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的变现及原因

试论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的表现及原因摘要：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西方交流日益频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尤以民族性格的差异，导致的各个方面的不同，会导致交流受阻。

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研究中西方民族性格的不同，是必要也是重要。

本文从中西方传统文化入手，综述民族性格不同而导致的各种不同文化现象，如古典文学，小说，神话，古代建筑风格，等等；又从中西方传统文化入手，从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制度，尤以宗教，哲学等方面来分析形成民族性格差异的主要原因。

总之，华夏民族传统注重群体认同，西方注重个体本位；中国重道义，西方重功利；中国贵重和，西方崇力尚争；中国趋于内向，西方倾向开拓求新。

关键词：中西方，民族性格，差异，原因，表现民族性格，亦称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它是数千年社会历史传承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精神特质。

民族性格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民族文化的诸多方面。

一．民族性格差异导致的不同文化现象（一）古典小说中国古代，抒情文学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古代小说创作被认为是“小道”，为文人所不齿。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直到明清才出现了相对的繁荣，所以中国的小说理论也只能在明清才能有所发展。

中国小说的创作和地位与西方小说有很大差距和不同，中西方的性格理论便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受“趋于内向”民族性格的影响，以及与史传文学的深刻联系，中国小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脱胎于史书；又受“道义”的影响，即“人性本善”理论的影响，小说中的人物结局基本上都是预先设定的，人物都给人很大的宿命感。

尤以小说中人物性格来说，其感性直观、一目了然，又具有先天性、一成不变性，其与环境联系十分微弱。

我们可以从叶昼评《水浒》的三回说看出——“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事也”，即其感性直观性，例如《水浒传》三十七回中李逵的出场就很有代表性：“黒凛凛大汉上楼来，宋江看见，吃了一惊”；再者《红楼梦》第三回中王熙凤的出场描写——“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这都是感性直观的体现。

而西方小说里，受“个体本位”的影响，其描写注重与环境的血肉关系，重视性格中哲学蕴含，也多透过性格对人进行本体论的思考。

如，《包法利夫人》中包法利夫人的不切实际和虚荣是她所受的教育的结果；《高老头》中拉斯提涅由外省善良青年成为极端利己主义的资本家这是由于可悲的社会造成的，《玩偶之家》中娜拉从乖乖的妇女到觉醒出走明显有一个心理觉醒的过程。

西方的小说很长的时期很大的程度是在给人灌输思想、启蒙、写实、批判，它们与中国的小说很大程度是“小道”是娱乐有很大不同，西方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是很重要的，是时代和社会的集中体现，作者想让读者思考，让读者从中看到这个世界，其很大程度上是形而上的。

（二）建筑建筑，被称为“凝固的艺术”。

原本没有生命力的单调石块木板经过一番设计与建造之后，竟能苏醒过来，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建筑的美是神奇的，是魔幻的。

其实，在建筑之美的背后，还有不同民族的民族性格。

或许，不同民族的不同性格，也是构成建筑之美的要素之一。

中国的建筑来看，无论是古代建筑，还是现代建筑，都有一种正正方方的建筑风格。

从这种正正方方的风格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规矩做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

由于深受孔孟思想的影响，这种规矩做人规矩做事的为人处事理念已经演化为中国人骨子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中国人也把这种民族性格与建筑融为一体，所以，今天，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建筑物，无论造型如何，总体上都会给人一种正正方方的感觉。

而西方建筑则是另一种特色。

教堂和城堡，都是西方建筑中的典型代表，在它们身上也反映着西方人的民族性格。

无论是教堂还是城堡，都给人一种“高而尖”的感觉。

而这种建筑特色与西方浓厚的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基督教在西方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所以，上帝和天堂，是基督教徒们永恒的追求和向往。

在这种炽热的宗教情结的影响下，西方人把这种向往与追求也融入建筑之中。

通过高而尖的建筑设计理念，我们可以感受到西方人对通往幸福的天堂之路有一种强烈的渴望；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真善美境界的无限追求。

（三）神话故事在公元前十世纪前，中国古代先民与古希腊先民一样有着极为相似的神话传说与神位的分野，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

然而，它们内部不同的思维差异直接导致在公元前十世纪人类从神话时代转向哲学时代的重大差异。

这个神话的思维差异就是古希腊神话是人神同构，而中国神话是人神同一。

我们可以从古希腊戏剧中看到，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和人一样，有着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有人的七情六欲。

比如宙斯，他是克洛诺斯之子,万神之王,主管天空.希腊神话中的至高神，掌握雷电，所以又被称为雷神。

在母亲蕾亚的支持下，杀了父亲克洛诺斯，成为了第三代神王。

性格极为好色，常背着妻子赫拉与其他女神和凡人私通，私生子无数。

但他们不是现实的人死后“得道”而成的，他们是虚构的。

而希腊神界统治权的易手通过禁忌—放逐—反叛—取代的途径完成，其中暴力的反叛和否定是神系延续、进化和发展的契机，传达一种进化的思想。

这也是西方民族性格的体现：个体本位，崇尚力争，开拓创新。

在中国神话，神便是“得道”的人，死后的伟大的君王就成了神，比如三皇五帝，他们死后都成了天神，但是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与一般人的七情六欲不同，他们具有高尚的情操和强大的意志力，故他们是人神同一的神。

他们是会死亡的，他们通过禅位与让贤的和平方式实现统治权的转换。

他们不仅把统治权交给接班人，还把他们制定和代表的伦理规范、道德体系、价值观念传递下去，强调君贤臣良，形成一种传递性的、伸展性的、复制性的自我肯定机制，从而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凝固性。

这即是中国民族性格的体现：群众认同，趋于内向，重视道义。

民族性格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它的形成包括了很多因素,如自然地理环境、宗教、历史、文化等。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中西方民族形成不同的民族性格。

二．民族性格差异形成的原因（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

而空间意识较弱。

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

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

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二）受经济制度的影响即使中国自古以来也有对科学的探索，但并未将发展科学放到知识和文化的主流地位上，而且也缺乏那种开拓创新的精神。

因此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人们比较安分保守，因为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

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而西方对科学的探索始终不断，尤以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其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况且欧洲的农耕远不像中国的农耕在古代社会那样重要，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文化比较外向。

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三）宗教与哲学宗教与哲学对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对中国民族性格产生与发展的影响与表现（1）汉族传统的群众认同：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汉族传统思想,其宗旨是以维护家国安定,群体和谐为基点。

孔子所指出的“忠恕”、“恭俭庄敬和”、“恭、宽、信、敏、惠”的处世态度及孟子所说的“辞让之心,礼之端也”便是要求人们克制个人的欲望,服从家庭乃至社会群体的意志和利益。

汉儒董仲舒指出“大一统”主张以后,更把这种“家国一体”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儒家这种家国一体的群体意识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编织成的思想体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个体只有克制自己,服从群体,以家国的需要为需要,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

（2）中国的道义思想：伦理纲常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追求伦理道德成为儒家的最高价值原则。

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成功便成仁”及“存天理、灭人欲”等等,都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的理论化表现。

儒家这种义利观是建立在道德理性和感情欲望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它着眼于用道德的理性去克制感情欲望,使义和利、整体和个人关系得到调节和控制。

（3）华夏贵重和：“重和谐,持中道”是儒家的处世原则,也是我国民族的传统心理。

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要达到“和”,自然需要每个人将实现社会平衡的要求作为调整个人言行的尺度,做到“允执其中”(论语.尧日)这便是儒家所说的“修身”。

由此生出“中庸”、“中和”的价值原则和人格标准。

故“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中庸的核心便是思想行为的适度和守常。

归结到对个人人格的要求则是要为人庄重、谨慎,节制个人的情感、欲望,反对固执一端的偏激片面,以达到处世通达圆融。

所谓“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因此,当今许多人仍把中庸看作追求恰如其分的道德行为的择善固执。

（4）中国趋于内向：儒家思想注重内向自求,认为价值之源在于一己之心,因而重心术,重身心修养,重伦理道德,重三纲五常,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通过“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反省内求”以汇通万物,达到去恶求善。

“人人可以反求自识,而无事乎向外追索”(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熊十力)。

自识本心即可达到自我完善,亦即把握了外界事物的本体。

儒家在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反省人的社会本质,道家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反省人的自然本性。

这种返回到人自身的致思倾向是内向性的思维方式。

内向性思维导致中国人求稳的心理和好静的性格,自然静,人也静,以静对静,只有静才能体悟自然,自识本心,才能悟出人生真谛,寻求人际和谐。

老子的道德经称道虚静,倡导平心静气,安静自守,洁身自好,好自为之,节制欲望,不可争名夺利。

“静”、“思”、“悟”、“忍”,成了大多数中国人思维和性格的特征。

2.对西方民族性格产生与发展的影响与表现（1）西方的个体本位：西方是个重个性发展的社会。

早在古希腊时代,民族血缘关系就已打破,个性原则便成了西方民族的基本心理和性格。

到基督教文化支配欧洲以后,家族的权威更让位于宗教义务和个体意识。

《圣经.新约》中耶稣说:“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圣经.新约.路德福音》这就把人们对家族承担的责任引向对超越家庭的精神权威和宗教力量的效忠上,进而产生“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