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学术特色与成就之探析

301《商场现代化》2005年10月（下）总第447期必然会影响教学的进程和教学的最终目的，导致教学的虎头蛇尾，影响整个教学计划。

所以在教学中对于那些学生比较容易理解的、又不属于教学重点和难点的问题，就不用列举大的案例，根据需要可采用简单案例或假设一带而过，只有对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才在讲课中通过案例加以辅助说明。

如果满堂只以案例为主，以求“生动性”，则学生听完一个个案例故事，却难以掌握系统的法律基本原理和规则。

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判例不是法律渊源。

法律表现为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案例法教学的目的更主要的是在于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其积极思考，领会法律原理，学会解读法律条文，并加以灵活运用。

所以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应控制案例的使用数量，根据教学内容、学时多少、学生接受情况等因素来安排案例的用量，防止案例过多、过滥，事倍而功半。

３．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案例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的组织和引导。

教师在案例教学过程中，除课前认真做好案例及有关背景材料的收集和选择、讨论题的拟订、事前进行分组等工作外，尤其要发挥课堂上的组织引导工作。

教师应当先采用启发式引导，介绍分析问题的一般方法和思路，激发学生的兴趣，扩展学生的思路空间；然后逐步采用设问、提问、反问、暗示、悬念、提示等形式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分析、表演、总结。

当学生过于兴奋、活跃、激昂时，教师需要及时组织调控；当学生思维停滞不前时，教师需要及时引导疏通、　调整课堂气氛，拓展同学思维，把讨论引向深入；当学生提出或回答问题不够全面、准确或过于分散杂乱无序时，教师需要启发理顺。

总之，案例教学在讨论实施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增强主体意识，为他们提供宽松的环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案例讨论，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培养学生主动探索求知的精神。

同时还要注意及时调控讨论的方向和节奏，将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提高教学效率，保证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

４．教师　要善于归纳总结教师在每个案例之后一般只作简单的提示性的建议，将讨论和参与的空间留给学生。

多做点评，教师点评应放在新旧知识的过渡处、关键处、疑难处。

案例讨论不能仅是为了调节课堂气氛，让学生热烈讨论一番了事。

否则，学生只会停留在各种具体的现象之中，难以完成从特殊到一般的理性飞跃。

因此，教师必须通过总结评点，把零散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模糊的认识清晰化，必须对隐藏在案例背后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予以总结阐释，必须引导学生完成从具体到抽象的过渡，达到对法理、法律条文的理解和应用。

教师的综合评析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对学生的观点、理由、论证方法和表达技巧等进行总结和点评；结合案例讲述学生不易理解的内容、理解错误的内容或者其他重要内容；　结合案例讲述同一类型案件在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其中蕴含的法律基本精神与指导思想、操作规则，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通过案例教学，深刻理解法律规定的内涵，面对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都能从容应对，游刃有余。

三、小结经济法是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总以抽象的概念、原理、制度、规范等形式出现，而且还涉及到许多专业知识，要使这些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增强法律实践能力，运用案例教学法无疑是比较恰当的教学方法。

施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在经济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不仅能使学生掌握所学知识，更能使学生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教学方法。

对于每一位稍知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人来说，梁启超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这位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黄后”。

他晚年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颇丰，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成为新旧交替时期学界泰斗和文化重镇，留下宝贵的思想遗产，其思想与学术活动颇具特色。

一、梁启超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思想解放，学以致用，强调学术为维新变法服务，学术活动服务于政治目标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救国救时的现实需要，康有为来到了梁启超身边，梁启超也走进康有为的事业，对梁启超来说，一生对乃师格外敬畏。

其中对他影响至远的一点，就是康有为为获到变法的合法性和构建起变法的理论大厦，竟以超拔的学术勇气和顽强的创造精神对儒家学说进行全面修正，同时赋予儒学以新内容新特质，即“进步的儒学”、“尊崇博爱的儒家”、“平等的儒教”，一个能够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儒学。

从而影响并深深改变梁启超的治学路径和方法，奠定他以后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原则和目标。

思想一旦解放，一个旧学新贵随变为新学先驱，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梁启超渐渐走出康有为的影子。

梁曾说：“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

”因此，为了政治的需要，才会对卢梭理论由崇信到发难，继而大有兴致地论及伯伦知理、波轮哈克的有限君主立宪制理论；《新民丛报》时代作品极多，然其全力仍注意在政治上；青年梁启超也谈“伪经”，论“改制”，然启超自三十以后，绝口不提“伪经”，不论“改制”；晚年他尊孔却反对立孔教为国教，他提倡孔学却反对复古逆流；他推崇国学却积极引进西学科学精神和方法，希望“化合”一种新文明；他宣传欧洲社会主义却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里，梁启超开宗明义地讲“甚幺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历史研究应该为现实服务。

当然，一如他政治上的善变为人诟病，其学术上的善变也自然梁启超学术特色与成就之探析黄跃红 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摘要］　梁启超，这位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梁启超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思想解放，学以致用，强调学术为维新变法服务，学术活动服务于政治目标；治学方法最重科学精神；研究以史学为中心。

因此，为继承和弘扬其宝贵的思想遗产，对其思想与学术活动的考察，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充满意义。

［关键词］　梁启超 学术思想 学术特色302《商场现代化》2005年10月（下）总第447期受人以柄，叱之“急于用世”。

梁启超也自言“喜摇笔弄舌，有所论议”，“吾亦尝借言论以造成一人物”，诚哉斯言也。

二、治学方法最重科学精神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如何才能做到？梁启超曾提出两个基本的条件，即史家素质与科学的治史观和方法论，两者相互依存。

所谓史家素质，包括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史德”即忠于史实；“史学”即广博的知识；“史识”即观察历史的能力；“史才”即治史的技巧与方法。

要具备以上的素质，获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史家还必须具备科学的治史观和方法论。

因此，梁启超坚持用进化论，主张借鉴一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

在《欧游心影录》和《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文章中梁启超揭批道，我们的“老先生们”“自鸣得意”地把东西文化说成是“道”与“器”，“德”与“艺”，“宝贵的学问”与“补助的学问”而已，从而得出什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中体西用”的什幺“信条”。

“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

……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算是科学。

”老先生们就不用说了，然而在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的语境下，思想界文化界对“科学”的概念与内涵竟然也争执不休，无法认同。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间在学界发生了两次论争：一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另一个则是关于整理国故之争。

前者的导火线是梁启超的两弟子张君劢丁文江之间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辩论；后者则是起因于１９２３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的“国学书目”。

两者同时并进，相辅相成。

简而言之，实际上展示了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老派与新派对“科学”内涵和概念的歧见与异议，问题又重新回到这个困惑中国知识分子的老命题——鸦片战争以来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战。

在两次论争中，因为与张、丁的密切关系，因为代表国学之主要权威人物，加之《欧游心影录》的影响，梁启超都成为众矢之的。

虽说梁启超不是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人，但他早在１９１１年就引用了西方学者倭儿格对科学的界定：“科学（英ｓｃｉｅｎｃｅ，德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也者，以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也。

事物之是非良否非所问，彼其所务者，则是一结果以探索所由来，就一原因以推理所究极而已。

”他服膺过进化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学说，还用来指导其政治活动与史学研究。

欧游后，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梁启超更明晰地界定：“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求真知识，求有系统的真知识，教人以知识就是科学的“三件精神”。

在论争中，梁启超依然故我地讲“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的观点，强调发扬科学精神和运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的思想，而且，梁启超对国学研究的努力，不仅不与“科学”相冲突，甚或根本就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使其落到实处。

三、研究以史学为中心梁启超学问欲极广，自言对于文哲史地诸学，均所爱好，而于史学兴味尤浓，其用力最勤，著作亦最为宏富，并提出了史家四长说。

一般史学，大都得此失彼，若兼具此三长，真旷世而一遇。

梁启超以卓绝一世之天才，膺此一席，“实近代最富于修养之一通人也”。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最高立意在于明确了“历史的目的“，赋予史家新使命，着手确立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激烈地抨击封建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并由此导致创作方法上的“二病”：能铺叙而不知别裁；因袭而不能创作，导致读者难读，难别择，无感触，难以给今人作资鉴，激发其爱国之心。

因此，公开挑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

《新史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的终结，奠定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理论基础。

１９２２年《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出，立即风行一时，被誉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宝典”。

随后，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中，他明确指出：“历史的目的是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开始较完整地确立其新史学理论体系。

同时，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梁启超给予浓墨重彩。

他强调科学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和基础，没有科学不成其为一门学问。

梁启超坚持用进化的理论研究历史，结合近代西方史学的科学方法，赋予乾嘉学派传统的考据法以新意，提出一套新的史学方法论，即搜集史料的汇集模拟的方法，即将若干同类之事汇集在一起比而观之；鉴别史料的方法，他着重谈了辨伪书的１２条标准，证真书的６种方法和辨伪事的７种法则；论及撰写史著的方法，他提出了８条具体的方法。

其中，梁启超还重点谈了五种专史的写作，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其中尤其重视“人”的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