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精神·浪漫情调·传奇色彩(沈伯俊)

现实精神·浪漫情调·传奇色彩——论《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沈伯俊摘要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这种创作方法，来源于古代章回小说的生成环境，也植根于以“奇”为美的民族审美心理。

因此，应当以传奇眼光看《三国》人物，以浪漫情调观《三国》情节。

关键词《三国演义》现实精神浪漫情调传奇色彩关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许多学界同仁可能认为早已不是一个新鲜题目，似乎不必再作探讨。

实则不然，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分歧不少，而且误解、曲解颇多，确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1996年，在为李保均教授主编的《明清小说比较研究》一书撰写的第二章《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比较研究》中，我曾经写道：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四种观点：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主要是浪漫主义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是古典主义的。

笔者认为，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这是人们普遍承认《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汉末三国历史”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

这种虚实结合，亦实亦虚的创作方法，乃是《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①。

在后来出版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一书中，我重申了这一观点②。

根据几年来的所见所思，这里再作申论。

一、既是现实的，又是传奇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包括传统文化时，不得不使用一套主要源于欧美或借自日本的语汇（术语、概念、范畴等）。

这既是学习和借鉴之必须，也是对外沟通、交流之必要。

尽管许多中国学者一直努力地发掘本民族的话语资源，弘扬其精华，开发其现①李保均主编《明清小说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②沈伯俊《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4页。

代意义，也只能与外来语汇互相借鉴，互相依存，共同承担语言的使用功能。

事实上，经过长期的使用和磨合，大量原本是外来的语汇已经融入现代中国语言，成为中国学术、文化语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完全离开这套语汇，现代中国人几乎无法顺畅地思维和表达。

不过，值得重视的是，在使用外来语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既要掌握其普适意义，又要注意其中相当一部分与传统文化实际情况的某些区别乃至脱节，不能简单化、形式化地生搬硬套。

在运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时，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一般认为，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成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

然而，作为一种基本的创作态度、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很早就出现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创作中。

就现实主义而言，凡是力图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和历史生活的本来样式的作品，均可视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文学艺术中，人们观察和把握现实生活的能力、表现生活真实的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罢了；而在不同的文艺样式中，现实主义的形态也有很大区别。

人们熟知的恩格斯的名言“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应该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欧洲国家，在现实主义文艺思潮成熟以后，对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要求。

就浪漫主义而言，凡是按照人们希望的样子来反映生活，偏重主观，富于理想色彩的作品，均可视为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只是在不同的文艺样式、不同的具体作品中，浪漫精神、浪漫情调的浓烈程度不同罢了。

从概念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各自具有鲜明的特征，不应混淆；但在极其丰富的创作实践中，它们却并非彼此完全绝缘，而常常互相交错，一体共生。

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也会具有浪漫情调；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也会具有现实精神。

李白是公认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不朽名篇《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雄奇瑰丽，喷薄而出的浪漫精神激荡千古；而《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望鹦鹉洲悲祢衡》等则是充满现实情怀的佳作。

杜甫是公认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等直面人生，深沉博大的现实主义精神辉耀百代；而《望岳》、《饮中八仙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不也是洋溢着浪漫情调的名篇？如果忽视活生生的创作实践，满足于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推导，未免会胶柱鼓瑟，削足适履，表面看来雄辩滔滔，却难以透彻地理解千差万别的作家，合理地解释千姿百态的文艺作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由于生存环境和民族性格的原因，现实主义长期居于主流地位；同时，中国文学很早便形成了“好奇”的审美心理，以“奇”为美，以“奇”为胜。

在诗文等传统的正宗文学中，人们崇尚“奇思”、“奇文”、“奇字”，正如杜甫名句所说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而在小说、戏曲等非正统文学中，人们更追求“奇事”、“奇人”、“奇情”。

例如：晋代葛洪《神仙传自序》便指出该书具有“深妙奇异”的特点；南朝梁萧绮《拾遗记序》认为该书内容“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南宋洪迈《夷坚乙志序》云：“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千里寄声……凡甲乙二书，合为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尽萃于是矣。

”宋末刘辰翁在《世说新语眉批》中，对《夙惠》篇中“何晏明惠”一则批曰：“字形语势皆绘，奇事奇事。

”元代邵元长《〈录鬼簿〉序》中作《湘妃曲》，赞扬钟嗣成的《录鬼簿》“示佳编古怪新奇”，实际上是赞扬书中涉及的大量元杂剧优秀作品“古怪新奇”。

由此可见，以“奇”为美乃是古代众多作家艺术家自觉的艺术追求。

罗贯中创作史诗型巨著《三国演义》时，一方面以综观天下、悲悯苍生的博大胸怀，直面历史，努力寻绎汉末三国时期的治乱兴亡之道，表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他又以“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①的眼光，竭力突出和渲染那个时代的奇人、奇才、奇事、奇遇、奇谋、奇功，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传①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奇氛围，全书也就成为“既是现实的，又是传奇的”这样一部奇书。

既是现实的，又是传奇的，实际上是古代许多通俗文艺作品的普遍现象。

让我们随便举两个大家熟知的例证吧。

例一，宋元话本《快嘴李翠莲记》。

小说中的李翠莲，“年方二八，姿容出众，女红针指，书史百家，无所不通”，本来可以当一个好媳妇。

只因她胸无城府，“口快如刀”，新婚三天便得罪了公公、婆婆、大伯、小姑等人，公婆以“久后必被败坏门风，玷辱上祖”为由休了她；回到家中，又被父母兄嫂埋怨，性格刚直的她干脆削发为尼。

故事反映了封建礼教对青年妇女的束缚和压迫，表现了对这种封建妇道的反抗和批判，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作品描写李翠莲的心直口快，则多用夸张手法，写她开口便是一串又一串的顺口溜，出嫁时竟然骂媒人，打先生，训丈夫，又有些越出常理，表现出浓郁的传奇色彩。

整体而言，尽管这篇作品存在夸张过分、叙写简单等不足之处，人们仍然公认它是真实反映宋元时期社会生活和市民意识的一篇佳作。

例二，关汉卿杂剧代表作《窦娥冤》。

窦娥的父亲、穷秀才窦天章，因为借了蔡婆二十两银子，无力偿还，便将七岁的她抵债与蔡婆作童养媳；十七岁成亲后不久，丈夫病死，她青春守寡，与蔡婆相依为命；蔡婆讨债遇险，被泼皮张驴儿父子救下，张氏父子趁机逼迫蔡婆窦娥嫁给他们，企图霸占其家产；窦娥坚决不从，张驴儿欲毒死蔡婆，不料下了毒的汤却被其父误食而死，张驴儿乘机诬告窦娥毒死其父；窦娥惨遭杖刑，呼冤不止，但为不让蔡婆挨打，被迫屈招，竟被昏官判为死罪。

窦娥的悲惨命运，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黑暗，官场腐败，良善受尽欺凌，邪恶横行无忌的现实，表现了极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同时，作品描写无辜被害的窦娥临刑前发出的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竟全部实现，充分证明了她的冤屈，又是典型的传奇性情节，洋溢着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

然而，这样的传奇情节、浪漫色彩，不仅没有损害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以其惊天地、泣鬼神的控诉，尽情抒发了善良的人们有冤无处申的怨愤之气和由此激发的反抗情绪，强化了直击黑暗的批判力度。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传奇情节、浪漫色彩，增强了《窦娥冤》震撼人心的力量，使它达到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成为古典戏曲现实主义作品的杰出代表。

同样，尽管《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具有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情节，但主要是为了突出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表现事件的非同寻常，却没有改变主要人物形象与其历史原型的本质上的一致，没有改变主要事件的基本轮廓和最终结局。

因此，《三国演义》中的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看似随处可见，实则具有局部性、微观性，并未改变全书忠于历史的总体面貌。

既是现实的，又是传奇的，这就是《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

二、以传奇眼光看人物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时，曾云：“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①又云：“描写过实。

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②此二语经常被引用，影响甚广，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我一直非常崇敬鲁迅先生；但对这两段话，我却不敢认同。

从根本上讲，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既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又受到俄国、日本等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

不过，平心而论，以产生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严格的现实主义标准来衡量问世于元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②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

明之际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未免与小说的创作实际不太吻合。

上文已经阐明，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这就是说，十四世纪的杰出通俗小说作家罗贯中与二十世纪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在小说观念、创作方法上有着相当大的不同。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鲁迅先生最欣赏的是创作方法比较接近近代现实主义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而罗贯中作为古代长篇小说的最早开拓者，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首先要继承通俗文艺的传统，并在继承中变革、创新。

因此，他在人物塑造中既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又表现出鲜明的褒贬倾向，赋予人物以某种程度的传奇色彩，既是必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