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童笔下的碧奴形象

论苏童笔下的碧奴形象作者：宋玉容来源：《文学教育》2011年第11期内容摘要：文章通过对《碧奴》中碧奴形象的分析，探讨苏童对孟姜女这一形象的解构及重建的失败之处，即在解构孟姜女的民间及封建文化属性的同时，也使孟姜女丧失了其代表的民间文化的精华及女性特有的魅力，把一个美丽多情的大家闺秀塑造成了一个性格扭曲的受虐狂，使整个故事也就失去了民间神话那种特有的艺术魅力。

这是重述的失败，也是苏童的失策。

关键词：孟姜女民间文学精英话语重述失败阅读《碧奴》纯粹是因为苏童这个名字的吸引，我对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的“重述神话”这一项目是持怀疑态度的。

神话，因其流传的历史之久、范围之广，必然有其特殊的稳定性，甚至这些神话已经融入了特定民族的民族心理中。

“重述”必然会对原有的神话进行解构，无论这种解构成功与否，都使重述难免一种宿命性的失败。

因为神话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态，“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

”[1]神话是一种流传在底层的民间文学，而重述者则是一些知识精英，这必然会造成二者价值观的不一致。

因为这种草根文化与精英心态的对立与隔阂，必然会对双方都造成一种根本的不可避免的束缚。

重述者如果忠于原有的神话，便使他的重述失去了意义，解构也就不复存在（当然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决定了他不可能放弃这种解构）；重述者如果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重述神话，又会使神话丧失其原有的民间活力。

阅读苏童的《碧奴》恰好证实了我的推测。

其实，苏童本人对重述“孟姜女”神话的困难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碧奴》自序中写道：“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永远是横在写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2]苏童选择解决这一难题的钥匙，就是重塑孟姜女这一形象。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孟姜女，我对孟姜女的认识其实也是对一个性别的认识，对一颗纯朴的心的认识，对一种久违的情感的认识。

”[3]苏童力求去还原孟姜女性格的现实性与鲜活感，让她从神话的神坛上走下来，可是从神坛上走下来的孟姜女身上所特有的神话性与理想性也丧失了。

走下了神坛的孟姜女使整个故事丧失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真实”的孟姜女使整个故事丧失了文学特有的“假定的真实”。

“碧奴”，这是苏童对孟姜女的重新“命名”。

不可否认“碧奴”是一个诗意而美丽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比“孟姜女”具有更好的视觉效果，也就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整个故事的文学性。

但是苏童可能并没有完全了解“孟姜女”这一称谓所代表的含义。

首先，我们知道“女”字只是一种指称“女子、姑娘”的后缀，与“碧奴”的“奴”字没有太大的区别，本身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如“七仙女、织女、美女”等。

而“孟”字可用来指称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大的那一位。

根据顾颉刚的考证，周代的时候妇人的名字大都是把姓放在后面，把排行或者谥法放在前面，“孟姜”二字，孟是排行，姜是姓氏。

这样，“孟姜女”的名字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姜家的大小姐”。

《辞海》是这样解释“孟姜”的：春秋时齐为大国，齐姓姜，故以“孟姜”称齐君之长女，亦指世族妇女。

“世族妇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家闺秀。

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中曾经提供了18种不是作为杞良之妻的“孟姜女”文献，证明“孟姜女”是个很常见的通名。

这也符合民间故事给主人公命名的一般准则，如我们小时候听到的民间故事主人公往往叫“王小二、张三”等所谓的“菜市场名字”。

既然“孟姜”是个通名，对许多人来说那就是一种通俗好记的准共同知识。

这个名字比起“孟仲姿”、“杞良妻”等名字好记得多，这样就能保证故事更好地传播。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孟姜”指“大家闺秀”并不是对故事的发展没有意义的。

一方面，它保证了故事的真实性与可能性，因为只有大家闺秀才受到较多传统礼教的熏染，才能确保她对杞良的从一而终，才会有后面的“寻夫”、“哭城”的一系列故事。

而且在原来的神话中，孟姜女与万杞良的结合就是因为万杞良不小心偷窥到了孟姜女洗澡。

苏童之所以不这样安排，也许是这样会显得孟姜女身上的封建思想太浓厚了。

只是苏童在抽去故事封建性糟粕的同时把故事的精华也剔除了。

正如陈思和而言，民间文化“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

”[4]另一面，把孟姜女设定为一个大家闺秀无疑会增强故事的感人程度。

一个大家闺秀和一个贫贱之人虽然客观上忍受同样的苦难，但在主观上忍受的心灵痛苦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说，苏童把主人公命名为“碧奴”而且把她塑造成一个早年丧母、笨到注定找不到好夫家的贫贱之女，不只是对原来神话的“不忠”，也是在不尊重民间哲学的情况下所造成的重述败笔。

在人物性格塑造上，苏童致力于刻画碧奴的痴情、单纯、朴实、韧性、顽强，可是也许由于重述的压力过大，碧奴的痴情、单纯、朴实、韧性、顽强对应的却是她的愚笨、鲁钝、偏执、麻木、轻信、糊涂和怪异。

“美丽的、传奇性的神话主体最终似乎成了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病态的、扭曲的形象，未能保持碧奴的美丽，让美人成了女巫、疯子、狂人。

”[5]碧奴的一出场就注定了她的愚笨，“碧奴的少女时代是用头发哭泣的，可是哭得不加掩饰，她的头发整天湿漉漉的，双凤鬓也梳得七扭八歪…碧奴哪来的那么多泪，谁都在受苦，就她那么多泪。

泪从头发里出来，头发又酸又臭的，怎么也梳不好，看她以后怎么找得到好夫家。

”[6]从别人对碧奴爱哭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碧奴有明显的受虐倾向，碧奴最后能踏上寻夫之旅，与她的受虐心里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碧奴的愚笨，没有人要的碧奴只能成了孤儿杞良的妻子，而二者结合的原因，苏童给出的原因是：“所以碧奴嫁给了杞良，听起来是葫芦的命运，也是桑树的命运。

”[7]苏童跳出了封建礼教的牵绊，却陷入了宿命论的泥坑。

而且相比苏童的宿命论，原来神话二人的结合似乎更浪漫一些，一见钟情总比迫于无奈的爱情要真实的多。

碧奴寻找草鞋的描写更突出了她的愚笨与偏执。

我们不知道一只草鞋为何能让碧奴从夏天一直找到秋天，也许正如冷家媳妇所说：“你个不知好歹的女人，男人离了家，魂就不在身上了？”[8]碧奴要找的不是一只草鞋，而是一个受虐者在失去了保护者后试图找回她的保护者。

在放弃了徒劳的寻草鞋之后，她开始踏上了寻夫之旅。

因为自己的愚笨而不得不和贫穷的杞良结合的碧奴要给千里之外的丈夫送冬衣。

她的这一举动缺乏坚实的感情基础支持。

“一千里送冬衣？天底下就她一个人知道疼丈夫！”[9]致力于碧奴形象刻画的苏童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她的寻夫之旅由于“师出无名”，只能让我们感到碧奴的病态。

我们只能说，碧奴千里送冬衣也许出于她的受虐心理及自我意识的泯灭。

随着寻夫之旅的日益艰苦，碧奴的性格缺陷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当碧奴在人市受到两个孩子的攻击时，“碧奴依靠一只流泪的青蛙获得了尊严，尽管那是一种意外的女巫的尊严”[10]。

如果我们可以原谅在这种情形下软弱的碧奴是用愚昧战胜了愚昧的话。

摆脱了危险的碧奴却用这种愚昧判定了所有人的命运，而且所有人的命运都与大雁岭有关。

碧奴利用人们的愚昧给他们的心灵安上了一道沉重的枷锁。

这里的碧奴是那样地自私，她要求所有人都像她那样北上寻找亲人，而当一个绿衣女子说出：“我身子骨弱，我去一定会死在路上的。

”[11]而碧奴的反驳居然是：“你怕死在路上，就不怕你丈夫被活活冻死？”[12]其实这样的反驳非常苍白无力，按照碧奴的逻辑如果我们站在女人的立场上也可以说：“你怕丈夫冻死，就不怕自己累死在路上？”“为了一个万杞良，你辜负了一切，甚至辜负了自己的眼睛、鼻子和嘴唇，辜负了自己的美貌。

”[13]碧奴把万杞良当成了她的太阳，当成了她的一切，这是典型的受虐心态的表现。

埃里希·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分析道“受虐者为了逃避自己无法忍受的孤独感和隔绝感，让自己成为另一个人的一部分，把那个人视为自己的支配者、引导者和保护者。

”[14]“成熟的爱是在保持个体完整性和独立性——也就是保持自己个性——的前提下与他人合为一体。

爱是人类的一种积极力量…爱能够使人克服孤独感和隔绝感，但同时又允许人保留自己的个性，保持自己的完整性。

”[15]而碧奴恰恰就丢失了自己人格的独立，失去了自身的完整性。

不管是她寻找草鞋还是千里寻夫都是一种寻找依附物的表现。

因为这种受虐式的爱，碧奴明知道会死在路上，仍然踏上了艰苦的征程。

而她的目的只是为了给丈夫送去几件冬衣。

原来的神话大都把孟姜女的寻夫之旅的目的设定为去迎回丈夫的遗骸。

这就使故事有了较强的真实性，遗骸要比冬衣神圣得多，也值得碧奴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碧奴的丈夫并不是冻死在大雁岭。

这一改变也减弱了原来神话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故事在“百春台”一节就陷入了停滞，一直到“河湾”这一节一共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苏童开始介绍“鹿人”、“马人”、“刺客”等与主题联系并不紧密的事物。

也许苏童是想借此增加寻夫道路的曲折以丰富碧奴的形象，使其更饱满鲜活。

但是不管是她与刺客少器的搭讪还是致使少器轻易被擒；不管是她偷染蓝袍还是硬抢冬袍，这些情节不但没有使碧奴更可爱更动人，反而更凸显了她的鲁钝、麻木、糊涂与怪异。

作品描写的碧奴身背石头爬向长城的一节使碧奴的自虐达到了顶峰。

“阳光回到了官道上，散漫地俯视着下面一个匍匐的身影。

碧奴开始在空无一人的管道上爬，她看见自己的手在沙土里颤抖着前进…牲口和猫狗才在地上爬，蛇和蜥蜴才在地上爬。

她不会爬，她爬的不如一只蜥蜴快。

”[16]等碧奴爬到长城时，万杞良已经死了。

万杞良的死使碧奴的冬衣失去了意义，这和冬衣是不是抢来的没有关系，而碧奴还以为是自己害死了万杞良。

没有效用的冬衣使碧奴的整个受难之旅变得毫无依托。

在原来的神话中，万杞良的死或是归罪于秦始皇或是归罪于主持工程的蒙恬。

而苏童不知为何避开了这唯一能体现碧奴反抗性的情节。

他笔下的简羊将军多情而仁慈，这就使孟姜女的哭诉失去了原有的反抗意义。

苏童致力于碧奴的受难，甚至为了表现受难使碧奴的受难变成了毫无反抗的自虐。

最终，碧奴虽然哭倒了长城，可在我心中那个美丽、多情、不畏强权的孟姜女也“倒”了。

也许因为重述的压力，也许苏童太想让孟姜女走下神坛了，这让致力于重塑孟姜女形象的苏童矫枉过正，把一个美丽多情的大家闺秀塑造成了一个性格扭曲的受虐狂，使整个神话也就失去了原有神话那种特有的艺术魅力。

这是重述的失败，也是苏童的失策。

注释：[1]陈思和：民间的浮沉[J]，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2][3]苏童：碧奴[M]序言，重庆出版集团出版，2006年8月。

[4][6][7][8][9][10][11][12][13][16]苏童：碧奴[M]，重庆出版集团出版，2006年8月。

[5]吴义勤：“戴着镣铐跳舞”——评苏童的长篇新作[J]，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