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与中苏交恶
真实的赫鲁晓夫(转)
一提起赫鲁晓夫，中国人立刻就会想到那个让苏联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联合国脱皮鞋敲讲台的“赫秃子”，那个酷爱“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提出“三和两全”理论、分裂国际共运的“老修”。
如果平心静气回顾史实，也许可以说，50 年前开始改变苏联的，正是这位评价不一的赫鲁晓夫。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赫鲁晓夫令人刮目相看是在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当年他即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同年5 月访问南斯拉夫时，为斯大林排斥南共向铁托道歉。
1956 年他更抛出重磅炸弹：在苏共二十大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提出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他停止了苏联国内的大规模政治镇压，释放了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 万人恢复了名誉。
苏联知识分子总算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中获得解放，苏联的政治气候变得空前宽松，苏联逐渐成为一个“正常社会”。
赫鲁晓夫当政的1953 年—1964 年，苏联工业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1％至13．2%，普通民众生活明显改善。
他颇有平民风格，当政时不重“形象工程”，大量建造站台简陋的地铁，速度比斯大林时代快一倍以上，解决了莫斯科边缘地区的交通难题。
斯大林时代造的数十栋“高干楼”、“高知楼”，只是让本来就住得不错的精英们锦上添花罢了；赫鲁晓夫大造廉价的五层楼，虽然现在被嘲讽为“赫鲁破楼”，面临拆迁，但当时圆了数千万人的住房梦。
就连斯大林的战友、骂赫鲁晓夫是“暗藏敌人”的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晚年也不得不承认，赫鲁晓夫当政时，“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
1956 年10 月30 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表示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
上述种种变化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对整个国际共运，产生了深远影响，打破了长期形成的凝固、僵化、紧张局面，开始了苏联和国际共运思想解放的新阶段。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解密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解密1960年7月6日，外交部派我去驻苏使馆任首席参赞、使馆党委副书记，做刘晓大使的助手。
当时正是中苏吵架的时候，我感到任务很重。
为此，我立即着手了解和研究中苏关系的有关情况和我们的对策。
赴任前夕，章汉夫同志找我谈话，他要我赶快去，并说，现在使馆工作很忙，两党会谈马上就要开始，随后还要召开81国党会议。
现在去同过去友好的时候不一样，要有两手准备，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尽可能保持正常。
这个任务是复杂的，也是艰巨的，但也是个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还说陈总不在北京，就不见面了。
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在京的大使参赞夫妇时，对我夫妇说，你们现在去苏联，日子不好过，苏联连给我国抗美援朝的武.器都要钱。
因此，你们去要有思想准备。
我们于9月8日到达使馆。
当时使馆共有302人，另有苏联雇员42人。
这是我国在国外最大的使馆。
一、赴任前后的中苏关系斯大林时代中苏关系是好的，是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时需要我国支持，因此注意同我国我党搞好关系。
至1958年，他渐渐站稳脚跟后，同我关系开始向坏的方向发展。
1958年4月18日，苏国防部长建议在中国设长波电台。
7月21日苏大使又提出建立联合舰队，遭到我拒绝后，赫鲁晓夫大为不满。
他看到对我控制不能实现，就开始向我施加压力。
1959年6月20日苏军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
9月9日就中印争端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
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大吹戴维营精神，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路线。
赫在我国庆10周年大会上讲话，攻击我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10月2日两党会谈，他向我提出：1.释放5名美国特务。
2.允许两个中国的存在。
3.指责我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破坏了印度的中立。
4.指责我将达赖逃印的责任推给印。
毛主席、周总理对此作了批驳。
10月6日他回到海参崴发表讲话，说我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是一场有关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历史事件，发生在1959年中国与苏联进行边界谈判时。
以下是关于这场舌战的1000字文章：这场舌战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中国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饥荒。
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出现了巨大的下降，导致了饥荒。
当时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提供援助，但赫鲁晓夫拒绝了这一请求，并批评了中国的农业政策。
这引发了邓小平的强烈不满，他认为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不公平。
在边界谈判期间，邓小平与赫鲁晓夫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邓小平首先指出苏联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态度不友好，并且批评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农业政策持有偏见。
邓小平辩称，中国的农业政策虽然存在问题，但是饥荒主要是因为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不是政府的问题。
他还援引了一些数据证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在某些方面仍然是成功的。
赫鲁晓夫对于邓小平的辩解并不认同，他继续批评中国的农业政策，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示怀疑。
他认为中国在农业方面的失败将会影响到整个现代化进程，并称中国是“封闭的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的言论激怒了邓小平，他坚决驳斥了赫鲁晓夫的观点，并指出苏联自己也面临着农业问题。
邓小平进一步批评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农业问题上的领导方式，并认为苏联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问题。
他引用了一些苏联自己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并指出赫鲁晓夫对于苏联农业问题的忽视。
整个辩论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出了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并对中国领导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最终，边界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但这次舌战使得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并对国际舞台上的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辩论不仅展示了邓小平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果断和智慧，还揭示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这次舌战加深了中国对苏联的认识，也使中国改变了对苏联的依赖，寻求了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
这次事件也进一步凸显了邓小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的中苏关系
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的中苏关系内容提要：在中苏关系史上，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是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国家利益为主的过渡，内容非常复杂，但反映在史书上也最为薄弱。
本文重点评述的这一时期中苏关系中一系列事件的起因、互动关系以及影响。
关键词：中苏关系外交争端军事冲突战略三角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举世闻名的大论战，内容涉及到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
中国党将苏共的理论观点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封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
从本质上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以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的这种修正主义为参照系展开的，主题就是所谓的“反修”和“防修”。
正因如此，中苏两党理论争执、两国利益冲突并没有因赫鲁晓夫下台而结束，两国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更是进一步恶化，进入到“冰天雪地”的“严冬”，发生了一系列外交事件和军事冲突。
所有这些，不仅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导致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
一赫鲁晓夫刚下台时，从苏联角度说，“莫斯科把尽力改善与中共和毛泽东的关系当成了一个首要的问题来处理。
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在对外政策方面改善与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 另外，赫鲁晓夫的继承者虽然也会像他那样不会对中国的要求让步，但在一些策略上可能发生改变。
从中国角度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对苏共的政策走向一时还吃不准，估计苏共可能还要坚持搞修正主义，但具体做法上和策略上会有所改变。
因此，中共中央采取静观其变的方针。
一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用比较热情的口吻向勃列日涅夫、米高扬和柯西金发去贺电；另一方面，中央决定“暂时不发表论战文章，我们自己的不发表，其他兄弟党跟苏共进行论战的，特别是批判赫鲁晓夫也不发表。
” 在1964年十月革命47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经过讨论不仅决定以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名义向苏共发去贺电，而且还派周恩来率中共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的活动。
中考历史之苏联解体内容是什么
中考历史之苏联解体内容是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为了二战的胜利给国家埋下了不少弊端，在积累过程中，最好爆发解体了。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考历史之苏联解体，欢迎大家阅读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初中历史知识点：赫鲁晓夫改革赫鲁晓夫改革：1953年赫鲁晓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后开展的了一些改革，其中包括政治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经济下对农业和工业的改革，外交上同西欧及美国的关系的调整及对外军事策略的调整等多方面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一些错误决定的，同样使改革出现了偏差，造成了战略上的失策。
1、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
开始对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整改。
2、内容：(1)政治上，批判个人崇拜，加强民主法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2)经济上，大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减少中央集权，增加地方自主权，采取一些有利于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
(3)结果：取得了一些成效，对后来的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由于政策失误和不切实际的提法，给苏联党和国家带来许多问题。
赫鲁晓夫改革的主要内容：1、政治方面：主要是平反冤假错案;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强调集体领导原则。
2、经济方面：改革重点放在农业领域：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实行收购制，提高收购价，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家庭副业，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权;鼓励垦荒提高粮食产量，提倡种植玉米。
3、工业方面：废弃部门管理体制，将中央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给企业部分权利;一定程度上承认企业和个人的物质利益，调动生产者积极性。
4、外交方面：以贸易为突破口，打破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僵局;采取灵活方式，解决二战遗留问题;发展同西欧国家关系，主动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对美国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
赫鲁晓夫的相关信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1971年9月11日)，曾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等重要职务，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卡利诺夫卡出生，在莫斯科逝世。
苏联和中国关系恶化的原因
苏联和中国关系恶化的原因
根本原因，主权问题。
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苏联企图侵犯中国主权。
1958年4月和7月，苏联在没有与中国商量的前提下，直接以命令的口气强行要求在中国领土上建设所谓的“长波电台”，同时在中国组建“联合舰队”。
这无疑是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一种试探，他知道中国和其他依附于苏联的小国不一样。
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支配毫无反手之力，中国会有不同但不至于和苏联闹掰。
他认为新生的中国还离不开苏联。
但他没有想到中方态度会那么坚决，直接拒绝了苏联的无理要求。
而这件事也成为中苏交恶的导火索。
赫鲁晓夫究竟是不是中国人所指责的“忘恩负义之人”？
赫鲁晓夫究竟是不是中国人所指责的“忘恩负义之人”？赫鲁晓夫是中苏关系史中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其研究有了比较深的拓展，出版了由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整理的三卷本的《赫鲁晓夫回忆录》。
同时，俄罗斯也解密了许多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
学界关于赫鲁晓夫的研究热点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发起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吗？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最大的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以往人们多认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要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即兴之作。
近年，学者根据新解密的档案，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而是经过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同意的;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虽然有赫鲁晓夫个人争权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当时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审判贝利亚和大批政治犯从劳改营回来，需要苏共对此做出解释，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满足那么多受害者要求平反的愿望，如果一个个案件审查下去，不知道要用多少年;苏联社会需要改革，不打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改革难以进行，反对个人崇拜实际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所揭出的事实有根据吗？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指出，档案资料和苏联历史的研究成果，“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出的事实大部分有根据，完全没有根据的很少。
”而且，赫鲁晓夫揭露的斯大林滥杀无辜的事实只是冰山的一角。
学者认为：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赫鲁晓夫并非中苏大论战时期中国人所指责的“是个忘恩负义之人”，他曾真诚地认为斯大林是英明正确的，对斯大林的颂扬有求生存的一面，也有真诚的一面。
从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开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看法开始改变，1953年以后对斯大林时期案件的复查，让赫鲁晓夫认识了真实的斯大林，良心和道德让他不能对此无动于衷。
苏联历史上的四次政变
苏联历史上的四次政变笔者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问题不只是出在经济上，而且出现在文化上，而更重要的是出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和文化。
公有制经济制度一定要有一个公有的政治制度作保障才行，斯大林式的政治宫廷化（实际上的新私有化），必然使政治变化出自宫廷政变，人民大众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充当看客和道具。
没有大众民主的政治制度，其结果必然使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走向灭亡，这个道理成立不成立？是成立的，我们可从苏联历史上的四次政变中得到启发。
一、赫鲁晓夫谋害贝利亚的政变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权力出现巨大真空，因为斯大林政治模式没有民主制，所以政客们为夺取最高权力不得不大搞阴谋诡计。
斯大林死后，苏共有三股政治势力。
一种是以贝利亚为代表的坚定斯大林左派；另一种是以马林科夫为代表的中左力量；再一种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右派。
前苏联真正拥护斯大林的是谁？史学家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而斯大林的敌人是明确的，那就是赫鲁晓夫。
从逻辑推理，赫鲁晓夫带头策划谋害的贝利亚，则有可能是真正拥护斯大林的，是斯大林的战友。
后来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历史告诉人们，清洗贝利亚集团，是赫鲁晓夫阴谋集团为篡夺苏联最高权力，调整政策和为所谓的冤假错案平反去掉障碍，背叛社会主义的战略组成部分。
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前苏联著名政治家，闻名世界的前苏联秘密警察首脑。
是斯大林巩固政权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斯大林晋升为军事元帅。
二战之后到斯大林逝世之前，他是苏联实际上仅次于斯大林的实权人物。
无论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要想掌握实权，必须越过贝利亚这个障碍，于是有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政变。
据笔者根据一些材料推断是，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朱可夫等密谋，用突然袭击的方式逮捕并秘密处决了贝利亚。
当然还有别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据苏联官方正式报道，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当场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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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与中苏交恶最新文章经济观察报[微博]述弢2014-01-15 06:14我要分享222[摘要]陈毅指责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共产党以老子党自居。
中央电视台曾与俄罗斯国家电视一台共同举办了名为“等着我”的中俄跨国寻亲大型公益节目。
当初的骨肉至亲、同窗好友、异国情侣，在彼此音信隔绝、苦苦等待五六十年之后，终于奇迹般地相聚重逢，无不喜极而泣。
此情此景，令人不胜唏嘘。
同时也不免产生疑问：何以会出现如此骨肉分离、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个中原因，主持人不便点明，或者说不说自明。
其实，这一切都源于若干年前的中苏交恶。
建国之初，中苏友好深入人心，看苏联书，唱俄语歌，观苏联片，一时蔚然成风。
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几成既定的国策。
然而好景不长，五十年代末期，两国即开始渐行渐远，最终发展到彻底决裂、兵戎相见的地步。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多年来在中国早已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力主援华被伟大领袖批为“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的赫鲁晓夫，放牛娃出身，小学文化程度，参加过国内战争，从基层做起，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曾经担任过区委书记、市委书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等职，颇受斯大林的重用，但似乎并未将他当成接班人来培养。
斯大林去世时，赫鲁晓夫不过是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而已，党内排名不是很靠前。
当时问鼎最高权力呼声最高的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岂料阴差阳错，倒让赫鲁晓夫拣了个漏，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一号人物。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赫鲁晓夫终其一生也不能动笔为文，随便写个批示或者便条都不免要犯拼写错误（也就是写错别字）。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白字先生”，居然把苏联的事情办得轰轰烈烈，风生水起。
至于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成败得失，这里按下不表。
且说赫鲁晓夫主政后，于1954年9月率团前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庆典，并献上一份厚礼。
苏联将4个股份公司的股份全部归还中国，并提前将旅顺港海军基地归还中国，增加对中国15亿的贷款，修建新疆铁路。
来华前他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大幅增加对华援助，并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大量援华项目。
可以说，历届苏联领导人中，数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援助最多，质量也最高。
斯大林时期原定援建141项重点工程，这次又追加了15项，且质量提高，这就是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156个项目。
此外，苏联从1954年起，还派遣大批专家和技术顾问来华工作。
1956年和1957年苏联专家的人数达到最高值，这也正好是我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关键的时期。
苏联还向中国无偿提供大量的科学技术文献、教学大纲、工业制品的国家标准等等（只收取少量影印费）。
并按出口优惠价格为中国设计制造了若干仪器、设施和设计样品。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将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的一半给了中国。
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
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总产值）以每年11%的速度递增。
苏联和东欧援建的项目建成并投产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工业技术基础得以初步建立。
大规模向中国提供援助，也让苏联人民做出了牺牲。
据测算，1959年对华援助的资金约占苏联国民经济总值的7%。
假如用这笔钱修建268万套公寓，即可大大缓解苏联国内的住房短缺问题。
赫鲁晓夫却顶住压力，执意援助中国，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要能站住脚就靠中苏联盟，让中国强大了就等于苏联自己强大了，必须尽全力援助。
1954—1956年是苏联对华援助的鼎盛时期。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援助中国建设方面，赫鲁晓夫功莫大焉。
1956年2月，他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首次揭露了斯大林在政治清洗中滥杀无辜以及卫国战争中指挥失误等事实，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轩然大波。
同年10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处理波匈事件中穿梭外交，配合默契。
1957年11月，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出尽风头。
他不用讲稿，即席发挥，语惊四座。
一上来就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这个似是而非的论断，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关于核战争及其引起的后果的论述。
他说：“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
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
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
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
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
”全场鸦雀无声。
会后许多代表反应强烈。
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六亿人准备损失掉三亿，我们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
波共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也毫不掩饰地表示愤慨。
此外，毛泽东还在大庭广众之下随意评论苏联党内的分歧和矛盾，不仅让苏联领导人感到不满（米高扬示威性地站了起来，冲着中国代表团这边看），连旁观者也坐不住了。
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当场给本国代表团成员传了这样一张字条：“俄国人和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当首领的斗争开始了。
”不过总体而言，中苏双方都认为这次莫斯科会议开得相当成功。
赫鲁晓夫日后对身边人说，1957年11月毛泽东对他和苏共是很支持的，曾当众对我说：“好花还要绿叶扶嘛，你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这次到莫斯科就是来扶持你的。
”赫鲁晓夫还说那次在莫斯科他与毛泽东相处和交谈都很愉快。
于是，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再度访华，希望同毛泽东重叙旧谊。
主要是就苏联对外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征求意见。
他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苏联需要得到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
万万没有料到，这次会谈竟会不欢而散。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渐行渐远会谈中赫鲁晓夫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几乎受到毛泽东的逐条驳斥。
苏方译员在把赫鲁晓夫发言逐句译成中文时，毛泽东即露出异常反感的神情，并以鄙视的目光盯着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的论断已经过时，苏联将调整对外政策，可以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毛泽东对此进行严厉驳斥。
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值得害怕。
中国永远不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
对列宁的论断丝毫不应怀疑，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是有原则的，首先必须分清敌我。
赫鲁晓夫明显地感到谈判气氛对苏方不利，不由得皱起眉头，也许他依稀看见苏中友好关系已经出现裂痕。
此外，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又不合时宜地提出了苏中建立“共同舰队”和在华设置“长波电台”这两个未经周密考虑的问题，更是火上浇油。
毛泽东激昂慷慨地加以回绝，差点骂出声来。
莫名其妙地吃了一通闭门羹之后，赫鲁晓夫感到心灰意冷，遂匆匆打点行装，提前回国。
本来双方讲好是秘密访问，不事声张，赫鲁晓夫也是秘密来华，谁知中方又临时提出赫鲁晓夫要公开回国，并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还搞了一个会谈公报。
公报中说：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此乃毛泽东的精心设计。
赫鲁晓夫走后不久，中国即开始了万炮齐轰金门的军事行动。
赫鲁晓夫事先并不知情，但公报却让美方产生了错觉，杜勒斯更认为“中国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一致的行动”。
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效果：让美国感到中苏同盟的压力而袖手旁观。
这次引发远东危机的重大军事行动，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置中苏军事联盟于不顾，压根儿没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
本来赫鲁晓夫费尽心机，使得与美英两国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好不容易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号称盟友的中国却来了这么一手，弄得赫鲁晓夫里外不是人，颇有一种被人给卖了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表明，中国的外交方针已经背离了莫斯科宣言的和平原则。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开始对美国的访问。
访美归来后，又于9月30日匆匆率团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希望借此机会与毛泽东握手言和，消除分歧。
在苏方的提议下，举行了双方领导人的会谈。
会谈开始，赫鲁晓夫即向毛泽东解释一年前苏联为什么要提出军事战略合作计划（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并阐明苏联新的对外政策的立场。
他或许以为时间过去了一年，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立场应该有所理解，态度也有所转变吧。
毛泽东神情严肃，在赫鲁晓夫讲完话后立即进行反驳，说中国共产党不能赞同苏联共产党的立场，因为那是与马列主义路线、国际共产主义的正确路线背道而驰的。
还说苏联的立场和路线实质上是现代修正主义，而现代修正主义的实质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好大的帽子！）。
至于说到苏中两党关系，中国共产党希望与苏联共产党在坚持马列主义真理并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
还说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毛泽东示意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发言。
陈毅措词更加尖锐，一上来就指责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共产党以老子党自居。
苏联所说的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实质上是同美帝国主义搞和平外交的政治游戏。
他怀疑苏共对中共的立场是苏联与美国密谋碰头的结果，是合伙出卖和孤立中国。
陈毅措词强硬的发言明显伤了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面子，这点毛泽东有所觉察，却并未加以制止。
赫鲁晓夫立即对陈毅的发言进行了同样强硬的驳斥。
他已心知肚明，此次与中共的谈判徒劳无益。
原本希望通过会谈改善两党的关系，看来是无法做到了。
他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可能服从苏联共产党，也不肯听从苏共哪怕是出于善意的建议。
毛泽东铁了心要走自己的路。
苏中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不久即将成为泡影。
（关于这两次会谈的详情，可参看顾达寿著《直译中苏高级会晤》，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要帮赫鲁晓夫走上正确的道路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50年代中后期，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上屡遭败绩，且战且退。
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主要原因恐怕是对于中共、尤其是对毛泽东缺乏深入之研究，总是一头热。
他哪里知道，1958年的毛泽东和1954年他初次见到的毛泽东，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中共建政之初，百废待兴，困难重重，领导人如履薄冰，较为谦虚谨慎，特别珍视中苏友谊和苏联援助，自然将来访的赫鲁晓夫待若上宾。
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初步建立起工业基础，国防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几次惨烈的政治运动，又把党内党外、知识分子整得服服帖帖，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毛泽东豪情满怀，底气十足，据他自己说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
那几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不太平，频频出事，搞得赫鲁晓夫疲于奔命，积极寻求政治支持，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可是给他帮了大忙，赫鲁晓夫感恩不尽，除积极加强对华援助外，还让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国际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上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