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艺术与艺术的语言

语言的艺术与艺术的语言
喜剧小品自上世纪80年代登上春晚的舞台起，很快便成为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然而在当下喜剧小品也出现了审美趣味走低，语言粗陋，甚至“低俗化”的现象。

虽然近两年各种批评之声不断，但因没有切实可行的鉴定语言艺术品位的标准或者提高语言艺术品位的策略，局面并未有所改观。

鉴于此，我们试从“语言”的角度讨论喜剧小品这种“语言的艺术”。

所谓“语言的艺术”既可专指通过运用语言手段创造审美形象的一种艺术门类，包括话剧、相声、小品等。

也可泛指一切适合情景题旨的语言运用技巧，包括幽默、讽刺、比喻、夸张等。

运用语言技巧形成的语言便是“艺术的语言”，即具有艺术价值的语言。

“艺术的语言”是“语言艺术”的构成要素，“语言艺术”应是“艺术的语言”的汇集。

然而当下喜剧小品等“语言艺术”最大的问题却是“艺术的语言”严重缺失。

要从根本上改变喜剧小品目前的困境，重塑喜剧小品“语言艺术”的形象，闪耀“艺术语言”的光芒，我们认为至少需要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变。

一、超越语言的娱乐功能，强化语言的文化传播功能。

喜剧小品中语言的功能，是创作者首先应该明确的问题。

喜剧小品应该充分发挥语言的娱乐功能，即通过人物语言来制造喜剧效果，否则就无所谓“喜剧”。

但目前的喜剧小品似乎只讲如何运用语言刺激人们的笑神经，片面追求笑声的密度和响度，把语言的“娱乐”功能视为喜剧小品语言的惟一功能，甚至不惜作品的主题陈旧，内容肤浅、空洞，粗制滥造，从“娱乐”走向了“愚乐”。

显然，喜剧小品创作者在迎合服务对象的审美兴趣的同时，忽视了自身作为文艺工作者、精神文化传播者对大众灵魂塑造与道德提升的职责。

喜剧作品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让人捧腹，更不仅仅是让人在欣赏弱者、弱势群体的拙态中获得优越感而引发本能式的暴笑，而是创作者在敏锐地捕捉当下社会生活百态的前提下，用一种“启发式”的形象思维激活人的感官，使观众愉悦地感受智慧，获得教益与启迪。

也就是说，喜剧小品语言在“娱乐”功能之外，还应有更高层次的使命，即文化传播。

明确了喜剧小品中语言所应当承载的文化传播的使命，就不会把喜剧小品当作纯粹的语言游戏，才能使喜剧小品不至于成为光有形式，而没有内容和灵魂的躯壳。

至于所传播的文化的内容，应该相对广阔，可以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类型化和模式化。

春晚这一特殊舞台上的喜剧小品从主题上讲应更具普遍性和时代感，因为春晚是联系世界华人和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更应发挥语言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作用。

二、减少粗陋的语言运用技巧，提升语言包袱的喜剧层级。

“笑料”(或称“包袱”)是喜剧小品的生命，主要来源于人物形体动作和语言。

喜剧小品发展至今，已越来越倚靠人物语言的喜剧效果。

目前喜剧小品中最常见的技巧是大量使用错误的、不得体的消极语言表达形式，以揭示人物的“愚蠢、低能、笨拙、怪异”，这在喜剧类型中可归入“滑稽”、“搞笑”。

既是“搞”，就有做作、编造之痕迹，属喜剧的初级状态，其手法类似直接点人的笑穴。

年复一年，我们被类似的语言“搞”笑，如父子称谓的颠倒，从《送水工》《不差钱》一直用到了《同桌的你》。

而像《火炬手》的语无伦次、《不差钱》中的娘娘腔与辞不达意、《捐助》中的角色颠倒、《同桌的你》的错别字连篇，成为了这些小品笑料构拟的主要方式。

在笑过之后，我们感受到的是“粗陋语言的过度使用”，而丝毫没有体会到喜剧小品作为语言艺术所应有的语言的艺术品味。

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与快餐文化下文艺创作界精神的浮躁与
利益的驱使有关，更与创作者“想象力匮乏，原创力低下”有关。

“喜剧是将人生丑的一面揭开给人看”，然而人生“丑”的内涵却是丰富的，“愚蠢、低能、笨拙、怪异”只是“丑”的表层，深层的“丑”则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现象与本质之间某种带有普遍性质的矛盾。

要提升喜剧小品“语言包袱”的喜剧层级，就不能仅仅依靠那些“错误的、不得体的”消极语言形式这种粗陋的语言技巧来展现人生的可笑性，而应该“深入到历史的潜流和人性的底蕴”，以幽默的语言把对当前社会人情世态的描摹发掘到活灵活现的地步，既传输快乐，更启人心智。

“幽默才是喜剧的精神”。

幽默语言的形成，可以广泛借鉴汉语传统的、积极的表现形式，如新奇的比喻和夸张、揭露时弊的警策和换序手法，制造误会的谐音与别解等手法。

例如，“黑土”一句“什么‘名人’，就是个‘人名’”，换序的手法精辟地揭示出了名人与普通人名之间的关系。

此外，喜剧小品还可以巧妙的借用地方戏曲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流行语言，包括网络流行语、社会流行语、流行歌词等，揭示社会生活中新鲜、异常而普遍的现象。

这些技巧的运用，能反映创作者对“艺术的语言”的继承与发展，既不重复别人，也不简单重复自己。

三、控制损虐式的话语方式，构建融洽的喜剧对话模式。

喜剧小品通过人物行为与对话展开故事情节，制造喜剧效果，虽然不像对口相声那样依赖对话，但是人物对话也是喜剧小品“笑料”的主要载体。

与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方式不同的是，当下喜剧小品的对话多为损虐式。

损虐式话语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在某种语境中通过错误的逻辑推理等把某人当做了某类动物；二是直接揭露自己、对方或第三方(尤其是名人)的弱点、生理缺陷；三是夫妻对话中的妻子呼来喝去，丈夫言听计从。

这种对话模式要么借用小学生的伎俩；要么是自揭伤疤或骂人揭短；要么是视天下男人皆为“妻管严”。

试问在日常对话中使用这种损虐话语方式，交际还能否正常进行？
损虐式话语模式之所以泛滥，是因为能让观众感受将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名人被踩在脚下时的幸灾乐祸，让观众对受虐者(尤其是名人)尽情的嘲笑，从而满足观众“看戏”、“看热闹”的心理，是语言创作中的“庸俗化”表现。

作为“语言艺术”，喜剧小品应当尽量控制损虐式的话语方式，凭借与日常交际一致的融洽的对话模式同样能制造出喜剧效果，即在对话中以一方的言语作为铺垫，另一方抛出与由铺垫而推导的相反的结论，制造出乎意料的“笑”果。

“谑而不虐者方为上乘”。

四、摆脱引发低俗联想的语言成分，净化喜剧小品的内容。

在当下低俗文化盛行之际，喜剧小品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低俗化”趋向。

那些直接或隐晦的，与性有关的或者“暧昧”语言成分的引入，已经成为喜剧小品制造“笑果”的一种简单而常用的策略。

这些成分使用的数量，是直接检测喜剧小品低俗化程度的指标之一。

低俗的文艺作品因为迎合了人性中的某些低级趣味，因而屡禁不止，此风之盛行，严重地误导了文艺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同时对青少年的成长也是极为有害的。

“雅俗共赏”不能成为低俗的借口，“雅”与“俗”的最大公约数在于“通俗”，绝非“低俗”。

无论是高雅的艺术，还是通俗的艺术，都应该摆脱引发“低俗”联想的语言成分，净化喜剧小品的内容。

实现“用老百姓的语言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理想模式，从构成材料上喜剧小品语言可以在采用普通话常用的口语性成分的基础上，适当吸收民间方言、俚语、民谣、歇后语等通俗性语言成分。

恰当、机智地使用通俗的语言形式，同样能起到幽默的喜
剧效果，且能免去欣赏者由低俗性语言成分引发本能式的笑声时所面临的尴尬。

优秀的喜剧小品创作者应当体察人民群众深层次的心理需要，追求深刻的思想内涵，体现文化传播者应有的人文关怀，实现语言的“娱乐”功能与“文化传播”功能的完美结合。

在此基础上，还应摒弃文艺创作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斟酌锤炼传达喜剧效果的“艺术语言”的实现形式。

主流媒体也应当加强对喜剧小品的甄别，积极发挥其对大众审美情趣和对喜剧小品创作者创作理念的引导功能。

若此，喜剧小品将真正成为一门“雅俗共赏”的“语言艺术”。

(曾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