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一制中国的财政联邦制——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视角(一)
论单一制中国的财政联邦制——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视角(一)关键词:单一制/财政联邦制/财政分权内容提要:单一制与联邦制只不过是国家纵向权力配置模式的类型化。
任何国家都存在集权或分权两种力的作用，中国便是一个带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国家。
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发展与单一制国家结构框架内的体制多有抵牾，但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宪政联邦制的确立。
税收、财政、金融体制在现代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税收的征集和分配是从根本上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第二种基本方法，因为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核心问题。
——苏力1]引言单一制作为中国政治学和宪法学意义上的国家结构形式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
以决断主义宪法观视之，中国建国初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单一制国家体制的创设，体现了其远见卓识的政治智慧。
中国宪法体制在建国初充分地借鉴了前苏联的模式，唯独在国家结构形式上，中国制宪者独辟蹊径。
众所周知，国家结构形式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某一特定国家的民族关系问题。
当时，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伊始多采用联邦制。
同样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却没有盲从前苏联“老大哥”的联邦体制，这应当说非常难能可贵。
环顾上个世纪90年代，实行联邦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和易帜，当代国人没有理由不对中国制宪者们的英明决断由衷钦佩，为中国当时没有选择联邦制而暗自庆幸。
很难想象，如果新中国实行联邦制，还会不会有今天统一的中国，还会不会有今日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然而，有学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其显然不赞同决断主义的宪法观，并认为，新中国建立单一制的政制架构几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而不是领导人的英明决策。
出现这一认识上误区的原因在于，许多学者夸大了理论对实践的影响力。
其实政治家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者，其决策当然会受理论的影响，但最终追求的从来也不是某种既有理论的自洽，尽管后来者有可能赋予其实践以某种理论的自洽。
2]看来，单一制的选择无非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政策考量，不存在高深理论的指导，所谓中国单一制创立的宪政理性或道德评价完全是后来学者为追求自身理论的自洽而强加于人的结果。
无论从决断主义宪法观还是从实证主义宪法观来看，中国单一制国家体制及其历史选择都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近几年，理论界包括宪法学界对单一制的中国宪法体制多有诟病，甚至有人主张中国应当废除单一制搞联邦制，认为单一制的选择是中国在历史上的误入歧途，而且目前其已经越来越抑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财政联邦制在中国的出现实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力量对国家体制的一次突围，是中国经济民主化潜流涌动迸发的凌汛。
但是，单一制政治国家与财政体制的联邦制在中国是否能够相容，中国的财政联邦制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处于宪政联邦的前夜？这些问题需要澄清。
具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新中国的单一制是对几千年来延袭至今的国家体制的传承，是一种政治征服和文化认同的结果。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家形式是单一制，该理论为中国的政治决断提供了直接依据。
历史传统和政治现实的契合赢得了中国的单一制。
然而，宥于传统观念的禁锢，中国人对单一制有诸多误解，认为单一制即意味着中央集权、地方对中央的绝对服从、地方财政全部上缴，社会完全归依政治、思想文化的高度一致。
其实，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明晰。
虽然从传统意义上，宪法学者们对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区别进行了大致的勾勒，似乎单一制即意味着专制而联邦制则象征民主，其实这些国家标签只具有符号学意义。
研究国家体制乃至宪法不能止于理论总结和逻辑演绎，有时需要对特定国家的历史片断或偶然事件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
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有国家总体和国家部分之间的关系，因而，始终存在着集权和分权的两种“力”，而自从国家产生后，这两种力的较量和角逐就从未停息过，平衡两者的关系让所有统治者费尽心机。
当然，集权与分权不总是互相对抗，甚至有时相互依托，双向互动。
联邦制有利于分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联邦制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从而使美利坚合众国由一个松散的邦联成为统一而稳固的联邦。
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虽然确认各州的保留权力，但近几十年来，这些大量的保留权力逐渐被联邦政府所行使；相反，集权是分权的前提，不存在中央的统一权威，何分之有？在单一制国家，在中央政权设立后，随着其专制程度的加深，才会有地方分权的要求。
可以说，任何国家都既有集权同时又有分权，只不过两者所占的比重各不相同。
3]一般而言，单一制国家的集权高于分权，联邦制国家的分权多于集权，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前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其中央集权的程度绝对高于普通的单一制国家，甚至高于单一制的中国；相反，日本是单一制国家，但其地方政府权力之大已同联邦制下各邦的政府权力相当，其地位也决不亚于各邦之政府。
这样看来，就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而言，没有哪个国家是绝对的集权国家或绝对的分权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集权和分权的混合体。
也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是纯粹的联邦制或纯粹的单一制。
在财力分配上，一般而言，单一制国家中央财政的集中程度较高。
地方虽然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其财政收入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央财政的补助或拨款；而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较大，有相当的独立性，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划分比较明确，自求平衡，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依赖很少。
在财力分配上，中央财政的收入不占绝对优势，有的甚至少于地方财政的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财政体制上，所谓的集权和分权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趋同和融合，原来高度集权或极端分权的国家，目前逐渐开始了一种寻求二者适当结合的倾向。
美国和法国分别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经过近年来的制度变迁，其政府间的职权、支出责任、税收与税权的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关系等，均表现出极强的财政联邦主义特征。
4]可以说，西方国家无论宪政体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大多通过分税制的制度安排，以地方财政自治为基础和中央财政平衡作保障来确保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良性互动。
中国被认为是典型的单一制国家，但由于过去过分注重政治上的一统，在法律上中国仍有一些制度设计不能自圆其说。
如中国的地方行政首长不是中央或上级任命的，而是地方人大通过选举产生的。
虽然地方首长特别是省级的地方首长实质上都是中央委任的，但至少在法理上，地方政府首长产生的决定权是地方而不是中央。
而在联邦制国家，各州、各共和国的行政长官往往是地方议会选择的结果。
中国的上述做法，既不同于许多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首长中央委任制，其政治合法性来自中央授权；也不同于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首长的选举制，其政治合法性来自地方选举。
中国“这一宪法惯例已经给中国的单一制政体带进了联邦制的因素”。
5]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单一制和复合制的混合体。
6]再如，人大是中国国家机构的核心，但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是领导和服从的关系吗？如果不是，那么单一制国家体制和民主集中制的宪法原则该如何理解呢？而上述问题又与财政预算紧密相关，因为财政预算依托于我国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体制的运行。
如果说地方政府有人事的自治权，地方权力机关不依附于中央权力机关而存在，也就意味着地方的财政预算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已经为财政联邦制提供了宪政制度的基础，或者，这一具有联邦制意蕴的单一制为日后中国的财政联邦制的萌生提供了土壤呢？有经济学者也认为，中国的上述特色体制为中国日后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前苏联的重大区别在于：前苏联条块分割经济管理模式中“条条”的力量更强，而中国“块块”的力量更强。
前苏联东欧经济改革的失败原因在于过分的中央集权；而中国改革的成功是由中央和地方的互动造成的。
7]这种行政性分权结构对以后中国的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8]可见，所谓单一制完全是政治意识形态法律化及法律规范符号化的结果。
单一制与联邦制的界分不能真正反映各个国家独特的富于个性的形式特点，而且单一制的政治意义远远高于经济意义，因为一个国家可以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强求一统、保持一致，但在物质资源和经济利益的配置上，国家与地方永远不可能一致，甚至不可能和谐共处。
单一制国家创设的目的从根本上是为了争取最高统治集团对资源的绝对控制权，西方国家纵向分权与制衡的结构在实质上是不同经济利益集团分离与制约的结果。
因此，可以说单一制是政治的一统而非经济的统一。
二、单一制宪政体制下的财政联邦制财政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财权、财力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直接关系到中央、地方政府各自利益的实现方式和满足程度。
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关系是与国家宪政体制相适应的，也是一国宪法的重要内容。
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财政权的分配。
所谓财政联邦制又称为财政联邦主义，其核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即中央与地方在财政领域的集权与分权问题。
财政联邦制作为处理财政关系的一种规范制度，其实质就是财政的地方分权。
分权是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
宪政意义上的分权包括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
横向分权否定了权力专制，防范了权力的过度集中并实现了权力的合理配置，限制国家权力的一元化、单极化。
而纵向分权则针对国家政权不同层次的权力划分，其目的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统一化和绝对化。
如何配置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财力，由于各国经济形式及利益格局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即各国财政权力纵向的收缩度各不相同。
地方分权通过地方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蕴涵着民主的精神。
财政地方分权实质上就是给予地方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地方政府能够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财政管理，其结果是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因此财政分权的精髓在于地方政府拥有财政自治权。
财政地方分权的基本内容包括：地方的财政自治立法；地方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财政收入；地方依法安排财政支出；地方税收管理自治；地方享受财政援助。
世界各国地方财政自治各不相同，但依传统意义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其一，美国模式：财权分散，财力相对集中。
财权分散，是一种明确的分权式的分税制模式（State，loca，landfederalgovernmentsallplaycrucialrolesintheU.S.fiscalsystem）。
9]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各司其职，各有自己的税收来源，各为自己的税收立法，当然州与地方税法不得与联邦税法相抵触。
财力相对集中，是指在三级政府的财政分配格局中，联邦一级收入占较大比重。
其二，法国模式：财权集中，财力集中。
这是一种财权、财力双集中的分税制模式，不仅税收管理权限集中于中央一级，财政立法和财政条例、法令均由财政部统一制定，地方政府只能按国家的财政法令执行，而且在税收收入划分上，中央一般占到总收入的75%左右，呈现出中央主导下的地方分权的分配格局。
2017法学论文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论文
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论文论文摘要：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议题,它不仅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与权力制约、民主机制完善及公民权利保障有紧密联系.我国分税制改革基本确立了央地间财政分权的总体框架,加强了中央政府权威,催醒了地方政府利益,开启了央地财政关系的历史性嬗变,但仍存在央地间事权与财权财力、支出责任配置失衡、地方滥用举债权等诸多问题.宪法学界在着手研究财政立宪、税权及预算权控制等问题的同时,也开始从分权制衡、基本权利保障与地方自治权构建等宪法学视角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进行研讨.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宪法学界对财政分权的研究过分倚重西方学界提出的“财政联邦主义”分析范式诠释和论证我国财政分权,很少有学者从中国自身财政分权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几千年惊心动魄的中国财政史也许能够为我们目前的财政分权提供诸多启迪.一、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更迭史秦朝汲取夏商周封建藩国的教训,废除封国进贡的分权制,向郡县制下的统收统支转变,经过多项加强中央集权的财政措施,终于实现“利归天子”、地方“自天子以外,无尺寸之权”的财政集权.从此,开启了中央财政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交替历史运动.两汉时期郡国并行出于对秦朝中央集权的否定;隋朝及唐朝的前期中央集权是对魏晋南北朝分权的否定; 唐朝后期出现的两税三分法是对唐朝前期中央财政过度集权的否定,唐朝最终被藩镇割据所颠覆; 宋朝又汲取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将财政大权重新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困难诱使地方官员在税赋法度之外收刮民财,宋朝由此走向覆灭; 元朝在汉地创造性地设立行省制度,将财政权以行省为单位进行分割,地方没有任何财权,最终王朝再次被地方官员的横征暴敛所摧毁; 明朝依然沿用中央集权体制,“侧面收受”本意是简化中央财政管理,但却导致地方政府疲于奔命; 清朝前期承袭明朝财政集权体制,但后期迫于国际国内军事、政治及经济压力,不得不推行“就地筹响”、“就地筹款”分权财政体制,最终导致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体制寿终正寝.通过考证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流变史可以发现,古代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特点如下:一是中央财政集权是主流.我国财政方面的集权形成于秦汉时期,在隋唐有所发展,至宋明清时期达到顶点,而民国时期则有所下降( P214) .中央集权的财政关系并非呈现一种直线发展态势.相反,地方财政分权始终相伴和牵制着中央集权的发展,进而呈现一种“螺旋式”的曲折发展脉络.君主专制时代的财政严格意义上说属于“家计财政”或“官房财政”,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及少数权贵的统治利益,而不是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财政.这是历代王朝都十分关注中央财政集权、削弱地方财权及忽视民生的根本原因,也完全符合古代“所有者国家”的财政汲取品格( P53) .二是中央财政过度集权导致地方财政困难,地方官员在税赋制度以外横征暴敛.田赋一直占据中国古代社会税赋收入的绝对比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前期.清朝后期,厘金、洋税等新设税种的比重才有所上升.在靠天吃饭的农业文明,天赋的征收比例极其有限.这是汉朝仅仅按“什伍而税一”“三十而税一”计征的重要原因.国家对天赋的征收既然非常有限,有限的财源无奈只有优先保障中央政府.可是,这无疑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比如在宋朝,地方政府通过征收附加税、科敷、抑配、脏罚等非法课征汲取法外收入( P177) .元朝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是7∶3,这一分成还是以行省为单位的划分,而行省实际上属于活动的中央政府,因此剩余的30% 实际上也被中央掌控.地方路府州县几乎没有任何财权.明朝的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成比例为7∶3,有时高达8∶2.在中央政府强制改变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比例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则趁机在法令之外索财于当地居民( P138)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朝的统治根基,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及朝代更迭完全印证了上述推论.三是中央政府将税赋征收上解作为考核监控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员因此较少顾及黎民百姓的需求.秦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财政审计法律,汉朝将这一制度发展与完善,秦汉通过上计制度、设置监御史、刺史等官职加强对地方财政的监察,并将财政监察结果与考核各级官吏的政绩结合起来.此后历朝历代对地方官员的监管内容大同小异.唐朝对地方官员除了按照“四善”“二十七最”考核外,对于州县地方官员还针对土地、人口等进行考核; 宋朝除了沿袭唐制进行考核以外,还特别强调治安稳定、社会安全及劝农课桑,最大限度征税是其中重要的考核指标; 明朝对地方官员更是实行严格的“考满”或“考成”制度,税粮征收完成情况是其中重要内容; 清朝的考核也与明朝大同小异( P221 －222) .在君主专制时代,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及品鉴机制有效保证了地方官员忠实履行中央政府的律令、政策、指示和命令等,防止地方官员的恣意妄为行为.但由于君主专制时期考核结果与官员升迁有直接关联,如同当代的GDP 考核一样,税赋征缴、上解是考量地方官员政绩的核心指标,这无疑会导致地方治理行为的偏差、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和非法横征暴敛行为丛生.四是法外征税税捐惯例化使私人财产权始终处于模糊状态,国家因此缺乏现代化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这一问题在宋朝就非常棘手.宋朝商品经济极其发达.但宋朝的财政设计却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又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以致抽税时“既以捐折钱,又以钱折卖,以捐较钱,钱倍于捐; 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 P519) .整个古代社会缺乏诺兹和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的社会共识,导致农业积累很难达到有序转入工商业的原始积累.由此看来,税捐制度缺乏底线思维导致私人财产权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图表1中国知识写作网包过.这应当是中国社会没有及时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的重要原因,也是传统中国财政汲取能力整体受限的根本原因.由“财政危机”到“统治合法性危机”所引起的王朝更迭也在情理之中.五是历朝历代均采取对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采取财政扶持的政策和措施.汉朝设置大司农掌管收支使用分配权,大司农根据各地的收支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余缺.如《后汉书·百官志》记载: “大司农,边郡主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补足”; 宋朝设运转使一职专门负责中央财政的征收、地方财政的监管及协调所辖州县财政收支余缺的调度; 明朝财政体制中的“对拨”就是将田赋拨送其他府州县或拨送军卫所作军饷; 清朝地方之间进行的余缺调剂称为“协款”( P45、79、124、141) .古代社会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上述特征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史原因,首先,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国家治理的最佳体制.在多数情况下,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相互促进,趋向统一.君主专制是君主一个人的自由,这种体制要求高度中央集权的“家计财政”与其相适应.其次,在农业文明中,地主租佃制经济有利于中央集权.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长期“采用中央集权制的根本原因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的特点”( P151) .农业文明需要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应对江河泛滥等大型自然灾害的侵害.再次,朝廷对地方官员设立的监察制度使地方官吏的分庭抗礼和作大格局很难得逞.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文化及各民族的文化共融也对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总之,农业文明的经济形态、历史悠久的文化共同性及元朝以后相对固定的省级行政区划是我国古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主要成因.二、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嬗变在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在清朝后期“洋务运动”的刺激下,单纯依靠土地和农业的社会财富创造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此期间获得长足发展.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探讨比较开放,争议也相当激烈.有关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选择、国税与地税的划分、财政支出责任划分、地方自治权及其地方自治事项、省级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以及如何划分省区界限等都被广泛讨论( P9) .其中,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以县自治为核心的自治体系建设以及省级政府兼具地方自治团体和国家行政区域的双重地位等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最终都未被中国社会接纳.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立宪方面,1912 年,北洋政府公布了《国家税与地方税法草案》和《国家费目与地方费目暂行标准案》.《法案》规定国税包括天赋、盐税、关税、厘金等,地方税包括田赋附加税、商税及一些杂捐等,同时还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等.由于这一草案将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与支出责任列入国家范围之内,而当时中央权威不足,导致上述规定并未真正实施.1923 年10 月,北洋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又称《贿选宪法》.宪法第五章为国权章,它划分了中央与省的权限,并对双方的权力进行了列举.宪法第12 章为地方制度,规定了省税与县税的划分由省议会决定等,但由于其政权更迭也没有实施.1928 年,国民政府进行国税与地方税划分,将盐税、关税、内地税、常关税、厘金及国有事业收入等划归国家收入,将田赋、契税、当税、地方路政收入、电政收入等划归地方.并对新设税种及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范围进行划分.1935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财政收支系统法》规定,各级政府非依法律规定,并经其立法机关议决,不得发行公债或为一年以上的长期赊欠; 省、市、县政府对于外资的借赊,应先经中央政府许可.1947 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0章把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分为四类.中央财政及国税、国税与省税、县税的划分等由中央立法并执行,属于第一类; 第三类是由省立法并执行,或交由县执行的事项,省财政及省税、省债等属于第三类; 第四类是由县立法并执行的事项,县债属于第四类.第10 章还特别规定,如果有未列举的事项发生,其事务有全国一致性质者属于中央,有全省一致性质者属于省,有一县的性质者属于县.遇有争议时,由立法院解决之.宪法第11 章专门规定了省、县地方自治制度.这部宪法最终由于国民党的溃败而没有在大陆实施.事实上,国民政府的其他财政法律制度在实施中也存在很大问题.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执行方面,中央财政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一直或明或暗存在.国民政府时期每次国税与地税划分的主要动因都是加强中央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困难.从1937 年到1945年,国民政府的财政均处于赤字状态,赤字占支出的比重平均高达70% 以上( P102) .中央的经济集权或放权都是实现其政治集权的目的,地方则采取各种举措应付中央的财政集权.地方政府截留中央专款和地方解款、公开抵制国税与地税划分、谋求财政独立以及利用国税与地税划分向中央政府转嫁支出责任等.“民国政府虽然首开国地税划分的先河,但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在划分国地税的目的和行为方面的自利性,当国地税划分与自身利益相违背时,则国地税划分就不能正常实施下去.这是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一个缩影.”( P183) .总体来看,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缺乏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政治环境.要科学、理性、均衡地界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央政府的权威必须首先保证,否则,再先进的国家立法也仅是美丽的“装饰”.二是要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充分发育和逐步完善.《中华民国宪法》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作了较为详细的界分,但其根本就不适合当时的国情.这一例证充分说明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充分发育,就不能清晰地凝练出适合国情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模式,更奢谈在宪法层面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作出科学而明晰界定.三是财政分权立宪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然而,民国时期的财政分权立宪仅仅属于当时社会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工具而已.三、新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迁新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978 年以前为“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 1980 年－1993年,国家相继推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及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管理体制;从1994 年至今,为全面推行分税制改革时期.“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的根本特征是高度集权,它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特有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地方政府、各企事业单位及公民个体都是这个“企业型国家”的零部件,它完全按照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优先顺位统筹安排经济和财政资源( P3).“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其弊端也非常明显.其全盘用行政计划和命令管理社会经济的方式严重扼杀了广大公民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长期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财政管理体制也开始“放权让利”,以便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1980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决定从1980 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具体内容包括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 以1979 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数为基础,经过适当调整以后,计算确定各省地方财政收支的包干基数,一定五年不变; 民族自治地区( 包括青海、云南) 也按“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执行,但给予较多照顾.1984 年,为了配合企业“利改税”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也相应地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并继续实行一定五年不变的方式.1988年,在全国大包干思潮影响下,为了提高地方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从当年开始全面推行“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包干”“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包干”“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及“定额补助”等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开放了地方政府的管理社会经济的积极性,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促进了地方及区域经济发展.它对中国经济的引领和促进作用也被学者形象地称为“行为联邦制”( P4) .但“财政包干制”也有致命的弊端.首先,财力过于分散,中央财力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宏观调控能力削弱.其次,“财政包干制”助长了地方政府兴办企业的热情及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最后,财政包干制缺乏规范化治理机制,支出基数不合理等( P38) .1992 年10 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 年又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入根本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分税制改革的推进.1993 年12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并于1994 年全面推行.分税制的原则和主要内容如下: 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范围; 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立中央与地方两套征税体系; 科学划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对于省以下财政体制,1994 年的财政改革方案没有涉及,而是授权各省、自治区以及计划单列市根据国务院决定制定所属市、县的财政管理体制.1995 年国务院发布《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在不触动地方既得利益的情况下,通过增量改革的方式,由中央财政安排一部分资金,按照规范的办法,解决地方财政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并体现向民族地区倾斜的政策.后来,中央政府又多次对转移支付方法、所得税分享比例及出口退税负担比例进行调整,以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在提高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基础上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有序促进地方政府竞争.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历史功绩如下: 一是基本确立了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公共财政总体框架; 二是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的设立成为中央与地方财政规范化的标志,基本明确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级财政职能,中央政府的权威得以确立和巩固,地方政府逐渐具备了责权利相统一的独立财政主体( P105 －109) .当然,我国的分税制改革仍有很多值得完善的空间.各级政府的职能划分尚不清晰; 支出责任层层下移导致地方财政困难; 转移支付制度尚不规范; 省以下财政分权有待推进以及财政分权的规范层面太低,缺乏宪法、法律保障等( P111、113) ; 财政分权模式不清、财政立法权、财政收益权、财政征收权及财政支出权配置不合理,地区间财政不平衡程度过高,协调与争议解决机制缺乏以及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等( P140 －154) ; 地方负债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首要问题; 权力失衡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主要症结; 权力失控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主要风险等( P159 －177) .总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必须充分关注、尊重和保障.国家应当在宪法、法律上规范和保障地方政府的趋利避害行为.目前,我国分税制的首要弊端是地方政府层级设立不合理.比如,“市管县”体制是否走到尽头,乡镇是继续保留还是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其次,缺乏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财权、财力及支出责任的宪法、法律界定,由此导致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投机行为和预算软约束.这是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四、集权与分权的历史启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通过回顾历朝历代君主专制制度、民国政府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以来60 多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重要历史启迪:其一,中央财政过度集权容易诱使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员在法律制度以外横征暴敛,使国家征税权及公民私有财产权都将处于模糊状态.历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前期往往呈现中央集权稳固,后期则容易出现地方势力凸显的共性,地方势力凸显成为王朝颠覆的重要原因之一.出现上述情况的根源在于中央财政过度集权,导致地方政府财权较小,不能满足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同时它也成为地方官员趁机在法律制度以外加税及横征暴敛的“口实”.加上税赋上解是古代中央对地方官吏考核的主要指标,这就进一步促使了地方官吏的法外征税行为.这一历史“顽疾”在当代中国又得以“重生”.当前地方政府对预算外资金的偏爱、在《预算法》与《担保法》等法律禁令以外的恣意举债行为以及片面依靠土地财政的行为都是上述“顽疾”的情景再现.由此看来,中央财政集权过度可能威胁中央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在金融债券市场发达的当代,地方政府的无序举债是新型“横征暴敛”行为.其二,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也同样导致国家分裂、调控失灵等政治、经济危机.无论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都应被中央政府尊重和保护; 否则,如果无视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极有可能被地方官员所利用,进而作为突破中央政府各种法令的借口.这种情况一旦蔓延,中央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不过,地方政府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中的地位、功能不尽相同.农业文明的地方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大江大河的集中治理; 而工业文明的地方政府则更多关注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这一区分肇始于二者之间社会财富的创造方式不同.当代世界基于对地方政府市场公共服务竞争的重视,更加强调地方居民的民主自治.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固然需要尊重和保护,但如果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也同样可能导致政治、经济危机,甚至将国家引入灾难.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清末地方的“就地筹饷”,北洋军阀时期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各地通过各种方式对国税的截留以及对地方财政独立的谋求,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收支划分、分级包干”及“财政包干制”等历史阶段,都是地方分权过度的历史考证.其三,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宪法化是根治中央过度集权或地方过度分权的唯一路径,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入宪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理性文化的大众共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虽然在宪法层面予以规范,但由于缺乏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缺乏市场经济体制的充分发育,因而出现财政分权立法超越社会现实的局面.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国内外实务界和学者从多个视角对我国分税制改革现状进行注解、研讨和评判,这是财政分权理性共识形成的必要前提,该项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周密设计、合理把握、渐进推行至关重要.其四,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核心———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法制史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地方税系,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等等.这显然在传递一个信号———强化地方财政自主权是我国财政分权立宪的总向度.笔者认为,强化地方财政自主权,首先要在宪法上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在这方面我们要借鉴历史经验,国家立法应当赋予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的税率调整权、税收减免权及地方税的征收权等.其五,要在宪法上赋予地方稳定的财政收入.由于中央政府集中税收立法权,要解决事权与财权相匹配问题,必须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即在明确中央与地方事权及支出责任划分的基础上,通过完善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来保障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决定》提出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要实现这一改革蓝图,还应在宪法上明确地方政府的税收收益分配权及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第十三章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
国家的结构形式 国家整体和局部的关
系。 当代中国的纵向间政府关系是中国政府体制 改革中的一个困点。
单一制和联邦制
单一制国家是由若干行政区域所构成的单一 主权的国家。
联邦制国家是由若干邦国所构成的统一国家， 但各邦国依法有一定的自主权。
• 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单一 制体制形成的历史、地 理原因？
• 当前，解决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 问题，不能靠简单强调中央集权，也不能 靠过度地强调地方分权，而是根据不同层 次，不同地方的不同情况，不拘一格，集 分并举 ，职责异构，达到”每一级政府都 做特定的事情“的理想状态。
第二节 实现“两个积极性”的基本机 制
一、法制统一与“二级立法”体制 二、“全党服从中央”与“下级服从上级” 三、“条条”管理和“块块”管理 四、“党管干部”与“下管一级” 五、中央计划管理与地方经济自主性 六、统一财税管理与分税制 七、民族团结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 八、“一个国家”与“两种制度” 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与多数国家“块块”实，“条条”虚的情 况不同，中国的“条条”和“块块”都 “掌握中央精神”，部分别通过自己的领 导系统把这种中央精神传达、贯彻到地方 和基层。
• 条块分割、条块矛盾
三、“条条”管理和“块块”管 理
• 我国干部任用制度的核心是委任制——上 级任免下级。
• 目前，中央对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一级和 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一 级的干部实行直接管理，
• 当代中国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单 一制的特点
• 在单一制基础上，形成和补充进去了以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为主 要内容的一系列具有复合制特征的因素。 • 在政府管理的层次上，形成了地方立法制 度、分税制等一系列较为充分地考虑地方 利益的制度和作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探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探析摘要：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国家治理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需要进行深入的探析和研究，以找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以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现代化。
二、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现状分析1. 现状描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支关系。
在我国，中央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掌握着大部分财政资源，而地方政府则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来开展各项工作。
在目前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财政转移支付不均衡、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等。
2. 现状问题（1）财政转移支付不均衡：我国各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一些地方经济相对较弱，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持本地区的发展需求。
而中央政府在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时，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地方的困难，导致财政转移支付不均衡的现象。
（2）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在目前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而中央政府则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和基础设施建设。
这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相对较大，经常出现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情况。
三、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现代化需求1. 现代化的背景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了一个迫切的需求。
现代化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可以更好地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实现财政收支的均衡和合理配置，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
2. 现代化的意义（1）实现财政收支的均衡：现代化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可以通过改革和创新的方式，实现财政收支的均衡。
中央政府可以适度增加对地方的财政支持，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使得各个地方的发展更加均衡。
（2）合理配置财政资源：现代化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实现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
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制度等方式，将财政资源更好地分配给各个地方，同时加大对民生事业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划分研究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划分研究财政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的核心，财政划分是一个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基础问题。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划分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
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方面的关系密不可分，二者的互动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将针对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划分问题展开讨论。
一、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划分主要涉及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
财政收入包括税收、非税收入、转移支付等，而财政支出包括公共经费、政府采购、补贴、投资等。
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包括税收和收益，而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也是税收。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有向地方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旨在补贴地方政府的运行费用。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划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还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
二、财政划分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财政划分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合理的财政划分可以提高财政管理效率，加强对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
例如，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机制，中央可以引导地方政府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其次，适当的财政划分可以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推进政策的实施。
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央政府提供大量政策储备，协调各地政府的防控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合理的财政划分还可以提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安全和稳定。
例如，中央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监管、税制调整等政策措施，宏观上调节经济波动。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在实际运营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划分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分配上存在不均衡性。
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或者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常常无法负担必要的公共服务，而中央政府也不能给予他们合理的补贴。
其次，财政划分机制的不够灵活，也给政策的实现带来一定的困难。
例如，地方政府推行民生补贴和社会保障机制时，财政划分往往不能很好地支持这些政策落实。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探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探析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也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政方面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等方面的关系。
本文将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进行探析。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不仅涉及到国家的财政收支和经济发展，还关系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和创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目前，中国的中央与地方财权划分仍然处于“肥的中央、瘦的地方”的格局，导致地方财政压力大、资源匮乏、经济发展受制于人。
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通过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协同发展。
二、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面临的挑战及对策1. 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的不平衡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的不平衡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面临的较大挑战之一。
目前，中央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政府财政收入，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小，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资源匮乏，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对策：应逐步调整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的比例，让地方政府的收入比例逐渐增加。
此外，可加强地方政府的财税自主权，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财税政策，使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经济发展优势。
2. 财政责任和监管机制不够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财政责任和监管机制不够完善，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不够协调和稳定。
此外，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较大，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又较多，地方政府很难控制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对策：应强化财政责任制，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职责和权责，健全财政监管机制，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管和约束，确保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协调和稳定。
第15章财政联邦制第一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第15章财政联邦制第一节中央集
权与地方分权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财政联邦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中央集权是指国家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行使职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
而地方分权则是指国家的权力分散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一定的范围内享有自主决策和管理的权力，中央政府不对地方政府进行过度的干预和管理。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各有其优点和缺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中央集权的优点在于能够有效地集中资源，提高国家的效率和效益，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同时，中央集权也能够有效地控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防止地方政府滥用权力，维护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安全。
而地方分权的优点在于能够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同时，地方分权也能够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效益。
在财政联邦制中，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因国家而异。
一些国家实行的是较为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政府对财政收支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方面受到中央政府的指导和监督。
而另一些国家则实行较为分散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方面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中央政府不对地方政府进行过度的干预和管理。
总之，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是财政联邦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在实践中，各国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财政管理体制，以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考察与改革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考察与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协调好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国家整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背景、现状、问题以及改革方案等方面进一步探讨。
一、背景中国的中央和地方财政体系分别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构成。
中央财政是由财政部门负责管理的。
而地方财政是由省级财政部门和县级财政部门共同管理的。
中央财政主要通过税收、国有资产管理等途径完成收入来源，再通过拨款、投资等方式进行支出。
地方财政主要靠税收、国有资产管理、市场化运作等手段获得资金，然后进行支出。
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收入水平不同，地方经常面临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
因此，中央经常需要向地方提供资金支持，以保障地方的一些基本财政项目。
同时，地方政府也会通过各种方式争取中央的财政支持，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现状在现有的中央和地方财政体系中，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首先，由于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不足，地方政府的负债率高过中央政府。
数据显示，中国2019年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会面临着还债的压力。
其次，由于地方政府利用各种手段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因此，中央财政支出的方式和效率并不理想。
有些中央资金的投入项目并不能完全达到中央政府的预期，甚至有些情况下被挪用或滥用。
同时，很多地方政府也会为了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而不断拍马屁，降低地方自主权利。
三、问题在上述的问题背景下，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1.地方财政短缺和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问题。
2.中央财政支出项目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管和管理机制。
3.根据其财政地位，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利与独立性难以保障。
4.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流通和沟通渠道。
四、改革方案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1.建立有效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的财政自律。
我国的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doc
我国的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摘要】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的关系，是我国改革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具有不可动摇性，是财政联邦制改革的前提框架；而财政联邦制改革，则是完善和规范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的必然路径，其目标是在中央政府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推动能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各自优势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的建立。
【关键词】财政联邦制;政治单一制;央地关系1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的关系：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是中央集权型的政治单一制国家，不能否认，我国经济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而财政体制的改革，无论是最初的“分灶吃饭”，还是后来的各种大包干，或者是现行的分税制，一直走的是财政联邦制的道路。
尽管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不在一个层面上，但同为我国处理央地关系的两种不同的重大制度。
因此，必须理清楚二者的相互关系，才能做出恰当的安排，避免相互掣肘，促进和谐的央地关系的形成。
但是，在我国的改革中，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的关系，实际一直被有意地回避了。
可能的原因是，直觉似乎告诉人们，“分灶吃饭”、大包干和分税制等财政联邦制的各种形式，都是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相冲突的制度，而中央集权制又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只能少说为佳;或者认为弄清楚财政联邦制的各种形式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只会阻碍改革，自然是不清楚更好。
在这种氛围中，就是有一些人明知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在我国不能动摇，因怕被人误解，或怕扯改革的后腿，也会三缄其口。
正是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及对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关系问题的有意回避，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出现了不少问题：前期各种形式的大包干忘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一制，严重削弱了中央的财政能力，将整个国家推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现行的分税制又因为提高了财政权力的中央集权程度而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在不推动政治单一制改革的前提下，分税制不可能规范运行，也不能在省以下推行，更重要的是，迷失了改革方向，变成了“分钱制”，不仅未能解决“放乱收死’ 的循环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严重的“诸侯经济”问题；近年来，更有一种因财政联邦制与政治单一制“不匹配”而干脆否定分税制改革的观点逐渐流行起来，［1，2］财政体制改革面临着误入歧途的严重危险。
第15章 财政联邦制 第一节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公共经济（财政）学》第15章财政联邦制在绝大多数国家，公共部门的经济职能是由不同级次的政府共同承担的，因此，公共部门内部尤其是上下级政府之间如何划分财权和财力，就成为经济学家们热烈讨论的问题。
在公共经济学文献中，这一问题被称为财政联邦制。
本章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为基本层面，阐述财权和财力的划分的理论依据和方式方法。
第15．1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15．1．1 实行财政联邦制的理由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分级管理的模式，即除中央政府之外，通常还有多级地方政府。
这是因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各有其优点。
中央集权的主要优点包括：(1)有利于矫正外部效应许多公共项目具有外部效应，如学校培养的一些学生毕业后去其他地区工作，会产生地区间的正外部效应，某项水利工程可能影响其他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如果公共项目完全由地方政府决策，地方政府难以矫正这种正的或负的外部效应，结果公共项目不是过少就是过多。
(2)有利于产生“规模效益”公共产品按其受益范围的大小，可以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两大类，前者是指受益对象覆盖到全国的居民，如国防和外交；后者是指受益对象仅局限于某一区域的居民，如路灯和消防。
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人均成本大大降低。
(3)有利于实现宏观调控如果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就无法解决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造成的地区发展差异，甚至无法保证贫穷地区居民应当享受的最低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如中小学教育、洁净生活用水、传染病防治等。
如果大部分财力由地方掌握，中央政府很难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来影响经济波动，地区之间为了税收收入会本能地进行产业竞争，各种名目繁多的税收和补贴政策纷纷出台。
地方分权的主要优点包括：(1)有利于充分显示居民的偏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 Stigler)对于地方分权的合理性作了一个公理性的解释。
第一、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了解管辖范围内居民的需求偏好；第二、管辖范围内的居民有权对不同种类和数量的公共产品进行投票表决：应该让居民通过对地方事务的参与把自己的偏好化为地方政府的政策。
简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简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摘要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是一种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提出的政府财政管理理论，旨在通过将财政权力分配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实现财政管理的效率和公平。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多样化的国家中，财政联邦主义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限制。
本文将简要探讨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并提出一些相关建议。
1. 引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初期首次出现，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逐渐发展和完善。
该理论强调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政管理方面的合作与平衡，旨在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公平。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广阔领土的国家中，财政联邦主义面临着一些独特的挑战。
2.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基本原则：2.1 财政分权财政分权是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
根据该原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共享财政权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公共支出的最大化。
2.2 财政平衡财政平衡是指政府在财政管理中要同时考虑收入和支出的平衡。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通过协商和合作来平衡财政收入和支出，避免出现财政赤字和债务过大的情况。
2.3 财政协调财政协调是财政联邦主义中重要的原则之一。
通过财政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方面进行合作和协调，实现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平衡和稳定。
3. 财政联邦主义在中国的挑战和限制尽管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理论上具有许多优势，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国家中实施财政联邦主义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限制。
3.1 财力不均衡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不均衡是实施财政联邦主义的一大障碍。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导致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对较低，难以满足财政自主权的要求。
3.2 权力过于集中在中国，中央政府对财政权力的掌控较大，地方政府相对较弱。
这种权力集中导致地方政府在财政管理中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受到限制，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联邦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