠于1938年5月成立“忠义救国军”。1942年后“
军统”人员竟达四五万人。
揭秘历史真实的“军统”及“中统”
江绍贞 王久高
关于“军统”及“中统”的历史情况
“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是蒋介石集团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
主持人(李庆英)：《潜伏》的热播引起了人们对解放前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关注，那么，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主要有哪些？
江绍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审)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对付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成为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军统”的前身和班底是1932年春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力行社是蒋介石召集黄埔少壮军人滕杰、贺衷寒等20余人建立的秘密政治核心组织，对外用它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相称。力行社特务处也称作复兴社特务处，于1932年4月1日定为创业纪念日，“军统”的历史就从这时算起。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成员以戴笠此前跟随蒋介石作情报工作的密查组成员为基础，并吸收王孔安、乔家才等黄埔毕业生多人组成。1932年9月，戴笠奉派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将特务处挂靠在这一政府正式机构，以取得编制和经费，但不受这时期的军统局领导。特务处成立后，先后在南京开设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在杭州警校开设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讯班，大力培训特工人才。1935年蒋介石将对付中共苏区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划归特务处，人员扩大到700余人。特务处先后在重要地区设区一级单位，各省及大城市设站，并在军、警、宪以及铁道等部门建立起特务组织，或由特务骨干担任许多部门的要职，形成了从点到面的特务网络。
历史上的台湾驻港“卧底”
历史上的台湾驻港“卧底”
作者：暂无
来源：《华声·观察》 2014年第3期
香港有“东方卡萨布兰卡”之称，是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从1949年至今，台湾方面就未曾停止过对香港的渗透。这60多年的谍影重重，隐藏着说不尽的内幕……
文 | 明珠
近日香港《大公报》报道，由台湾“国防部”辖下军情局第四处负责的驻港特务组织已全面启动，以“政治黑金”作诱饵，渗透香港的各个行业和政治组织，介入“占领中环”等活动，目的是破坏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制造国际舆论。
台湾方面则对此报道进行了否认，并且坚称自己并无扰乱香港秩序的行为，该报道高估了台湾情报机构的能力。
然而，谁都知道香港有“东方卡萨布兰卡”之称，是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全面失败之后，大批原国民党情报系统骨干撤退至香港。于是，香港也就成为台湾方面对抗大陆的情报前哨站。从1949年至今，台湾方面就未曾停止过对香港的渗透。这六十多年的谍影重重，隐藏着说不尽的内幕。
血腥的情报战斗时期（1949-1955） 国共情报人员因为多年内战结下了极深的冤仇，情报战场转移到香港之后，双方的斗争依旧异常残酷，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态势。
1949年8月，国民党高级将领杨杰在香港被暗杀。负责暗杀的是军统的暗杀小组。此前，杨杰与“云南王”龙云共同通电起义，并且计划从香港奔赴北京共商建国大业。于是，蒋介石下了杀心。刺杀行动当天，刺客韩克昌和叶翔之以送信为名进入杨家，连开两枪将其杀死。韩克昌颇为贪财，在杀死杨杰之后，还掠去一些财物，因为邻居闻声赶到才扔掉财物逃窜。此行为原本是无意之举，却成功转移了香港警方的视线，把它当成普通刑事劫案处理。两人顺利逃回台湾领功，直到知晓此事的多名军统干部在大陆落网才揭发此事。
在这个斗争激烈的时代，除了暗杀之外，搞破坏也极为常见。在回忆录中，霍英东提到自己在朝鲜战争期间运输战略物资的行动，就曾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
中共16位卧底者的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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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16位卧底者的最后结局
钱壮飞，早年就读于湖州中学，后考入北京医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又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过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1935年，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遭敌机袭击牺牲。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钱壮飞和李巨大贡献。他曾说，如果没有 龙潭三杰 ，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2
二、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的胡底
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胡马等。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中国大学。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中国大学毕业后住在钱壮飞家。1926年，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了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黑名单，受到通缉。同年，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通讯社管辖。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 胡底，克潮病笃。 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 克 是说李克农，
1930年周恩来指挥红色恐怖队处决过多少中共叛徒？
1930年周恩来指挥红色恐怖队处决过多少中共叛徒？
张露萍：打入军统的中共女情报英雄。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37年11月，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详细]
核心提示：1930年，周恩来又建议中央特委在上海卡德路专为中央特科行动科（又称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举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训练科目更加具体化、技术化， 如：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具体情况，熟悉敌人警宪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情况；学习射击、化装、破译密码、用隐显墨水书写密函以及被捕后打 开镣铐技术等等。行动科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先后处决了叛徒何家兴、戴冰石、白鑫及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斌、马绍武等人。
本文摘自：《红岩春秋》2013年第2期，作者：宋磊，原题为：《周恩来与中国公安保卫工作》
成立中共中央最早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最初的酝酿是在廖仲恺遇刺事件之后。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遇刺身亡，而此前，没有任何预防和保卫措施。尽管刺杀的不是共产党人，但为中共保卫工作敲响了警钟。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要建立自己的内部保卫工作，而亲自参与处理此事的周恩来更意识到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
1926年，经周恩来建议，党中央派陈赓、顾顺章等人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业务，以培养党的公安保卫骨干力量。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广州等地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立即从上海迁至武汉。脱险后的周恩来冷静分析了政变发生的前前后后，意识到必须吸取惨痛教训，建立与开展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已刻不容缓。不久，以周恩来为首的沪区特务委员会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首次展开了中共的秘密工作，他们认真检查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并将党组织转移到地下，及时整顿工人纠察队及营救被捕的人员。
5月，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了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作为中共中央在白区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负责人，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党在白区的活动是所谓“非法”的，只能采取更加隐蔽和秘密的方式进行斗争，党必须建立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机构。因此，在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保障党及组织的生存环境，有效地打击敌人、开展工作、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科）”。
初中历史知识掩盖百年的“戊戌六君子”被杀真相素材
掩盖百年的“戊戌六君子”被杀真相
导语：
“戊戌六君子”之死，一般说法，皆谓其乃系为维新变法而死。但考之史料，这一结论，实在大有问题。
“六君子”当年被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
所谓“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与当年之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之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次日，内阁所奉硃谕将“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体化。硃谕称：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通观这份谕旨，“六君子”之罪行，总结起来不外乎三条：1、康党谋围颐和园诛杀慈禧；2、“六君子”与康有为结党；3、杨锐等人任职军机处期间“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谓“匪人”，其实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等。换言之，“六君子”乃因其康党身份而被杀。
劫机引发八三严打
劫机引发八三严打 反共六义士的最终结局
劫机引发83严打 反共六义士的最终结局
(2015-07-10 23:23:25) 1983年5月5日，卓长仁与姜洪军、王艳
大、吴云飞、安伟建、高东萍等六人挟持中国民航飞机抵达韩国春川空军基地，后被送往台湾，被台湾方面誉为反共“六义士”，他们到了台湾之后命运各部相同，
其中卓长仁、姜洪军因绑架杀人，最终被判处死刑并被执行枪决。本文综合自台湾《中国时报》、《中央日报》等媒体。
1982年在卓长仁大陆犯案后，试图逃避法律制裁，于1983年5月5日伙同姜洪军、王艳大、吴云飞、安伟建、高东萍等六人挟持中国民航飞机抵达韩国春川空军基地，经羁押一年三个月零八天后，并在1984年8月13日搭乘华航专机来到台湾。
劫机事件引发83严打
劫机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的通
报曾对事件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当中除了用“不正之风掩盖着反革命活动，反革命分子利用了不正之风”和“敌情观念淡薄”这些今天看来稍显陌生的字眼外，还罕
见地直言“这次劫机事件也暴露了我们公安队伍涣散无力，治安保卫工作上有许多弱点和漏洞”。
在1983年的中国，卓长仁事件并非孤例。1983年
4月从司法部调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回忆说，在其刚刚上任的前后几个月内先是出现杀死十名、杀伤十一名解放军、公安干警和普通群众的“二王”事件，各地又
陆续有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发生，包括劫机事件在内的多重压力让刘复之将当时的社会秩序表达为“妇女不敢在夜晚上班，父母牵挂儿女，群众失去安全感，党内
党外反应强烈”。
7月19日上午9时，刘复之受约前往北戴河看望邓小
平，邓小平以他惯有的坚决说：“在3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我们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
义。”一个半月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
1949,刺杀陈毅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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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刺杀陈毅案始末
作者：散木
来源：《同舟共进》2016年第01期
“萤火虫”行动
话说沧海桑田，当年溃败到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困兽犹斗、心有不甘，刚刚到了台湾就指示由“军统”改称的“国防部保密局”（后又称“情报局”）多次组织特务对大陆实施骚扰、刺杀等特务活动。其中，堪称最为惊心动魄的，是图谋暗杀中共领袖的一系列事件，如先后流产的国庆观礼之天安门城楼炮轰案，炸毁毛泽东访苏专列案，行刺刘少奇、邓小平、陈毅、叶剑英等诸案，以及寻找周恩来衣物以训练狼狗的嗅杀案（据说这条狼狗被刻意繁殖了两三代，但终未获得机会）。最后，只有“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算是得逞的。
国民党特务企图制造的各个案件中，以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为背景的，有一件所谓代号“萤火虫”的行动，即阴谋暗杀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党政军领导以及社会名流的系列行动案。拟议中的暗杀对象，除了上海主要领导人陈毅外，还有罗瑞卿、张承宗、朱学范、荣毅仁等。据上海公安局副局长（后为局长）扬帆后来回忆：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1949年8月，已有国民党特务罗炳乾（台湾独立台台长兼情报员）潜入上海。不久，罗秘密调查和侦探了上海一些重要工厂的情况，为台湾空军提供了轰炸上海的目标，事后又报告了轰炸结果，使得上海在翌年的“二六”大轰炸中遭到严重损失。罗随即被捕，并很快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国民党又不断从台湾和沿海的舟山、大陈等岛屿向上海派来特务，阴谋进行暗杀和武装骚扰等各项破坏活动。其中，刺杀陈毅案的主要行动者，是中共叛徒、“军统”打手刘全德。
杀手刘全德的“前世今生”
刘全德，江西人，1915年生，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共。1933年，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参加地下党的锄奸保卫工作。1935年11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叛变。此后竟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的著名杀手，号称“百发百中，无刺不成”，曾多次受到戴笠的嘉奖和重用。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中校警卫组长。 龙源期刊网
国民党对刘邓手下女兵奸杀后脱光衣服吊树上
国民党对刘邓手下女兵奸杀后脱光衣服吊树上
导语：杨锦华回忆说，大多数女战士命运更惨，她们被“小保队”抓到，遭到强奸后，又被脱光衣服，吊死在树上了。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他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搞起了所谓的“总体战”，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各地的地主、恶霸、特务、土顽部队，仗着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进入大别山，一时气焰十分嚣张，对我地方工作人员、基本群众、掉队战士、伤病员，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迫害。
四十九团宣传股股长杨锦华说起“小保队”，至今还深恶痛绝：“在大别山行军，战士们最怕掉队。大别山都是山路，拐弯多，草啦树啦也很多，掉队两三百米，都有可能被“小保队”抓到杀掉。我们团有个战士，掉队掉了400米左右，被他们拉到树丛里，我们只听他叫了一声，等我们赶回去，人已经被杀死了。听说十六旅有个工作队员，被“小保队”抓到后，死得很惨，又是割鼻子，又是挖眼睛、割生殖器。“小保队”还特别顽固，有一次十七旅抓到一个“小保队”，年轻也很小，只有十八岁，我们处决他时，是用刺刀捅的，一刺刀下去，他还在那里喊：“老子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
“小保队”对当地情况熟、地形熟、人员熟，你人多时，他就跑着躲你，人少的时候，他就出来搞你，把我们的人抓住，一般都活不了，手段都还很残酷。这事我见过好几次，有次是把我们的人杀死吊在树上，大冬天的，没穿上衣，只穿一条军裤，这才看出是我们的人。我们把伤病员放到老乡家养伤，这些伤病员十有八九都活不了，有些是被“小保队”搜出来的，有的可能是被老乡主动交出来的，群众基础很不好。“小保队”抓到这些伤病员，砍成几块，胳膊、腿扔到山上到处都是。我们出大别山时，还见到有5棵树上吊死了5个人，都是解放军，被开膛破肚，惨不忍睹。这不是国民党正规军干的，他们还想要个好名声。后来我看到一个材料，是蒋介石关于“围剿”大别山的讲话，也讲到了要“要严明纪律”，改变人民的观感等等。“小保队”就无所顾忌，简直是天绝人性。国民党政权也鼓励它这么干。这对我们影响很大，战士们普遍有两怕，一怕负伤生病，二怕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