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

蔡元培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旗帜，是五四运动的理念支柱。从微观的角度观察，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动的一场学潮，而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以及李大钊、鲁迅等，则并非这场学潮的实际发起者，对学潮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五四精神，不可不追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其中值得永远纪念的思想先驱之一，即是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他1916年应邀回国，同年12月26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

五四运动的前提：教育独立和思想自由

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五四运动的温床，绝不是偶然的。蔡元培执掌北大后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以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提供了土壤和营养。

蔡元培历来主张教育独立，他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北京大学前身乃清末之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学生以“老爷”相称，上学只为混学历做官。蔡元培上任后强调：学生求学“宗旨不可以不正大”，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否则只能“误己误人”；主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掌北大之后，提倡“思想自由”的学术民主，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他积极提倡新文化，反对尊孔及封建伦常，提倡白话文；先后延聘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来校任教；一些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旧学代表人物，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也同时在北大执教。

蔡元培“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于每一种学科中主张不同的教员，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蔡元培是将教育科学化的第一人，也是推行大学管理民主化的第一人。他在北大校长任内，推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的改革。1917年他接受胡适的建议，改分级制为选科制，推行学分制，这是中国的大学选修课及学分制的由来。他率先将大学分为本科与专科。1919年，北京大学正式“废科设系”，将原隶属于科

的学门改为系，设立14个系。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民主，他在北大不仅推行教授治校，也主张学生自治。他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他认为组织学生自治会，“由学生传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当时，北大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组织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并办刊、出书，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与邓中夏、许德珩等组织的国民社，以及由守旧派教员支持的国故社。五四运动就是由前两个学生社团组织发动起来的。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独立”、“学生自治”、“自由结社”……没有这些元素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中的蔡元培：从保护学生到去职复归

1919年春，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出席巴黎和会，却未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5月1日，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次日，研究系的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披露了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将北京政府密令签约的内幕告知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挽救之策。

5月4日，北大学生结队出发请愿时，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回答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

游行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天职。他向学生们说：“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当日下午，蔡元培等14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认为“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被捕学生。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

北洋当局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内阁会议上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等主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众人围攻。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后，蔡元培为承担责任，于8日提出辞呈。同日，北京政府

内定由马其昶取代蔡元培，并下达三道命令：查办北京大学校长，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整饬学风。其中查办令因傅增湘拒绝副署未能公布。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决定挂冠出走。

5月9日清晨，蔡元培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上海，转抵杭州。他发表出京启事表明心迹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南下后，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同上辞呈，表示与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五四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电令中国代表团从缓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三个“不”字，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