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散文化风格叙事艺术
受戒汪曾祺的艺术特色
受戒汪曾祺的艺术特色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平平淡淡的一句话，”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让读者的思绪跟随作者的笔触，一下子进入了小说所塑造的平淡氛围，故事就行云流水地开始了。
明海的出家，在他们的家乡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认为在他们的家乡当和尚似乎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二是可以攒钱。
他的家里人包括已出家多年的舅舅也是这样认为的，明海在荸荠庵里的小和尚生活是很清闲的，早起开庵门，扫院子，烧香，再就是念早经和晚经。
舅舅教念经就和教书一样，强调的是练嗓子。
小英子是个花一样的姑娘，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他。
她明知道明子是去做和尚的，但却没怎么避讳她让明子画石榴花、栀子花等绣花的模板，两人在一起裁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割稻子、打场子、捋荸荠、在芦苇荡里划船。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两人成为了好伙伴，小说的最后小英子告白了“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大声的说：“要!”。
小和尚明子和小女孩小英子在小那种充满波折，海誓山盟般的感情纠葛，所有的只是两个孩童之间的朦胧恋情。
汪曾祺的散文写作风格
汪曾祺的散文写作风格汪曾祺的散文写作风格汪曾祺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
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汪曾祺的散文写作风格，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
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
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
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
我对泰山不能认同。
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
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
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
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
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
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
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
汪曾祺《受戒》讲义
汪曾祺《受戒》讲义一、作者简介汪曾祺（1920 年 3 月 5 日—1997 年 5 月 16 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他的作品风格清新自然，语言简洁明快，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文化韵味。
《受戒》是其代表作之一，充分展现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魅力。
二、《受戒》的故事背景《受戒》的故事设定在一个充满水乡特色的江南农村。
这里有着广袤的农田、蜿蜒的河道、古朴的庙宇和淳朴的村民。
故事发生的时代，虽然社会动荡，但在这个相对封闭的乡村世界里，人们依然遵循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保持着一份宁静与祥和。
三、主要人物分析1、明海明海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十几岁的小和尚。
他聪明、善良、纯真，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出家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为了谋生计。
在荸荠庵里，他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与周围的人相处融洽。
2、小英子小英子是个活泼开朗、率真无邪的乡村女孩。
她与明海年龄相仿，两人青梅竹马，感情纯真。
小英子大胆、直率，敢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是小说中最具活力和魅力的人物形象之一。
3、其他人物小说中还有一些生动的配角，如明海的舅舅、荸荠庵里的和尚们等。
他们各具特点，共同构成了这个充满烟火气的乡村世界。
四、故事情节小说以明海出家荸荠庵为开端，描绘了他在庵里的日常生活，包括念经、做功课、参与农事等。
在这过程中，明海结识了小英子，两人一起玩耍、劳动，感情逐渐深厚。
小英子家的农忙时节，明海前去帮忙，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
在一次划船的经历中，小英子主动表白，明海也欣然接受，展现了一段美好的青春爱情。
五、主题探讨1、对纯真爱情的赞美《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纯真无邪的爱情令人感动。
他们的爱情没有受到世俗观念的束缚，没有复杂的利益考量，只是两颗年轻的心自然而然地相互靠近。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艺术
绪论汪曾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他既是一个“早熟”又是一个“晚成”的作家。
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一度搁笔30年，到80年代又“重操旧业”，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发表了大量的作品，由此确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汪曾祺不仅是一个跨越现当代两个时期的作家，而且是少有的一个将自己的创作风格从创作初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作家。
汪曾祺80年代后的创作风格，在其40年代发表的小说《老鲁》《鸡鸭名家》中已显露出来。
汪曾祺80年代的繁华，只不过是将“多年的花结成果”。
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过，“我家的后院有一棵藤本植物，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从来不开花。
有一年夏天，它突然暴发似地一下子开了很多白色、黄色的花。
原来这是一棵金银花。
我80年代初忽然写了不少小说，有点像那棵金银花。
”①汪曾祺的小说，正如他家后院的那株金银花，开的只是些白色、黄色的花，没有姹紫嫣红的喧闹，没有香气袭人的浓郁，只有一份淡淡的愉悦。
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像陶渊明诗中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在他的小说里面，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情节人物，他只是在记录一种生活，一份对生活的感觉。
汪曾祺正是以这种“散文化小说”的叙述，树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他散文化的小说有明清小品文的遗韵。
作为富有个性的作家，汪曾祺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他用最经济的文学体裁——短篇小说来描摹市井百姓生活中的精彩一刻。
汪曾祺曾谈到：“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
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
”②通过短篇小说来塑造人物，其形象难免会缺乏立体感，没有传统小说的向心力。
但是读完汪曾祺的作品，那些小人物鲜活的面孔依然历历在目。
而且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太像小说，即失去了某些传统小说的特性。
按常规小说是应当对一个故事情节进行完整的叙述,或是对某种典型性格的刻画。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散文化
文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散文化○王蒙蒙摘 要：鲜明的散文化特征使汪曾祺的小说受到世人瞩目。
他的小说用平淡的语调，简练的语言，营造了一个和谐美好的艺术世界。
文章从意境、结构、语言三个方面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同时探讨了这种散文化特征的形成渊源以及它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 散文化汪曾祺（1920—1997），出生于江苏高邮，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曾受业于文学大师沈从文。
汪曾祺在创作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近似随笔式的结构方式，以简洁明快、朴实纯净的语言努力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出独特的艺术价值。
一、诗情画意的意境意境，通常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像空间，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
[1]（P217）意境不是难以琢磨、玄妙莫测的幻觉，而是一种弦外之音。
一般作家在创作小说时，注重人物的塑造，情节的铺设，并不会在意境上用太多的笔墨，而汪曾祺却将意境的创造视为小说创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80年，《受戒》的发表如同一股清风吹过文坛，那时许多人还没有完全从文革岁月的伤痕中脱离出来，因此文学创作依然纠缠于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剧年代。
《受戒》的横空出世使人耳目一新，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喟叹。
此后汪曾祺进入了创作的鼎盛时期，《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异秉》等一系列作品的散文化风格得到了文坛普遍的认可和称赞，而这一系列作品的成功得益于其中朴实无华但又生趣盎然的风俗的描写。
“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
”[2]（P109）小说《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大量描写水乡意境的作品。
在《大淖记事》中，文章的开头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美到极致的水乡场景：烟波浩渺的大淖、布满紫红色芦芽和灰绿色芦蒿的沙洲、雪白的丝穗。
紧接着，作者又着重描写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生计而单纯地忙碌。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个性
第１９卷第２期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Ｎｏ．２ Ｖｏｌ．１９ *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０１－２１ 作者简介：鞠晶晶（１９７５－ ），女，山东夏津人，德州学院中文系教师。
・25・汪曾祺小说的叙事个性鞠晶晶１ ，张凤燕２（１． 德州学院中文系，山东 德州 ２５３０２３； ２． 沧州师专中文系，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摘 要：汪曾祺小说具有散漫、舒朗的叙事结构、平静淡泊的叙事心态、流畅平实的叙事语言，形成独特的叙事个性。
关键词：汪曾祺；叙事个性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７６２（２００３）０２－００２５－０２ “个性”在五四时期就被提出和强调。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尊个性而强精神”的主张，呼吁作家写出真实有个性的文学。
茅盾在《文艺丛谈》、《评四、五、六月的创作》等文章中对小说题材单调、缺少个性、情节模式化提出批评，提倡叙事个性。
强化叙事个性，使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伟大作家，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辉煌的三十年。
但建国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叙事个性发展的道路中断了，对胡风“重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使得“个性”成了不敢提及的名词。
随着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和“五四”新文学传统开始复苏，作家的叙事个性得到了充分张扬。
汪曾祺于１９８０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受戒》，而后又相继发表《异秉》、《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多部小说。
汪曾祺的小说以散漫、舒朗的叙事结构，平静淡泊的叙事心态、流畅平实的叙事语言，为主要特色形成了自己的叙事个性，引起了文坛的关注。
一、散漫、舒朗的叙事结构 小说这一文体，自产生以来发展到近现代，似乎形成了一种传统的结构模式。
人们在结构特点上对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在文体上进行了概念化的区分。
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小说的文体的概念被冲破了。
汪曾祺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
汉语言文学-浅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征――以《寂寞和温暖》为例论文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有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本文以《寂寞和温暖》为例，分析其小说的艺术特征。
一是语言生活化，有浓浓的生活气息。
二是语言诗意化，语言优美，清新空灵。
三是语言哲理化，引人深思。
个人经历、时代背景、思想追求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征。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深远，打破了小说、散文、诗的界限，开创了散文化的小说，也让审美的视角回到文学本身。
小说对于当今也有很大的启示。
人在快节奏的时代迷失自我方向，精神家园逐渐荒芜。
小说安慰读者的心灵，鼓舞人们追求诗意的生活状态，构建自我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生活化；诗意化；哲理化；汪曾祺AbstractWang Zengqi's novels have unique artistic charm. This paper takes loneliness and warmth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his novels. First, language life, with a strong life atmosphere. Second, the language is poetic, beautiful and fresh. The third is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Wang Zengqi's novels are formed b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personal experienc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ideological pursuit. Wang Zengqi's novels have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of novels, essays and poems, creating the novels of scattered culture, and returning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to literature itself. The novel also has great enlightenment for today. People lose their direction in the fast-paced era, and their spiritual home is gradually deserted. The novel comforts the reader's soul, inspires people to pursue the poetic life state, and constructs their own spiritual home.Key words：Life style; poetry style; philosophy style; Wang Zengqi目录一、引言 (2)二、小说艺术特征的体现 (2)（一）生活化 (3)（二）诗意化 (4)（三）哲理化 (6)三、小说艺术特征形成的原因 (8)（一）个人经历 (8)（二）时代背景 (9)（三）思想追求 (10)四、小说艺术特征的影响 (11)（一）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 (11)（二）对现实的启示 (12)五、结语 (12)注文 (13)参考文献 (13)致谢 (14)浅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征——以《寂寞和温暖》为例一、引言据研究现状，当代学界对汪曾祺本人和作品的研究十分丰富，后人对于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戏剧创和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做出很高评论。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分析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大淖记事》和《受戒》都是汪曾祺先生优秀的短篇小说。
汪老先生的文章，语言如行云流水般潇洒自如，信马由缰，充满了平淡之美。
他的文体清新别样，文字中充满了传统的文化底蕴，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征。
汪曾祺小说处处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人文主义及和谐氛围，他在小说中挖掘并赞扬人性美，突显健康人性，和谐人性。
个人觉得汪曾祺的文风很优美、淡雅，他的文章大多清新自然，采取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娓娓道来了类似江南乡下人的日常生活。
《大淖记事》和《受戒》这两篇小说正是其代表作品，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
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与假恶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
这是汪曾祺文化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
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
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
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
作者既重视小说创作的潜移默化的认识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这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霭，释放出一种多义的主题内涵。
他的小说就像是一幅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风俗画，在《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越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画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有散文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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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与叙事艺术摘要：汪曾祺的小说以其散文化的风格成为新时期文坛上散文化小说的代表，清淡的文笔，自由散漫的风格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
独特的人生体验使汪曾祺有独特的写作方式和创作心态，散文化的风格是汪曾祺有意为之，他的小说通过散文化的形式摒弃了情节负荷，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
本文从汪曾祺的“回忆”式写作方式和隐含作者、叙述者两方面入手，探讨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与叙事艺术。
关键词：小说；汪曾祺；散文化；叙事艺术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2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小说的散文化淡化了情节，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所呈现的是原生态，抒情性无疑是散文化小说的最显著特征。
此外，现代以来的散文化小说打破了小说结构的戏剧化传统，忽略结构剪裁，淡化情节事件，随意着笔，这种“非戏剧性”的写作使小说创作更为自由和灵活，是散文化小说的另一个特征。
在汪曾祺的笔下，人与人、人与自然，无不呈现着平和、安详，声音、色彩、神情、动作都是静静的，带着怀旧、隐逸的调子。
汪曾祺的小说就以这样独特的散文气来绘人、叙事，情节虚实相间，艺术氛围平淡安静，呈现出温柔敦厚的美，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的特征。
（一）关注点往往是小事而非重大题材汪曾祺认为“在散文化小说作者的眼里，题材无所谓大小。
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中的一角落，一片段。
即使有重大题材，他们也会把它大事化小。
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
”[1]汪曾祺不刻意关注大事，但也不是冷漠的旁观者，他对生活有着独特的人性理解和道德关怀。
《八月的骄阳》叙述的是“文革”中老舍被逼投湖的悲怆故事，外面的世界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残酷的运动，凡俗百姓却没有深刻的体会，他们交流的多是家常话语，这话语中透露出对荒唐时事的难以理解和惧于理解。
“文革”本是一个重大严肃的历史性的题材，但汪曾祺并没有描写宏大的场面、深重的灾难，而是把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悲剧隐藏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下，表面上流动着平和温情，遮蔽的却是邪恶人性的伸展、被侮辱被摧残的生命。
（二）淡化情节中国的古典小说，在结构上往往都经过作者的精心安排，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起承转合，遵循严谨的章法结构。
但汪曾祺的大部分小说并不是由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连续的事件构成的，是琐碎的，事件之间甚至毫无关联。
汪曾祺也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
有些只是人物素描。
我不善于讲故事。
我也不太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
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
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
”[2]《大淖记事》的中心事件是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故事，但作者的笔触由大淖的来源及周边环境，写到轮船公司和当地的风俗，然后才将目光聚焦在巧云一家，真正正面描写两人感情的篇幅只占很少一部分。
（三）虚化人物汪曾祺的小说中事件的铺叙只是为了衬托氛围，作品中的人物也只是小人物，过着简单、平凡的生活，他们身上被没有被寄予某种重大的意义，也没有复杂的心理描写。
汪曾祺曾提出“气氛即人物”，这一主张突出了作者的主观感受，遵循了散文化小说抒情的特征，跌宕起伏的情节、华丽的语言、复杂曲折的的人物内心被作家的情思、小说的意境代替，氛围的渲染成为小说的结构中心。
“小说的构思不再是由形象到观念，而是由意念到形象，从意念到具象，人物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给人的印象是近似于一种风景画集成，人虽然在意境中凸出，但最终与自然融为一体。
”[3]在小说《陈四》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在描写风俗民情，弥漫的是一种原始蒙昧的文化氛围，踩高跷的陈四被打、生病，在这种情景下显得自然而然。
（四）小说结构松散汪曾祺认为散文化小说最明显的特征是外部结构松散，他曾这样说自己的小说：“我的小说另一个特点是：散。
这倒是有意为之。
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4]虽然汪曾祺的小说就如自己所说“为文无法”，但在他悠悠然的叙述中，情节、人物都被自然地串联起来，显得闲适灵动而非一盘散沙。
作者写大淖周围的环境，写卖紫萝卜、卖风菱，写挑砖瓦石灰、挑鲜货，作者是真正的细致观察过生活，才会有如此的絮叨和松散，这种闲散真实地反映了生活，营造出故事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作者娓娓道来，显得真实生动，散而有味，形散神不散。
二、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与叙事艺术（一）独特的“回忆”式写作汪曾祺擅长以“回忆”视角写作，他曾写道：“我以为小说是回忆。
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5]汪曾祺的“回忆”，既是写回忆中的事，也是用回忆的方式写，他用回忆的方式讲故事，讲的也是回忆中的故事。
山清水秀的江苏高邮是汪曾祺的故乡，他出生在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从小便浸染在传统文化之中，从出生到十九岁离家一直生活在近似天国的高邮小城，富足、安适的环境养成了汪曾祺文弱、善良的性格，内心纯洁明净。
所以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军事混乱和险象环生的政治运动，汪曾祺是手足无措的，这时淳朴的高邮小城成了他精神的伊甸园，他笔下宁静澄明、温馨浑朴的世界正是他无比怀念的童年净土。
汪曾祺的小说中总有一个“我”的影子，那是作家站在走了大半的人生路上，回望遥远的过去，从容地抽身事外，平心静气地回顾过去，向读者悠悠叙说。
汪曾祺的作品大多是第三人称叙述，“他”或“她”是作品中的行动者或聚焦者。
第三人称叙述有利于展示故事发生的背景、介绍故事中的人物、掌控叙事速度，是异故事的叙述者，这种叙述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参与过去、预知未来，肆意进入人物的内心深处，可正是这样的自由容易让读者对所叙述的内容产生怀疑，不可避免地会拉远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
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他竭力隐藏叙述者的身影，使小说表现出“展示”的特点。
根据布斯的观点，“展示”竭力隐去叙述者的痕迹，故事中的人物自由活动，叙述者看似默不作声，但其实是以另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
小说《大淖记事》开篇即为我们展示了记忆中的大淖，作家就像回忆往事一样娓娓道来，采用“漫笔式”的手法，不动声色地叙说，感情并没有大声说出来，而是隐约地从描写和叙述中流露出来，蕴含在了字里行间，正是这不经意的流露让我们感受到作家对故乡的深切眷恋。
（二）隐含作者、叙述者正如热奈特所说：“如果是虚构的叙事作品，这种混淆就不合情理了。
因为在这类作品中，叙述者本身就是个虚构的角色，……因而‘高老头’的叙述者不是巴尔扎克，尽管它不时表述巴尔扎克的见解。
”[6]作者不能进入文本进行叙事分析，但却与文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会在文本中留下痕迹，这时便会出现一个“隐含作者”。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在他（作者）写作时，他不是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不同于我们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遇到的那些隐含的作者。
”[7]所以隐含作者就是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是作者在具体作品中展现的“第二自我”，他不是作者的真实形象，而需要读者自己的理解、建构，一个隐含作者只属于某一部作品，一部作品不论有多少个作者，隐含作者只能有一个。
在汪曾祺的叙事文本中，隐含作者总是被一种真挚、善良、单纯的情绪所驱动，那是汪曾祺内心真实自我的真实抒发。
作家对《大淖记事》中淳朴的民风、十一子与巧云坚贞不渝的感情，充满赞同与欣赏；《晚饭花》中的李小龙失去了心中的王玉英，“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消失的不是人，而是一份真挚、美好的感觉，文中没有大悲大喜，只有淡淡的喜悦和忧伤。
不管是赞同、欣赏还是喜悦、忧伤，都是隐含作者的内在力量，在散淡的叙述中，深深触动读者的心灵。
汪曾祺小说中的叙述者大体可分为三类：隐蔽的叙述者、缺席的叙述者和公开的叙述者。
对于隐蔽的叙述者，我们能听到其叙述的声音，但读者有时会不确定叙述的声音来自哪里。
在《百蝶图》中小陈妈不同意小陈娶小玉，她的否定让儿子怨恨，“她也想求儿子原谅她，但是，决不！她没有错！她为什么有如此恶毒的感情，连她自己也莫名其妙。
”[8]这段话是人物的声音，文中这段话之前却是叙述者的声音，叙述者的声音与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叙述者的介入显得若隐若现，很容易造成隐藏的效果。
汪曾祺小说中叙述者经常是缺席的，甚至难以觉察叙述者的声音，他在写作中常常将人物的思想或语言直接记录下来，如《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的许多对话都是直接的记录性的形式，这样的写作方式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不胜枚举，读者看不到叙述者对叙事的介入，听不到叙述者的声音，字里行间却又流露着灵动与真善美。
当作家在描写、概述、评论时，我们能听到清晰的叙述声音，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距离越大，叙述者介入的痕迹就越明显，《钓鱼巷》结尾：“‘沙利文’不知下落，听说也死了。
很多人都死了。
人活一世，草活一秋。
”[9]作者采用概述，放慢了叙述节奏，所有喜悦的、悲伤的情绪最终都在“人活一世，草活一秋”的感叹中归于平淡和安宁。
参考文献[1]汪曾祺，汪曾祺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2][4]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3]吴海燕，栾芳，论汪曾棋小说的写意性风格[j]，时代文学，2006[5]汪曾祺，汪曾祺文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6]王文融译，（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7]华明等译，（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8][9]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