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
苏童《妻妾成群》中的女性形象价值
苏童《妻妾成群》中的女性形象价值发布时间：2021-12-17T06:07:53.340Z 来源：《学习与科普》2021年15期作者：唐旋[导读] 本文主要从苏童的小说创作入手，分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此来洞察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生存状态，解读时代和文化下女性形象的成因，探究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艺术价值。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摘要：本文主要从苏童的小说创作入手，分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此来洞察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生存状态，解读时代和文化下女性形象的成因，探究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艺术价值。
苏童小说中的女性表现出来的是阴郁、颓废的特性，在苏童笔下，女性为生存依赖男性而人格扭曲；另一方面，女性又无法摆脱这种被社会压迫的悲剧命运。
苏童在创作传统女性形象上有着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妻妾成群》；苏童小说；女性形象；女性价值从古至今，我国女性地位大致来说一共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是原始社会早期，妇女相对受到男子的尊重；二是传统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男性至高无上，女性没有权利；三是现在和未来的女性地位，提倡的男女平等。
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随着封建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步入封建社会以后，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联系，“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说教成为妇女们的精神枷锁，妇女完全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尊严和一切可以得到的正当的权利。
这造成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下降，对女性的保护也越来越少。
当今中国的文坛上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以及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本篇论文所探讨的正是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苏童的小说中，所刻画的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女性形象。
一、男权主导下的女性形象苏童成名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写了很多部小说，仔细阅读，可以看到他笔下的女性形象虽然美丽、缤纷，但却带着一种病态。
具体以小说《妻妾成群》中的女性形象为例。
小说围绕陈家四位太太的争宠事件进行展开，将封建社会被压迫的女性形象体现的淋漓尽致。
小说《另一种妇女生活》：探索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
小说《另一种妇女生活》：探索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如果我说苏童老师，是当代文学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位，肯定有人要反驳，但如果我说，苏童老师，是当代男性文学作家中，最会写女性角色的一位，想必就无人反对。
我曾不止一次的看到过，读者为苏童老师的性别感到惊讶，一位男性居然可以把女性角色，塑造得如此细腻、生动，也有读者评价苏童老师的作品，永远都在放大人性黑暗阴郁的一面，笔下的女性几乎都是庸俗、自私、甚至病态疯狂，认定了他厌恶痛恨女性，我非常不认可这样言论，毕竟人性的丑陋确实存在，很多读者反感这一点，不也是因为苏童老师刻画的真实，同时，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也绝非如此。
小说《另一种妇女生活》，讲述了香椿树街上，一家酱园子里五位女性发生的故事，她们的生活方式、性格举止，完全不同，彼此之间相互抱团帮助又暗自嫉恨报复。
故事结尾以两位女性的被杀和自杀，画上句号，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形象，丝毫不具备传统女性的美丽与温柔，但我觉得，正是因为如此，才显得她们更加真实。
为什么我会这样认为？一：酱园的楼上与楼下，暗喻旧与新的两种生活世界1、楼下的简家姐妹她们俩是酱园原本的主人，解放时财产被充公，酱园的大堂成了公营商店，专门卖油盐酱醋腌制品，酱园的二楼成了姐妹俩的家，靠刺绣品维持生活，两人相依为命，平日里深居简出很少跟人打交道。
姐姐简少贞，是旧社会下培养长大的女人，从小接受父亲封闭式的教育，几乎没有跟异性接触过，对外界非常抗拒，父亲过世后，她成了一家之主，为了照顾妹妹，她拒绝了所有前来说亲的亲友，在她看来，这些人都是不怀好意，觊觎家产拆散她们姐妹俩。
她对外面的人事物充满憎恨厌恶，为了避免自己被外界污染干扰，情愿将自己封闭在昏暗幽静的二楼，蹉跎了大半人生，成了一个禁欲阴暗的老女人。
在姐姐简少贞的长期教导的下，妹妹简少芬的自我意识被压制，成了姐姐的附属品，对外界充满恐惧，不敢跟人接触，可当她看到屋外的热闹婚车经过时，又克制不住内心的向往。
她是个矛盾的女性，一边依赖着姐姐的照顾陪伴，一边压抑着自己内心的渴望需求，曾经青春貌美的少女，在春来秋往的交替中，成了46岁的中年女人，每天日复一日的生活，她害怕自己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但又没有反抗改变生活的勇气，在胆怯与向往中相互挣扎，痛苦又矛盾。
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精选)
男权文化中的女性生存的悲歌——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摘要：本文从苏童小说文本入手，细致分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此洞悉苏童小说中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生存状态，解读苏童小说中女性对男权的依附意识，可以看出苏童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反思，表现出可贵的对女性生存的探索精神。
同时苏童小说中女性的悲剧起源是:一方面,他承认男权社会对女性悲剧形成的外部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女性自身所具有的弱点。
在苏童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之间相互残害和女性对男性的盲目崇拜。
正因为这两个特点,才使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充满了悲剧色彩。
关键词：苏童小说、男权文化、女性形象、女性生存的悲歌在当代文坛，苏童是小说界的一个多面手。
在80年代末他就以先锋化的写作姿态占据了文坛的一席之地，随后他笔触切入中华深厚的历史云烟之中，以其睿智的思考和天才的想象拨开历史迷雾，重建历史的想象，赢得文坛的一片喝彩。
但最为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他对于女性的强烈关注和独特想象，创作出一系列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因此被小说界戏称为“红粉杀手”。
苏童通过对女性世界的描摹与观照，来表现女性哀苦悲凉，缱绻细腻的风骚与艳情。
苏童的这些小说汇聚了许多在以往当代文学创作中未曾有过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充分地表现了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意识，各自不同的现实欲望与冲动以及灵魂浮出历史地表的振颤与悱侧动人，这应该是当代文坛的一大奇观。
一个男性作家在文坛女性主义文学己初露锋芒，而许多男性作家的创作遭受女权主义大加讨伐的写作背景之下，却仍然义无返顾地去构筑他想象中的女性世界，这首先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同时更需要有对女性的热情关注以及独特理解。
在先锋小说家中，苏童以出色建构故事的才能，弥补了先锋文学文本艰涩难读、理念过强的弱点。
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想象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显示出他自己的写作特质。
而对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的关注，正是苏童小说的特质之一。
张爱玲与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比较
张爱玲与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比较张爱玲与苏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位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中都有丰富多样的女性形象。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分析张爱玲与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探讨其中的异同及原因。
从受教育程度上来看，张爱玲的女性形象多数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白玫瑰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独立思考的女性，而红玫瑰则是一个不受教育、依赖他人的女性形象。
相比之下，苏童的女性形象多是缺少受教育的农村女性，如《牛》中的小连、《妻妾成群》中的西门菜、《妈阁是座城》中的杜小星等。
他们多数是无权无势，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形象。
从婚姻观念上来看，张爱玲的女性形象多是追求爱情的独立女性。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白玫瑰坚持追求真爱，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地位。
而红玫瑰则是一个因为被动婚姻而感到不快乐的女性形象。
而苏童的女性形象多是被动接受婚姻安排的女性，如《妻妾成群》中的西门菜就是被西门大官人强行接为妾的。
从性格特点上来看，张爱玲的女性形象多是情感丰富、内心复杂的女性。
她们常常为了感情的起伏和纠葛而痛苦不堪，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白玫瑰对于自己的情感和婚姻一直存在矛盾和无法释怀的痛苦。
而苏童的女性形象多是朴实、直率、坚韧的女性，她们在面对困境和艰难时能够坚持自己的坚持和信念，如《妈阁是座城》中的杜小星就是一个对于婚姻和生活抱有乐观态度的女性。
张爱玲与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受教育程度、婚姻观念、性格特点以及对待生活态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这种差异反映了两位作家对于女性问题的不同关注点。
张爱玲更注重女性的心理感受和情感表达，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与自我的追求；而苏童更注重女性的现实处境和社会地位，关心普通女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奋斗和生存状态。
两位作家通过对女性形象的描绘，展示了当代中国女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女性·人性·依附性——论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78品 评女性·人性·依附性——论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王 红作为先锋作家登上文坛的苏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转型，在“红粉”系列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
作为男性作家的苏童，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小萼，也许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
”苏童擅长写女性，被誉为表现女性的“圣手”。
本文探讨的是他小说中书写的女性形象，她们在男性视域下抛开了男权文化、女性的人性缺陷和对于男性的依附意识。
一、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苏童生于江南小镇，从小家境贫困，童年时期曾患病一度躺在床上，被困床上的苏童唯有依靠书籍来满足自己的精神世界，加之外婆和姐姐的照顾使苏童养成了温和、细腻的性格。
特有的江南文化和成长环境使苏童对塑造女性形象产生极大兴趣，这与他对江南的历史记忆有很大关系。
因此，苏童笔下有各形各色的女性形象，《妻妾成群》中塑造了封建大家庭中互相争宠斗艳的妻妾形象；《红粉》中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妓女形象；《妇女生活》中书写了祖孙三代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生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生活状态，但是她们有着相同的悲剧命运。
苏童每篇文本都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她们在同一种生活状态下的不同选择，决定着她们的生存状态。
在流露着颓败气息的《妻妾成群》中，有着几个忙于争宠和钩心斗角的妻妾，她们游离在丈夫和姐妹之间，有烧香念佛的大太太毓如、两面三刀的二太太卓云、高傲冷艳的三太太梅珊以及矛盾复杂的四太太颂莲。
她们每天想着的只有争斗，如何在这幽深、阴暗的宅院中生存下去，结果是死的死，疯的疯，同样的悲剧命运，如此下去只能是新人看着旧人哭，循环往复。
不同于封建大家庭中的妻妾争斗，处于过渡时期有待改造的妓女也面临着不同的抉择，苏童通过《红粉》描写了处于社会边缘的妓女形象，文中两个妓女面对被改造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出现了迥异的生存状态。
浅谈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
浅谈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本科二班秦海云摘要：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群体,呈现出阴郁、颓废的审美特征，在他笔下，女性依赖男性存在，为生存而人格扭曲；而另一方面，女性又无法摆脱这种由生理和社会而决定的悲剧命运。
苏童在颠覆和重写女性传统形象创作上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苏童小说、女性形象、悲剧、颠覆苏童的小说以其个体化语态、结构、故事、人物和近乎完美的和谐叙述，营造了一个令人痴迷的形象世界。
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想象的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与气度，带给人们极其新鲜的感受，也使读者感受到苏童小说对叙事语言和生活、历史整体性的独特审美认识。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笔下所描绘的鲜活的女性形象以及他在颠覆和重写女性传统形象创作上的实践意义。
一、扭曲的人性与不能摆脱的悲剧命运在苏童的观念里，女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始终是处于附属地位的，因此永远是被压迫的。
苏童认为，即使再反抗，女人的最终命运也是依靠男人。
因此，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女人永远摆脱不了做男人附庸的悲剧命运。
《妻妾成群》和以往的争宠故事不同，这个故事所表现出来的战争更加的血腥，男人（陈作千）从不介入几个女人之间的纷争，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女人之间的不见刀枪的厮杀，是女人之间的较量。
在这场战争之中，我们也看到了女性生命中的劣根性和原始欲望。
四个女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展现了自己残忍、阴毒、冷酷的一面，与她们外表的温婉、高贵、善良大相径庭。
但是，这种扭曲的人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迫于生存所不得不掌握的，是环境把她们逼上绝路。
在这场战争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以故事就有了不是结局的结局：三太太死了，四太太疯了；陈作千又娶了五太太，争斗必将继续上演。
女人首先也是人，也具有普遍的人性，苏童赤裸裸地揭出了这种残酷竞争下人性的扭曲，而女性以其弱者的地位，较之于男性，人格扭曲得更加彻底。
《红粉》中的小萼是一个处于新旧之交的女性形象，她是旧中国时期的一个妓女，在新时期妓女改造中她没有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而是继续依附男人。
张爱玲与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比较
张爱玲与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比较张爱玲与苏童是中国当代文学界的两位重要作家，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深具魅力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刻画了许多独立、坚强，却又内心脆弱的女性形象；而苏童则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塑造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女性形象。
本文将通过对张爱玲与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比较，探讨两位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异同之处。
张爱玲与苏童的女性形象在性格特点上有所不同。
张爱玲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具有坚强的外表和脆弱的内心。
她们通常面对世俗的压力和自身的需求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比如《色，戒》中的王佳芝，她是一个冷静、聪明的年轻女子，但在感情和欲望的冲突中，她表现出了内心的软弱和不堪。
相比之下，苏童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则更多地展现出内在的坚韧和毅力。
例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秀妍，她在家庭困境中，并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击垮，而是保持乐观、坚韧的态度，一直努力地支撑着自己的家庭。
张爱玲与苏童的女性形象在情感表达上也有所不同。
张爱玲的女性形象通常表现出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她们对爱情和婚姻有着复杂而深刻的认识。
她们渴望被爱，但又常常感到被伤害和失望。
相对而言，苏童的女性形象更加真实和朴实，她们的情感表达更多地体现在对生活的态度和对家庭的珍视上。
例如《妻妾成群》中的鏖战，她虽然在婚姻中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困难，但她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子女的爱仍然是深沉而坚定的。
张爱玲与苏童的女性形象在社会角色和地位的表现上也有所异同。
张爱玲的女性形象通常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她们有着独立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能够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轨迹。
相比之下，苏童的女性形象展现了更多的社会底层和边缘的形象，她们的生活更多地受到社会和家庭的约束和限制。
例如《苏河的河流》中的苏小姐，她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女子，她的生活和命运都受到了贫困和艰辛的影响，而她却依然能够以坚韧的意志和勇敢的心灵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张爱玲与苏童的女性形象在性格特点、情感表达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特点。
张爱玲与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比较
张爱玲与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比较张爱玲和苏童都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都涉及了丰富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擅长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女性内心世界，塑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而苏童则以坚实的笔触描述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和命运。
本文将对两位作家的女性形象进行比较分析，以探讨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塑造和表现。
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具有独特魅力的女性形象。
她对女性的描写常常是细腻而深刻的，如《色戒》中的王佳芝、《金锁记》中的满怀、《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红玫瑰和白玫瑰等。
这些女性形象多是具有浓重的个性魅力和独特的情感世界，她们常常被描绘成鲜明而极具情感魅力的形象。
张爱玲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她对于女性内心世界的敏锐洞察和丰富的想象力，使得她的作品充满了对女性的温柔关怀和深刻理解。
相比之下，苏童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多地展现了中国社会现实中女性的命运和困境。
在他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往往承载着承受压力和磨难的命运，如《妻妾成群》中的王春花、《离婚指南》中的刘晓云等。
这些女性形象在苏童的笔下往往是被社会和家庭所压迫的，她们的命运常常受制于男性和社会的权力结构，身份地位较为脆弱和边缘化。
苏童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描写，展现了他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社会的深刻反思和呼吁。
在对比两位作家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和表现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张爱玲和苏童在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中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表现方式。
张爱玲作为女性文学家，更多地关注女性内心世界的情感和个性，她对女性的描写往往是细腻而丰富的，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她对女性的独特理解和温柔关怀。
而苏童作为男性作家，更多地关注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命运和困境，他对女性的描写往往是坚实和扎实的，通过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展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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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作者：郭纬航指导老师：康铁成摘要：苏童是当代别具风格的小说家，他建构了以女性形象为核心的自己的文学世界。
而在他塑造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中，大多数女人以悲剧收场。
这既与男权制度对女性的长期统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有关，也与女性人性的扭曲和心理的变态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苏童女性形象人性扭曲悲剧根源苏童是一位当代文坛中引人注目的优秀小说家，他的创作，风格飘逸灵动，他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最令人惊叹的是他对女性的强烈关注和独特的想象。
在其对女性的种种描写与剖析中，充斥着很多女人的战争及女人对男人的反抗。
在某些作家笔下代表美丽、善良、纯洁的女性形象，在苏童笔下变成了一个个在欲海里挣扎的疯狂女人。
“她们在证实自己生存意义及其价值的同时，把斗争的准星瞄准了自己的同类。
”[1]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女人之间的互相怜惜很少出现，就连姐妹反目、母女仇恨的事情也常有发生。
一、女性形象分析（一）颂莲《妻妾成群》讲述了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颂莲在家庭衰败之后嫁给了五十多岁的陈左迁做四姨太的故事。
“为了在陈府受宠，妻妾之间勾心斗角，颂莲在这场女人之间的战争中由‘新欢’到‘旧爱’，在自我与本我的矛盾冲突中走向了死亡的另一种方式——精神失常。
”[2]颂莲因其父亲生意失败自杀身亡导致家境败落并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当继母让其选择“做工”或“嫁人”时，颂莲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嫁人”。
“当继母说是做妾，名分委屈一点时，颂莲冷笑了一声，名分是什么，名分是我这样的人应该考虑的吗？”[3]（p38）这时的颂莲已经已经选择了自我放逐，一种迫于生存的自我放逐。
“新女性”颂莲甘愿去做陈左迁的偏房姨太，其本身就是对现代教育中“一夫一妻”制的绝妙反讽。
当她走进封建大家庭，人性的残酷一面就必然会凸现出来。
颂莲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她一进陈府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角色——陈左迁的姨太太和旧家庭的新主人。
作为姨太太，她凭着自己的天生丽质去争得陈左迁的宠幸，积极寻求自己的家庭地位；同时又要提防着其他姨太太的妒忌和威胁；作为新主人，她又要在仆人面前树立威信，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尊严。
在嫁入陈府的第一天，她就已经充分暴露出了阴狠自私的占有欲望和对“偏房”入主“正宫”的强烈自信。
虽然只是个“妾”，但在思想意识深处她满足于甚至骄傲于自己“妾”的地位，以至于才进陈府就对丫鬟雁儿等人说：“我是谁，你们迟早要知道的。
”虽然在嫁入陈府前她只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女学生，但在这场“女人的战争”中她毫不示弱，甚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她因为嫉恨老爷半夜离开自己的房间去了卓云那里而在为卓云剪头发时剪烂卓云的耳朵；因为妒忌毓如“妻”的地位而在陈左迁身上洒香水以去掉她“最不喜欢”的“薄荷味”；因为嫉恨梅珊的被宠而始终与梅珊的交往不冷不热。
而在丫鬟雁儿面前，她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称得上是狠毒了。
“她可以凭借主子的名分，无视雁儿的感受仔细察看她的头上是否有虱子，可以因为闻不惯她头上的味儿而让她每天洗一次头，可以随便查抄雁儿的私人财物而问心无愧，还可以在私了的名义下逼雁儿吃草纸而得伤寒毙命。
而在逼迫雁儿吃了草纸之后，她并未获得快感，她的阴损与狠毒让她自己都感到恶心和心寒。
”[4]在这些用来争宠和打击对手的手段都一一使出之后，她是否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了呢？她经常撒娇地询问陈左迁“我们四个，你最喜欢谁？”年轻与知识使她底气十足地藐视对手“她们算什么，我才不在乎她们呢！”可是面对陈左迁驾轻就熟的平衡权术时，她又显得孤芳自赏缺乏自信了。
追求“婚姻自主”和“恋爱自由”是五四以来新女性个性解放的象征符号，然而我们在颂莲身上发现这一象征符号，却并不是那么地鼓舞人心；“新女性”只不过是颂莲向男人邀宠的“砝码”，而“新式教育”也不过是颂莲“征伐”女人的计谋工具。
在颂莲和其他姨太太的明争暗斗中，“新女性”最终惨败于“旧女性”的故事结局，让所有读者都深深感受到了“新女性”的脆弱和尴尬。
虽然如此，“颂莲心中仍然存在对于世间美好的期待。
在对飞浦的微妙感觉中、在对箫的向往中都存在这一倾向。
那是颂莲心中美好善良的一面的灵光一现。
‘颂莲往往被飞浦的箫声所打动，有时甚至泪涟涟的’、‘颂莲易于被这种优美的情景感化，心里是一片秋水涟涟’，都是对此的体现。
颂莲和飞浦的交往并没有故意遮掩，对大太太的阻挠也毫不在意。
这一方面是她顺从内心的举动；另一方面是希望能跟飞浦走出那充满腐朽气息的家庭。
可是，现实并不会如她所愿，飞浦也不可能为了她而与家庭决裂。
但这一过程却透露出颂莲心中对美好、自由的向往，在她的内心深处仍存留着一点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虽然这一空间由于各种外来因素的挤占而变得狭小，但却不曾消失，那是她身处黑暗环境中的唯一一点光亮。
当这点光亮被泯灭，她就完全放逐，等待她的或许只有死亡。
”[5]（二）秋仪在《红粉》中，苏童呈现了一个颇具争议的主题——妓女改造。
最后，作者通过小萼、秋仪的不幸，宣告了一场改造妓女运动的失败。
秋仪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她秉性刚烈、坚强、有主见，面对惨烈的现实敢于挺起腰杆抗争，在她身上有一种难得的“侠”气。
在人生道路中，她总是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首先她拒绝了劳动改造而是选择跳车逃跑，当她逃回翠云房时，发现鸨母吞了她的血汗钱，她并没有像一般女子那样哭哭啼啼，而是威胁着要放火并从老鸨手上夺回财产。
她去投靠老浦，可老浦的软弱和浦太太的刻薄使她在浦家呆不下去。
接着她又打算回家，但是家门口那副破败贫困的景象唤起她对以前生活的痛苦回忆，在郊外盲目的游走中她决定在尼姑庵留下来。
秋仪决定出家，这其间要克制自己的多少欲望、多少渴求才能说服自己过这种青灯黄卷伴佛眠的生活，但是，天意弄人，当她回家奔丧后回来，老尼姑获悉了她的过去后将她赶出了庵门。
她只好又回到姑姑家中，但自己的家人也像避瘟疫一样嫌恶着她。
她终于明白只有柔顺的女性才能得到生活的赏赐，即便是像她这样的个性，最后也只能选择回归到一个男人身边。
“秋仪无疑成为了遍寻不到精神家园的‘精神流浪者’，她不是没有抗争过，但最终她认识到自己不管是逃离历史还是回归历史，不管追寻的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毫无意义时，她终于自愿把命运交给男性正统文化来宰割，并回归到父权制度为她设计好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最终选择嫁给了那个鸡胸驼背的冯老五，成为了这个男人的妻子。
”[6]而在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苦苦彷徨于“物欲”和“孝道”之间的女性。
“秋仪起初是想回家的。
她坐的黄包车已经到了她从小长大的棚户区。
秋仪看见自己的瞎子老父亲坐在门口剥蚕豆。
……在经过父亲身边时，秋仪从手指上摘下一只大方戒，扔到盛蚕豆的碗里，父亲竟然不知道，他仍然专心地剥着蚕豆，这让秋仪感到一种揪心的痛苦。
”由此可见，秋仪是有“孝”心的。
但试图回归亲情的初衷遭遇了生存困境的挑战，她害怕贫穷，所以排斥肮脏与贫穷的棚户区，物质欲望最终战胜了亲情，但不能因此就否认秋仪的“孝”。
当她把大方戒从自己的手上摘下来扔到父亲盛蚕豆的碗里时，她完成了自己纠结多年的心愿。
对于这份亲情，她内心的矛盾超乎想象，她背负着自己凄苦的命运，承载着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对为人子女者的期待，成为了在困境中彷徨的“落魄者”和矛盾的“守孝者”。
（三）《妇女生活》中的三代女人《妇女生活》是由三个故事组织起来的——“娴的故事”、“芝的故事”、“箫的故事”，三个故事塑造了三位不同的女性，却由于娴的芝的母亲，箫是芝的养女这一根线贯穿为一个整体。
娴出生在一个经营照相业的小家庭中，但是在父亲去世后，这份家业就日渐衰落下去了，但在这样的一个即将破败的小照相馆里，不安分的读过女子高中、长相美丽的娴是呆不下去的，她终日做着她的明星梦，在电影画报中寄予着她那一丝飘渺的希望。
“娴以后的命运也就跟她的‘不安分’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8年孟老板的出现改变了娴的命运，使得娴终于投身于她梦寐以求的电影事业。
尽管孟老板是已有妻室的人，尽管他是电影圈里的猎艳老手，但娴已无暇顾及自己的地位，她成天想的是如何跟头牌明星争夺主角，如何让自己的形象在银幕上光彩照人。
悲剧的发生，在娴看来是由于她的不慎怀孕，更由于她怕疼不敢堕胎，以至于失宠于孟老板。
娴的后悔并不是短暂的，而是持续了一生，她的后半生也是在‘痛’中度过的，她将自己的痛苦转移到家人的身上。
”[7] 她认为自己的痛苦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而是因为她失去了孟老板，失去了她原本应该享有的美好的、荣耀的生活，所以她一直有着一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觉。
她将自己的痛苦发泄到家人身上，对自己的母亲她没有任何的感情，她可以骂母亲是贱货，可以在母亲脆弱的时候继续挖苦她，甚至可以和母亲的男人私通，从而间接地导致了母亲的自杀。
对于她的女儿芝，她很少哺乳，也很少给孩子换尿布，她想这孩子也许活不长，所以没有必要去履行母亲的义务。
这个时候的娴，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母性，她有的只有自怨自艾，她能做的只有无可奈何地消磨余生。
芝作为一个私生女，当她还在母亲腹中就注定了一生的不幸。
娴认为是芝的到来毁了她美好的未来，所以娴是不会施舍一点母爱给她，因此她也不会得到亲生女儿的感恩，相反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母亲把我生下来，就是让我承担她的悲剧命运，我恨透她了。
”生活在这样一个沉闷而无爱的家庭中，芝的性格是扭曲的，人格也是不健全的。
她仇视自己的家庭，也难以融入到别的家庭之中。
她和邹杰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难以融合在一起，也注定了他们婚姻的悲剧性。
而作为母亲的娴在邹杰面前言语轻佻，更令芝难以容忍的是——娴竟然偷窥她和邹杰的性生活！这如同一只苍蝇堵在芝的心里，她对母亲充满了防备和恐惧，因为芝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样的女人，最后她只能每天生活在自我制造的噩梦中。
芝的女儿箫从小生活在一个畸形的家庭中，作为一个从福利院抱回来的弃婴，这个家中几乎没有人在乎她的存在，她的外祖母娴说就当养只波斯猫玩吧！箫的母亲芝有精神病，从来不关心她。
她的养父邹杰还比较好，但是却对她的感情中却掺杂了性、糅合了情欲，这让十四岁的箫惊恐万分。
箫恨这个家，她恨家里的每一个人，为了要离开芝和娴，她在十六岁时就自愿报名去了农村插队，但是她吃不了苦，两年后又回到了家里。
生活把箫塑造成了一个现实而又带点俗气的女人，为了结婚有房子，她毫不迟疑地把养母送进了精神病院，对娴更是恶语相向。
箫的婚姻也是一个悲剧，结婚后的她，为了生计，处处计较，面对丈夫的外遇，箫是气愤的，满以为道德的力量在自己这一边，当她理直气壮地在街上羞辱了小杜以后，以为他会觉醒，然后自己回家来，没想到反而挨了小杜一记沉重的拳头，一句“我干下流事？我再下流也没跟自己的养父睡觉。
你这种女人，有什么资格来干涉我的自由？”把箫彻底击垮了。
她恨，甚至想亲手杀死那个负心汉，但是面对即将分娩的孩子，她拿起的刀又落在了地上，表面看来是因为阵痛，但是即使不是阵痛，箫也杀不了丈夫小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