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隋唐至明清中枢机构的演变
隋唐至明清中枢机构的演变
隋唐至明清时期，中国中枢机构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在这个时期，中枢机构主要由三省组成，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
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尚书省则负责执行诏令。
此外，这个时期还设置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六部负责执行诏令的具体事项。
2、宋朝的二府三司制：在这个时期，中枢机构主要由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组成。
中书门下负责起草诏令和审核诏令，枢密院负责军事事务，三司负责财政和司法事务。
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对丞相的权利进行了进一步的削弱，形成了“群相制”。
3、元朝的一省制：在这个时期，中枢机构主要由中书省（也称为“都察院”）组成。
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和审核诏令，并且由于元朝实行的是一省制，中书省的权力相对较大。
4、明朝的二府制：在这个时期，中枢机构主要由内阁和司礼监组成。
内阁负责起草诏令和审核诏令，司礼监负责监督内阁的工作。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内阁的地位逐渐提高，而司礼监的作用也逐渐加强。
5、清朝的南书房和军机处：在这个时期，中枢机构主要由南书房和军机处组成。
南书房负责起草诏令和审核诏令，军机处负责处理军
务。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南书房的地位逐渐提高，而军机处的作用逐渐加强。
总的来说，中国中枢机构的演变经历了多个阶段，不同时期的中枢机构形式和特点也有所不同。
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演变，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需求的变化。
相权的分割--从唐代到宋代中枢机构的变化(精)讲解学习
高中历史. 相权的分割－－从唐代到宋代中枢机构的变化.唐代到宋代，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主要趋势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主要是中央中枢机构的变化，即相权的不断分割。
本文就此略陈管见。
一、专制君主制和唐代相权制度的演变1．专制君主制政体的特征专制君主制的特征是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之下，同时存在着一个“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表》的丞相或者相国。
皇帝通过丞相治理国家。
丞相既对皇帝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又是百官之长，万众翘楚。
所谓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具有仅次于皇帝的权力。
在一定意义上，丞相有着制约君主的作用，其地位和权力相当显要。
丞相对皇帝的制约使皇帝芒刺在背，时时忌惮，不得舒展。
于是，君主丞相制度自西汉后期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行使相权的录尚书事制度，这一制度自西汉末，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存在近六百年。
2．唐代相权分割的特征隋唐是专制君主政体发展第二个时期的酝酿、形成阶段，政权内中枢机构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君主宰辅制度的形成。
所谓君主宰辅制度，是指在君主之下，有一个辅政的宰相群体。
宰相由一个人发展成一群人。
隋唐时期，中央中枢机构正式形成了群体的宰辅制度，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都是宰相。
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权，即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
由此形成三者相互制约的格局。
唐代建立政事堂，政事堂是三省议事的地方。
政事堂会议组成人员主要有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及尚书左右仆射，并常有钦命人员参加，钦命人员由皇帝给予“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作为与会资格。
这就是唐代的集体宰相制度。
政事堂会议属宰相办公会议，与会人员都可被视为宰相。
会议设有执行“主席”，由与会者轮流担任，称之为“执笔”。
执笔负责整理会议意见，但无决断之权。
政事堂事实上成为唐代的中枢，即决策中心。
政事堂开始设于门下省，后迁于中书省。
玄宗之后，中书、门下合为一体，设五房办事，原有的中书、门下宰相机构形同虚设。
中国古代中枢制度的演变趋势
中国古代中枢制度的演变趋势中国古代中枢制度的演变趋势中国古代的中枢制度是指统治者建立的官僚机构，用于管理国家事务和执行统治者的政策。
这些中枢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演变趋势。
首先，古代中国的中枢制度从最初的部落联盟制度逐渐发展成为集权制度。
在部落联盟制度中，各个部落的首领都拥有一定的权力，没有明确的中央政府。
然而，随着部落联盟逐渐演化为国家，统治者开始集中权力，设立中央官僚机构来管理国家事务。
其次，中枢制度的演变趋势是由宫廷政治向地方政治的转变。
在古代中国，中央政府通常由皇帝和他的宫廷官员控制，宫廷政治是统治者制定政策和决策的重要场所。
然而，随着中国国土的扩大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地方政权的重要性逐渐增加。
统治者开始派遣官员到各地设立地方行政机构，将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
第三，中枢制度的演变趋势是由血缘制度向官僚制度的转变。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往往选择自己的亲属或血缘关系较近的人来担任高级官职。
然而，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和统治者意识到官僚管理的重要性，他们逐渐改变了用人制度，开始选拔和提拔有才能的官员，建立了一套相对公正的官僚体系。
最后，中枢制度的演变趋势也与社会变革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变革不断发生，这也对中枢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时，儒家思想、法家思想、佛教等思想观念的兴起和影响也对中枢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中枢制度的演变趋势是从部落联盟制度向集权制度、宫廷政治向地方政治、血缘制度向官僚制度的转变。
这些趋势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国家政权的发展变化，也体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从汉朝到唐朝中枢机构发展演变的总体趋势
从汉朝到唐朝中枢机构发展演变的总体趋势
汉朝至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的重大转变期，也是中国司法体系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中枢机构的发展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各层次的政府部门逐渐加强，行政机构网络变得更加完善。
从汉朝到唐朝，中央政府继承了汉朝的行政机构体系，但在整体体制上进行了调整，
大大加强了集权制度。
同时，唐朝确立了九品官制，建立了各地的官府，形成了政务办宗
室的各级行政架构，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变得更加强大。
其次，中枢机构的司法权和司法组织也发生了变化。
从汉朝到唐朝，司法衙门是司法
机关的基础，最终形成了现行的司法体系。
唐朝时期，司法制度发展成熟，衙门制度加强，政府下设了三省六部，分别负责司法、法律、衙门和官吏管理等事务，将司法工作纳入政
府的统一管理而减少了司法权权力的滥用。
此外，国家的军事组织也在从汉朝到唐朝间发生了变化。
汉朝时，国家的军事机构是
采取分散的政策，在各省设置了武将来管理军队。
唐朝也继承了这一体制，但又增加了征
讨大军、都督归禽兵马等新的军事组织机构，建立了军方军政机构，使分散的军队统一在
中央政府的管辖下，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
总体而言，从汉朝到唐朝中枢机构的发展演变极为明显。
中央行政机构得到加强，司
法体系得以完善，军事组织机构也得到发展。
这一系列的改革，为中央集权统治创造了良
好的基础，为中国后期政治经济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中枢权力体系的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中枢权力体系的演变过程一、先秦时期在先秦啊，那时候的中枢权力体系还比较简单。
就拿周朝来说吧，实行的是分封制。
周天子高高在上，把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地盘上有很大的权力呢。
不过呢，周天子才是名义上的老大，像祭祀啊这种超级重要的事儿，还得周天子来主持，这就是一种中枢权力的体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们越来越强大，周天子的权力就慢慢被削弱啦，这个时期的中枢权力体系就开始有点摇摇欲坠啦。
二、秦朝秦朝可就不一样喽。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那是相当霸气，他建立了三公九卿制。
三公呢，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
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
九卿则分管各类具体事务。
这时候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三公九卿就像皇帝的得力助手一样，围着皇帝转，整个国家的大事小情都得经过这个中枢权力体系来处理。
这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变革呢，让秦朝能够有效地管理庞大的帝国。
三、汉朝汉朝初期啊，基本上沿用了秦朝的制度。
不过后来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又搞了一些新花样。
他设立了内朝，把一些亲信大臣拉到身边，组成了一个小圈子。
这个小圈子就可以直接参与决策，而原来的三公九卿这些外朝官员权力就相对变小了。
这就好比一个公司，老板本来有一群老员工帮忙干活，后来又找了几个心腹在身边直接商量大事，老员工就有点被架空啦。
这种内外朝制度的出现，也是中枢权力体系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呢。
四、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可乱啦，政权更迭频繁。
各个政权的中枢权力体系也是变来变去的。
不过总体来说，很多政权都在探索如何平衡士族和皇族之间的权力关系。
比如说九品中正制，本意是选拔人才，但是后来就被士族控制了，士族在中枢权力体系里有很大的话语权，这也导致了政治上的一些混乱。
五、隋唐时期隋朝建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改革。
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建立了三省六部制。
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
六部呢，就是吏、户、礼、兵、刑、工，分别管不同的事务。
?中晚唐与五代：安史之乱的蝴蝶效应
中晚唐与五代：安史之乱的蝴蝶效应中晚唐与五代：安史之乱的蝴蝶效应安史之乱历经八年终于平定，由于玄宗、肃宗、代宗三位统治者措置失当，唐朝国本动摇，一场短期就能平定的叛乱变为了摧毁北方政治、经济的大动乱。
安史之乱衍生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异族入侵等一系列问题，中晚唐与五代时期中国始终处于动荡之中，难以摆脱安史之乱的后遗症。
一、中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变革中晚唐国家只是在形式上取得了统一，中央丧失了对部分地方的统治权，地方藩镇拥兵自重，中央在一系列政治动乱后将军权转交宦官，开启了宦官专政的时代，李唐皇族沦为傀儡。
经济方面，刘晏和杨炎的经济政策是为数不多的亮点，却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唐朝甩我的局面，唐朝在内忧外患中度过了约一百五十余年。
经济方面：1、第五琦。
肃宗时期，刘彤在开元九年提出的“政府垄断盐铁木等山泽之利”的建议，有盐铁转运使第五琦付诸实施，缓和了财政极度紧张的局面。
2、刘晏理财。
刘晏对第五琦的榷盐法进行调整，一方面精简盐政机构和冗杂官员；另一方面在政府统购食盐后，以榷价批发给商人，政府省去了销售的环节。
3、杨炎提出两税法。
德宗时期，丞相杨炎提出两税法，废除陷入困境的租庸调制，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争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
实质上以户税、地税代替租庸调制。
（1）取消租庸调和各项杂税，保留户税和地税。
（2）政府先预算开支再确定税额，征税标准不确定。
（3）户税按照资产多寡征收。
（4）地税按照田亩征收谷物。
（5）对不定居的行商按照三十税一（后改为十分之一）征收。
（6）夏天和秋天两季征税。
总体而言，两税法的颁布改变了以人丁为主的缴税依据，按照田亩征税，减轻了对农民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不均，扩大了征税覆盖面，是唐朝经济制度上最有效的创新。
军事方面：（1）藩镇坐大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代宗急于求得暂时苟安，并没有彻底消灭藩镇势力，一些安史降将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节度使，离心势力依旧庞大；同时，朝廷对平叛功臣、内陆掌握兵权的刺史多加节度使称号，造成了藩镇割据的现象。
汉唐以来中枢权力体系的演变特点
汉唐以来中枢权力体系的演变特点（一）汉唐以来中枢权力体系的演变，主要是指中央朝廷帝王制和官僚体制的发展历史。
从汉朝时期，政府就开始了对民间社会中乐器、戏曲、话本、歌曲等文化形式的管理。
《汉赋》总括了汉代制度的基本特点：尊皇帝为中央最高权力，凡事必拜礼，制定法令行政；建立部分权力分让，扩大官制，使贤臣任职、凡能正单，政工有法、会务有效的政治体制；实行对官、企署、吏治等阶层统治。
这是实现统一和稳定的基础。
之后起皇帝统治的生机，实现了帝国鼎盛的高度。
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唐朝以来，中央朝廷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革。
在政治统治体制上，大大拓宽了官吏体系，实行所谓“财政分离，财政富强”的政策，从而使政府牢牢把握了统治者的全部及下级权利，控制统治集团的权力，发挥了最大的政治权力作用。
其中，宣政院、曹史台、户部等财政机构在金融和税务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宗室面来看，唐朝确立了授禄制，也是一种专制形式。
唐朝王室也采用诸多措施，实行政事一制，行使统治者在朝政管理等方面的专制式政治。
此外，也出现了宰相、太傅等元首朝廷要职，以此来统治，专制式统治者更趋于集中，起了强大的权力作用。
至唐朝后期，随着粹变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上的新的矛盾增多，中央权力开始瓦解，官僚体制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尤其是唐朝中后期，中央衰竭，一些地方统治者势力开始发展，诸多地方封建制度也开始繁衍。
从汉唐以来，中央权力体系的发展变化，以尊皇权最高，次级行使自身权力为主要特点，从独裁式国家演变为官僚腐败体制，再到五代时期地方自治体制，最终实现封建统治，形成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心特征。
唐末五代的政治局势
唐末五代的政治局势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期。
从唐朝末期到五代，中原地区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和政治动荡，各个政权的更替也不断上演着。
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时期。
一、唐末政治局势唐末政治局势的动荡不仅是由于内部政治失衡，也与外部的侵扰有关。
唐朝统治时期的内外因素的影响使得唐朝在政治局势上呈现出逐渐走向瓦解的趋势。
唐朝晚期，政治失衡和地方割据现象明显，各地回乱不止，吐蕃、契丹等各族逐渐崛起，中央政府日趋衰落。
唐朝统治时期内部政治失衡，首先表现在官僚集团的内部动荡上。
隋唐制度虽然对官制有明确的规范，但是实际政治却受到了官僚集团的影响。
这些集团利用自己的权力获取利益，对统治集团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新旧两派之间形成了激烈的斗争，朝廷的政治局势也开始动荡起来。
二、五代政治局势唐末的政治动荡导致了唐朝的灭亡，五代的政治局势则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展开的。
五代是一个比较短暂的历史时期，但是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五代的政治局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各地割据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各个政权更替也比较频繁。
五代早期，各族势力逐渐崛起，以契丹为代表的民族政权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辽宁、河北等地区先后建立起了国家政权，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威胁。
辽国的建立对中原地区的政治局势起到了比较大的影响，也是五代晚期中原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代时期的政治局势动荡，不仅表现在统治阶层的割据和争斗上，也表现在百姓的苦难上。
五代时期的战乱和政治动荡，导致了百姓的生活水平的下降，造成了人口大量减少。
三、结尾唐末五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政治局势十分复杂，不仅表现在官僚集团的内部动荡上，也表现在各个民族政权的兴起和更替上。
这段历史时期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是也是我们应该深入了解和探讨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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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枢体制是指国家最高权力的组织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在中国古代帝国体制中，皇权和相权共同构成国家权力的主体，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是以二者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的。
[1]中枢体制中君相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中央政治制度的变迁，并决定着朝政的运作方式，是我们理解古代官僚政治的一个关键点。
相对于君权的稳定，宰相则是中枢体制中变动不居的部分，因而古代不同时期中枢体制的变化实际上主要是宰相（宰辅）制度的变化。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而定型于隋唐之际的三省制，长期以来成为解释唐宋时期中枢体制变迁的核心概念和主要框架。
尽管有学者早就意识到仅至高、武之后，唐代政治体制就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阐释框架上仍无法摆脱三省制之窠臼，将唐代中枢体制看成是三省制从成长到破坏的过程。
（注：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将唐代的三省制分为长成、挫折、完成、破坏和转型五个阶段加以论述。
参见孙国栋：《唐宋史论丛》（增订本），83-185页，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
王素以《唐初三省制的确立》和《唐五代三省制的破坏》两
《三省制略论》，章论述唐代中枢体制的变化，主线即是三省制的酝酿、建立和破坏。
参见王素：
济南：齐鲁书社，1986。
）更有甚者，有学者以三省制为中心，将魏晋南北朝看做“三省的出现”、隋唐为“三省制的全盛时代”、两宋为“三省制的衰落”[2]，浑然不顾隋代以下近八百年的时间里，典型的三省制实际上仅存在数十年这一历史事实。
以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自唐玄宗中期以后便已名存实亡，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学者先后提出了“新三头体制”和“中书门下体制”，用以解释中唐以后中枢体制的演进。
袁刚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三省中枢体制全面崩溃，中书门下、翰林院、枢密院分别取代了原来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构成了一个三权分立、互相牵制的新中枢体制，即“新三头体制”。
[3]刘后滨先生对“新三头体制”中的翰林学士院和枢密院的地位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两者并没有取得宰相的地位，只构成皇权运作中的环节，并不能与中书门下构成“三头”，因而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这一概念，用来涵盖中晚唐政治体制运作的整体特征。
[4]对于枢密院的职能及其地位的认识成为两种新说歧异的焦点之一。
枢密院至晚到了宋代前期便已经“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
二府制之异于中书门下体制者，在于枢密院之产生，枢密院制度在晚唐五代的变迁实际上便成为我们理解唐宋中枢体制转变的一个关键所在。
一
唐代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其设置及其演变，两《唐书》、两《五代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中虽都有零星记载，但皆未及详考，至马端临《文献通考》对其演变始末始有简单总结，距枢密使之创置已是数百年之遥。
中日学界对于唐五代枢密使的研究数十年来也都有了相当的积累，对于枢密使出现的时间、人员、职能以及它在唐代中枢体制中的作用和对中晚唐政局的影响等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讨。
（注：参见矢野主税：《枢密使设置时期につぃて》，《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卷3，27-32页，1953；《唐代枢密使制の发展》，《长崎大学学芸学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卷4,41-48页，1954。
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载《唐史论丛》第2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李鸿宾：《唐代枢密使考略》，载《文献》，1991(2)；王永平：《论枢密使和中晚唐宦官政治》，载《史学月刊》，1991(9)；袁刚：《唐代的枢密使》，载《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95(43)；罗永生：《晚唐五代的枢密院和枢密使》，载《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雷家骥：《唐枢密使的创置与早期职掌》，《中正大学学报》，1993(4),1，戴显群：《唐代的枢
密使》，载《中国史研究》，1998(3)。
）尽管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笔者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文书通进始终是唐代枢密使最基本、最主要的职能。
据宋代王明清记载，枢密院“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贮文书，其职惟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宰相枢密分和因革》）因此，唐代枢密使出现后，其内廷枢务运行程序为：承表—进呈—（人主）处分—宣传—（中书门下）施行。
[5]此一程序中，第一、二、四项由枢密使负责，并没有议政权与施政权。
由此可知，唐时的枢密使以宦者担任，其基本职能只是承受表奏并保存文书而已。
尽管在晚唐其权力曾几度突破其职能的界限，参与外廷事务，表现出职权扩大的表象，但这种扩大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对宰相权力的侵夺。
正如《新唐书》卷二百七《严遵美传》所说：“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给事，今执笏，过矣。
枢密使无听事，唯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帖黄决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也。
”严遵美父子两代分别为宣、僖时期的枢密使，他对枢密使职能的描述自是非常可信。
这种侵权是与整体上宦官权势的膨胀相表里的，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因而才会有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正月丙午的诏书：“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枢密使侍侧，争论纷然；既出，又称上旨未允，复有改易，挠权乱政。
自今并依大中旧制，俟宰相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这将枢密使的职责重新限制在承受文书的本职之内。
因此，某段时期内宦官枢密使权力的一度扩大并不是枢密使发展制度演进的结果，更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
唐代的宦官枢密使尽管时有干涉中枢决策之举，但远没有取得宰相的地位，自然也构不成所谓的“新三头”体制。
朱梁代唐之后，朱温新设置了崇政院，以心腹敬翔为使。
古今论者多以为崇政院乃是由唐之枢密院改名而来，（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四，《枢密使》）今之学者多袭此说，因而大多数研究者对后梁的崇政院都不甚措意。
（注：学界对后梁祟政使做过专文讨论的，只有李郁的《唐末士人枢密使和后梁崇政使的设置及其影响》一文，参见《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实际上，后梁的崇政院并非简单的由唐之枢密院改名而来。
后梁的崇政院合并了原有的枢密院并新增了“参谋议”的职能，但它与枢密院之专掌军政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
[6]
晚唐五代中枢体制演变的重要环节是后唐枢密院的建立。
据《五代会要》卷二四《枢密使》条载：“后唐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旧为枢密院。
”《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记载与此同。
此后学者亦多认为后唐枢密院是直接继承后梁之崇政院而来。
然而从职能演化的角度来看，后唐枢密院的建立与后梁的崇政院并无直接渊源。
从职能上看，后唐的枢密院自建立之初就与梁之崇政院有着明显的差别。
最大差别在于它已经走向外朝，与中书门下分领政事，其主要的职掌是军政。
与崇政院主要参与谋议而少行事于外相反，后唐时期的枢密院广泛参与行政事务，尤其是军政事务，例如调发军队（《资治通鉴》卷二七七，《长兴元年八月内辰条》）、除授军职（《新五代史》卷二四，《安重诲传》）、主征伐（《资治通鉴》卷二七七，《长兴元年十二月壬子条》）、掌马政（《五代会要》卷一二，《马条》）等，实际上已经担当其最高军事行政机构的角色。
武事归枢密院，文事归中书的职责划分在当时已经是为中书所认可，而不如晚唐那样是对中书权力的侵夺。
例如，在后唐建立的第一年，即同光元年（923年）十一月戊申，中书门下请求省并官员，其中文官事务由中书门下负责，而武官事务则由枢密院负责（《资治通鉴》卷二七二）。
从中书门下主动提出的这一动议中，我们看到中书、枢密院之间在当时的确已经有了职责分工。
后唐时期中书、枢密对掌文武的另一表现是枢密院有了自己处分公事的文书。
据沈括《梦溪笔谈》载：“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
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
今史馆中尚有梁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
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
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
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
”（《梦溪笔谈》卷一，《故事》）枢密院之“宣”与中书之“敕”并行，在文书运行上体现了两者的对等地位。
沈括区分了三个时期的“宣”的不同含义，恰好也表现出晚唐枢密使、后梁崇政院、后唐枢密使三者之间职能上的巨大区别。
从掌文书通进到分领政事，后唐枢密院实现了其职能上的一次巨大跨越，从而也促使中枢体制发生变化。
后唐枢密院在职权的划分、文书制度的运行等方面已经初步制度化，中书、枢密对掌文武有制度上的保证并为时人所认可，后世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掌文武的格局在后唐时期初步形成。
枢密使早在唐代中期就已产生，一直由宦官担任，至后梁时期改由士人担任。
在此期间，其职掌与军政并不相关，也没有能够走向外朝。
那么，何以枢密院在后唐时期会一跃而为最高军政部门，从而促成中书、枢密对掌文武的新中枢体制的出现？如果后唐的枢密院职能非继承前朝而来，又是源于何处呢？笔者认为，后唐的枢密院在建立之初就已经被赋予了军政方面的领导权而与中书分秉朝政，其直接的渊源即是后唐原藩镇体制下所设置的中门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