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流行文化的变迁(总稿)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流行文化的变迁一、研究的缘起、目的和意义众所周知，青年处于人格形成的最重要时期。

青年所处的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对青年健康成长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形态对于青年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青年也在创造和累积具有自身属性的文化，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

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青年流行文化现象，如大众娱乐中的“追星族”现象、网络世界中的“QQ聊天”现象、外来文化中的“韩流”现象及社会生活中的“流行语”现象等，就是其表层的、集中的，也是颇为典型的代表。

2005年，“超女”浪潮风靡全国，达到了街知巷闻的地步，这也是以青年群体为主要参与主体的。

这些流行文化，看似各有特点，形成的源头又不尽相同，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文化的相互融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势不可挡，流行文化在我国青年中掀起阵阵热潮且呈现持续升温状态，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正在缩小，流行文化的触角已经伸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学校园也不例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大众媒体造势之外，同时也关系到时尚文化与传统文化自身所包涵的文化底蕴和各自的文化结构，涉及到青年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和生活态度。

青年作为社会的主干，具有鲜明的个性，所代表的文化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影响着整个社会主流文化的丰富、深化与发展。

因此，全面了解青年对流行文化的定位，分析青年所受时尚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对于如何正确引导青年对待流行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青年流行文化的相关理论(一)青年流行文化概念的界定我国学者陆提出，从“青年文化”的视角看，青年流行文化是现代商业社会中出现的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

从文化趣味的代际差异，特别是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青年流行文化并不等同于大众文化，也不完全是流行文化。

青年流行文化同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面相似，但更多的表现为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在的紧关系。

从青年流行文化的现实状况来看，可以认为青年流行文化是在青年中存在的、具有青年特殊性的流行文化现象。

寻求个体意识，而非集体意识，是青年流行文化的主要特征。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德认为，时尚的传播是建立在个人的创造和多数人互相模仿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

青年期独特的“同伴文化”特点，决定“向同伴学习”或“同辈之间互相模仿”成为青年社会化的重要容。

正是“同伴文化”的模仿性特点，使流行文化往往发端于青年。

我国学者马广海认为：时尚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产及文明程度成正比。

经济变革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的变化，会使传统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失去原有的价值，各种新的文化现象、价值观念又不断汇集、重组和整合。

在传统与现代冲突过程中，青年人总首先面向现代化、热衷改革、创造新鲜，这些都被认为是青年流行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青年流行文化的传播方式一种事物之所以会成为风行一时的潮流，其首要基础是受众对于该事物的共同知识成为共享流行事物并获得其意义，不具有该流行共识的人会自然隔离于流行文化之外。

在传媒时代，媒体首当其冲成为制造和传播流行共识与流行文化的系统。

如果问起改革开放以来流行文化的变化，当代中国青年感触最深的恐怕就是高科技产品所带来的新鲜与惊奇。

其中，声像技术和通讯技术大大丰富了流行文化的物质载体。

多媒体和印刷技术的发达、电脑和DVD的普及、超大纯平显示器的出现、动画制作工艺的日益精良等等，都极大地增强了各种传媒的声像效果。

这些新出现的声像技术强化了人们的视听感受，对诉诸感官刺激的流行文化贡献非常大。

技术的发展也并不只是被动地让人们接受信息，平面制作技术、网页制作技术、Flash 动画等的普及，使得喜欢艺术的普通人借之也能够获得某种表现力，并相应地形成了以该种技术为依托的流行文化。

促进流行文化发展的另一日益突出的因素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互联网和移动的普及。

从另一角度来分析青年流行文化的传播途径，这种文化主要是一种“同辈文化”，亦称“同伴文化”，即由年龄、地位、兴趣爱好大体相同的人群关系构成的一种亚文化，其流传围主要集中在不同的青年个体之间。

这是青年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对于青年而言，同辈关系是极为重要的。

这是因为，青年要逐步地走出家庭，疏远父母的权威，寻求较大的社会独立性。

同伴群体可以为这种努力提供一种温暖的支持。

同伴之间的交往更为自由，更能为青年个体提供发展角色技能的机会。

美国当代发展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青年同伴群体是一个封闭的公司”，所有这些群体共同组成的同伴文化，有着自己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而“青年流行文化”恰恰为同伴性的青年群体，提供了这种行为方式和价值典。

青年们由此获得共同的话题、话语，分享共同的情感与趣味，关键是借此获得一定的身份认同。

在兴趣与情感之外，群体间的交往需要上升为第一位，直接促成了青年对流行文化的吸收与化。

（三）青年流行文化的影响与功能“青年流行文化”离不开一定的支持和参与的力量。

在“青年流行文化”中，是商家直接促成了青年流行物品及文本的大规模流传，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就是“青年流行文化”的真正支持者。

因为文化活动从根本上来看是一种个人的选择，青年有“要”与“不要”的自由。

只有当他们对“要”的选择构成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商家才会依市场规则去运营。

从这个角度而言，实际上是青年左右着商家的行为，也因此而规定了流行文化的大致方向。

青年人是青年流行文化最根本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他们并不是文化的“瘾君子”，缺少了青年的支持和参与，青年流行文化自然会失去实在的依托，而成为一种无名无实之物。

青年群体正是以青年流行文化作为自身力量的动员、聚合和展示方式。

青年不仅在自己的流行文化中找寻乐趣、宣泄感情、塑造思想，还通过自己的流行文化聚合力量，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存在。

青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政治理念、利益诉求，甚至冲击现有的社会秩序。

“青年流行文化”并不完全是享受和退避，而是一种社会参与姿态，一种另类的政治姿态，其间存在着各种持久的力和妥协。

就青年流行文化本身来讲，青年人对某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追求，显示了区别于成人社会的审美取向。

此类异于成年人的行为，表现为一种相对柔和的力，一般而言，不大会引起社会的过分关注。

但有一些流行文化，却可以直接造成青年与社会的紧状态，最突出的便是“道德恐慌”理论下的青年流行文化。

青少年犯罪的大幅度飙升，促成了媒体与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一些社会学家又指出，社会控制的操纵，在扩大“异常行为”方面作用甚著。

他们认为，媒体的报道对青年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往往会推动青年走向社会期望的另一面。

青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意识的对立，可能表现为明显的冲突，产生“愤青一代”；也可能表现为一种隐式的对抗，如一些青年对政治等社会公共事务的冷漠和拒绝。

在一定程度上，“沉默”是一种反驳，对“无意义”的追求是对强加意义的最大排斥。

另外，“青年流行文化”的力之强，还表现在社会力量对青年流行文化的批判之上。

对待“青年流行文化”，社会有多大的谴责，就暗示了青年的意识对社会造成了多大的冲击。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年流行文化青年流行文化是时代精神的直观反映，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青年流行文化依附于成人主体文化，没有独立的精神意识空间和自己的独特个性。

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对改革，使整个神州大地从文革的破坏中慢慢恢复，并重新焕发出一种积极昂扬的清新之风，一大批青年走进了大学校园，成了流行文化的建设者与鼓吹者；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港台的流行音乐吹进了大陆的千家万户，让邓丽君、罗大佑等港台艺人的名字同他们的歌声一起传唱一时。

大量的译著又向大陆青年介绍了尼采、弗洛伊德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让青年思想经历了剧烈的变化。

这一时期又可具体分成两个阶段。

从改革开放伊始到1985年，该阶段文化上的绝对控制渐渐从青年流行文化生活中退出，青年自己的关怀与思考开始升腾，整个社会还具有过去的的气息与惯性。

此时的青年流行文化仍定位于严肃文化的层面，虽然有价值重估的部分，但仍深受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尚未放开的影响。

比如说，虽然当时邓丽君的歌曲已经传唱于大街小巷，但社会上的主流意识仍然认为这属于“资产阶级的淫词滥曲”，认为在歌曲中表达情愫是低级趣味的。

再如中国最早的模特大赛，本是女性个性解放的象征，也顺应了当时改革开放的潮流，从北京开始，、等地纷纷举办模特大赛，颇有风靡一时的趋势，但迫于当时的社会舆论压力，这些比赛最终都无果而终。

同时，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尤其是农村改革的启动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带给人们的沮丧失望的心情，社会的进步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的生活热情。

青年本身所固有的那种追求进步、奋发向上的精神也再次迸发出来。

1981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庆祝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的游行集会上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并立即得到了全国青年的积极响应。

也可以从当时的流行歌曲中看出那一代青年的爱国精神。

如创作于1980年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中唱道：“创造新的成绩，描绘新的蓝图，需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新一辈！”歌词通过对现实的抒写，对未来的畅想，刻画出立志投身祖国建设的朝气蓬勃的青年群体形象。

既唤醒了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生力军的主体意识，又警策他们珍惜时光，让青春在四化建设中闪光彩。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香港歌星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再次唱响了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情怀。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经历了改革开放10年的积累，青年中关于文革那个时代的记忆似乎已慢慢淡去，他们自我的意识力量暗流涌动，终于在一个节点升腾爆发，焕发出那个时代青年独有的活力。

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崔健在北京国际和平年音乐会上，身着农民装，裤腿一高一低的演唱《一无所有》，赢得在场观众经久不觉的掌声，并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精神的写照。

现在看那首歌的现场视频，仍会感到热血沸腾，感受到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磅礴震撼的气息。

自那以后，崔健成了青年流行文化的标杆人物，被誉为“中国摇滚教父”，推出了一大批反映当时时代精神的摇滚歌曲。

这些歌以个性自我的态度对物质和精神诸多方面进行了现实的批判，表现出无限的反叛激情和对自我自由创造的坚定认同。

文化和价值发生断裂，失去以往真切的理想和信念后，青年群体迷失了生存意义，先驱人物感受着虚无却不甘虚无，竭力执着地寻找：“多少次这样不停的走，可多少次这样一天到头。

”在生命罅隙中抗争和呼喊的青年，需要时代的标杆和英雄，需要一种痛快淋漓的宣泄。

崔健的摇滚乐“那雄浑铿锵富有蛊惑力的节奏，那嘶哑却自心底升起的苍凉沉重的呐喊，那迷惘落寞无奈却又不甘平静的怅然情绪，令青年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