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史论文中的人格思考
苏轼论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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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论文[5篇]第一篇：苏轼论文耀世千年的苏东坡——由《念奴娇·赤壁怀古》领略苏轼独特的人格魅力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 他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四个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
如果说屈原、杜甫表现出儒家的忠君爱国的济世思想，苏轼则提供了如何将兼济与独善结合的范例。
陶渊明是归隐的代表，苏轼则提供了比归隐更高层次的批判现实的道路。
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正是他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体现。
一．创作背景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有名的“乌台（御史府）诗案”被捕下狱。
谏官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摘出他的一些讽刺新法的诗句，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加以弹劾。
苏轼几罹死难，经多方周折，方许释放，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重大逆转。
人生命运的遽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自然思想也就发生了改变。
苏轼虽然心志未灰，对世事未能忘情，但佛老思想愈益占据了他世界观的主导地位，成为其精神避难所。
佛老思想固然能使他在超然的外壳下洞明世事，练达人生，追求美好的境界，但也使其世界观散发出浓重的虚无主义气息。
一个文学家的创作是受环境影响、世界观支配的，因而，“顾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是认识和理解这首词的重要指导思想。
只有这样，才能寻绎出此词的意脉。
明确了上述的背景后，我们可以进入对这首词的具体分析了。
这首词是作者在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贬谪黄州游黄冈赤壁（今湖北黄冈县内）时所作。
作者通过《赤壁怀古》一词，赞美了江山之胜，缅怀了建功立业的历史人物，并抒发了自己“四十五十而无闻焉”的感慨。
二．创作手法此词上阕歌咏故垒赤壁，下阕感怀少年周瑜，结尾以感慨自我作结。
开篇“大江东去”三句，气象磅礴，足与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相媲美，而且意境壮阔，在时空上都得到极度拓展，江山、历史、人物一齐涌出，引发作者心中的怀古思绪。
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
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
苏轼是宋代文学家，也是“六朝诗人”之一，他的文学作品的风格清新自然，
颇具意蕴，历久不衰。
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思想家，他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以及深刻而丰富的文化性格。
首先，苏轼在思想上植根于传统文化，他充分发挥自身的天赋和精力，思考着
人生之“有攸”，他认为志愿把“物换物”改为“仁义相守”，强调个人心中要有贞操心，要知足常乐，其中也体悟出“无为而治”的处世智慧。
他深知“无欲则刚”的道理，从容地面对人生的挫折、失意，甚至被放逐，无怨无悔地坚守理想，表现出坚韧的品质。
其次，作为文人，苏轼尤其注重道德的表述，他人生的哲学观让他在晚唐文坛
上拥有数不尽的追随者，他是用仁爱、豁达、坚守本心，淡泊，是宋代晚期文坛上理想主义派一员。
此外，他体现出品行之高尚。
他宽宥仁慈，坦诚慎独，愿赐出“建立自己的品行，而不夸大自己的学术成就”的己见。
总结来说，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对世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他的文学
作品博大精深，所以有“苏东坡一诗，万古传灯花”之说。
他以斯文平和、学术深远、道德高尚为宋代文坛而著名，是弘扬思想文化的文学大家。
论苏轼的人格魅力和文学成就
论苏轼的人格魅力和文学成就一．序论1.本文中心论点，苏轼的人格魅力和文学成就。
二．本论1.苏轼生平事迹。
2.苏轼人格魅力分析，根据其人生经历。
3.苏轼文学成就分析，从文，诗，词入手。
三．结论1.我心中的苏轼及我对苏轼的评价。
摘要：苏轼是我国宋代最为杰出的文学大家，他一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从思想上加以组合，形成了一个三教合一的文化体，其文学成就更是人类的一宝贵财富，对后世影响深远。
他是个多才多艺，性格多面，刚直、真诚、忘我、爱民的文人。
他以其丰富、独特的文化人格，不仅在宋代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与号召力,对后世文化人格模式的形成也具有示范作用。
关键词：人格魅力文学成就率真诗词巅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在中国词学史上，有一位泰斗人物、风流人物是永远不会被大浪淘尽的，是不得不提的，不仅现在要提，将来永远也要提。
他就是中国词坛第一人：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
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
苏轼不仅文学功底非凡，其画意也很高超，擅长画竹子，学习文同，也喜画枯木怪石。
他较早的倡导文人画，开创了湖州画派。
作品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他是"苏、黄、米、蔡" 四大书法家之一。
他擅长行书、楷书，他的书法吸取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
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进行创造，不是简单机械的去学习古人。
他在拿笔上运用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方法，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
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黃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黃、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家事：祖父苏序，字仲先。
略论苏轼的人格观
略论苏轼的人格观“君子”是传统知识分子着力追求的道德纯粹、言行一致、无忧无惧、知耻敏行的人生道德境界。
苏轼以其对文化遗产的兼收并蓄的态度，和对现实社会的敏锐体认，得以对儒道两家思想精华的吸纳融汇，提出了富于时代特征和人生智慧的人格观：“君子如水，因物赋形”。
水，遍布天下，给予万物，并无偏私，有如君子的道德；所到之处，万物生长，有如君子的仁爱；水性向下，随物赋形，有如君子的高义；浅处流动不息，深处渊然不测，有如君子的智慧；奔赴万丈深渊，毫不迟疑，有如君子的临事果断和勇毅；渗入曲细，无微不达，有如君子的明察秋毫；蒙恶名，默不申辩，有如君子包容一切的豁达胸怀；泥沙俱下，最后仍然是一泓清水，有如君子的善于改造事物；装入量器，一定保持水平，有如君子的立身正直；遇满则止，并不贪多务得，有如君子的讲究分寸，处事有度；无论怎样的千折百回，一定要东流入海，有如君子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
一、儒道文化中“君子”的文化意蕴孔子认为，“君子”最重要的三种品质是：“仁者不忧，智者不虑，勇者不惧。
”[1]仁可以说是爱，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仁，有爱，有不忍人之心，孔子的仁是本体的爱，这种爱的体现就是孟子所说的“仁者爱人”，总之，孔子讲的爱是推己及人的爱，是从人自身开始的爱，而这种爱的根本是仁。
智与知密切相关，但并不相同，从知的角度看，智是知积累到一定时候所达到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之所以“不惑”，“不虑”，贵在自知，诚如孔子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勇不是指孔武有力，不是不怕死的勇敢，而是指见义而为的勇气。
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
”因此好勇必须好学，因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
孔子所说的不忧不虑不惧，实在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的内心修为，这种内心修为令他达到这样的境界：仰观于天，俯察于地，皆无愧于心。
仁、智、勇这三者，是君子必须做到的事情。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达到了这三项要求，他就可以算得上君子。
儒家为传统的人格理想贡献了作为“君子”的刚强、勇锐、进取的精神特质。
苏 轼的文学成就如何与其独特人格相关联
苏轼的文学成就如何与其独特人格相关联苏轼，这位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其文学成就璀璨夺目，与他独特的人格特质紧密相连，相互交织，共同铸就了千古传颂的辉煌。
苏轼的人格中，豁达乐观是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
他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多次遭遇贬谪，仕途坎坷。
然而，无论身处何种困境，他总能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这种豁达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在被贬黄州期间，他写下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面对风雨，他毫不畏惧，反而悠然自得地在雨中漫步，展现出对人生挫折的超脱与释然。
这种豁达乐观的人格，让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鼓舞着无数读者在困境中坚定前行。
苏轼的人格中还蕴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怀。
尽管一生历经波折，但他始终心系国家和百姓。
他的政论文章，如《思治论》等，表达了对国家治理的关注和思考，展现出他的政治抱负和责任感。
而在诗词中，这种家国情怀也时有流露。
例如，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强烈地表达了他渴望为国家抵御外敌、建立功勋的决心。
这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使他的文学作品具有了更高的思想境界和社会价值。
苏轼的真性情也是其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不做作，不矫情，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
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他坦诚相待，留下了许多真挚感人的诗词。
例如，他为悼念亡妻王弗所作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他的真性情让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和情感的力量，能够引起读者深深的共鸣。
苏轼的好学与勤奋同样令人钦佩。
他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等各个领域，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文学素养。
这种好学的精神使他在文学创作上能够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他的诗词文章，既有对前人优秀传统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他善于用新的视角和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苏轼是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的人。
了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欢迎阅读!苏轼处世哲学初探【摘要】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
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
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
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关键词】苏轼处世之道人格风貌生命精神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
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
……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
”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
“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
”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
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
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
”……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
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
苏轼人生态度的思考作文
苏轼人生态度的思考作文苏轼，那可是咱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超级“大神”。
他的人生态度就像一本厚厚的、充满惊喜的大书，每次翻开都能让咱有新的收获。
苏轼这人，一生那叫一个坎坷。
仕途上起起落落，一会儿被皇帝看重，在京城当着大官，一会儿又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被放逐到偏远的地方。
就像坐过山车似的，那心脏不好的人可经受不起。
但是呢，苏轼可没被这些倒霉事儿给打趴下。
他到黄州的时候，那可真是落魄。
本来是个有大才华、胸怀大志的人，现在却只能当个小团练副使，基本就是个闲职。
换作一般人啊，估计早就愁得头发都掉光了，天天在家唉声叹气，抱怨命运不公。
可苏轼呢？他倒好，带着一家人在黄州那块穷地方还能苦中作乐。
没钱买肉，就研究起了便宜的猪肉怎么做才好吃，结果弄出了东坡肉这么个美食。
这就像是在沙漠里还能种出花来一样神奇。
后来他又被贬到岭南，那时候岭南可是个蛮荒之地啊，条件差得很。
可苏轼看到的却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心态简直绝了。
就像现在有人被发配到一个偏远山区，不但不抱怨，还说“这里的野菜真好吃，我都想一辈子待在这儿了”。
他总能在不好的境遇里找到好的一面，这乐观劲儿就像那打不死的小强。
再后来，他被贬到海南，那可是更偏远的地方了。
但苏轼依旧没有放弃生活的乐趣。
他在那儿办学堂，教当地的百姓读书识字，就像一个文化使者一样。
他这种不管身处何地，都能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
苏轼的人生态度告诉我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
有时候会遇到狂风暴雨，有时候会走到荒无人烟的地方。
但是只要我们像苏轼一样，保持一颗乐观的心，在困境中寻找乐趣，从大自然和生活的小细节里汲取力量，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活得很精彩。
我们不需要总是盯着那些失去的东西，而要多看看自己拥有的。
就像苏轼，虽然仕途不顺，但他有才华，有朋友，还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所以啊，咱遇到烦心事的时候，不妨学学苏轼，抬头看看天，看看周围的美景，说不定就能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论苏轼的人生观论文
论苏轼的人生观论文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书法家。
他在文学上独步一时，被誉为“苏门六一”之一，对宋代文学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的诗文中融合了个人情感与社会思考，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人生观念。
本文将从苏轼的人生观论文出发，探讨苏轼在其诗文中所表达的人生观。
苏轼在其诗文中展现出对生命的珍惜与追求，他认为人生短暂而宝贵，应当珍
惜每一个当下。
在他的诗篇中，常常表达对自然、对人生的感慨与领悟。
比如《临江仙·夜泊牛渚怀古》中写道：“生而知之者尽欢，死而后觉者长乐。
”这句诗表达
了对生命短暂的深刻认知，呼唤人们珍惜眼前，珍惜当下的美好。
此外，苏轼还强调了人生的坎坷与变幻，认为人生充满挫折与磨难，需要从容
面对。
在他的诗篇中，常常表现出对逆境的坦然与豁达。
比如《水调歌头·明月几
时有》中写道：“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这句诗表达了对人生波澜起
伏的认知，呼唤人们在挫折与失败面前不气馁，在岁月沉淀中追求卓越。
综上所述，苏轼在其诗文中所表达的人生观，无不体现出对生命的热爱与思考，他倡导珍惜当下，从容面对人生坎坷，坚守初心，追求卓越。
这些人生观念不仅贯穿于其诗文之中，也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迪着人们热爱生命，顽强前行。
愿我们都能像苏轼一样，活出精彩的人生，不负光阴，不失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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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史论文中的人格思考●陈晓芬〔摘要〕苏轼论史多有新见,但透过纵横捭阖的议论,贯穿始终的是他的人格思考,他用以评断历史人物的参照标准是他的人格理想和人生价值取向。
苏轼在大量史论文中勾勒出理想的人格形态,这一人格以超俗的特质与现实的价值光辉显得完美无缺,也以行为表现的进退自如而显出精神上的主动乐观。
苏轼史论文还反映了他提出如是人格理想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佛、道思想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他有深刻的影响。
所以,苏轼论史立意新警,根本上是源于深沉的思考。
〔关键词〕苏轼论史人格思考〔作者简介〕本刊特约撰稿人,女,1948年生,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副教授。
200062收稿日期:1999.3.21第21卷第1期2000年2月Vol.21No.1Feb.2000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Journal of Ji ’an Teachers Colle g e (Philoso p h y and Social Sciences )苏轼喜论史,在其散文中,各类论史的文章多达百余篇。
苏轼论史又以多出新见著称,犹如魏禧所云:“有窥古人作事主意,生出见识,却不去论古人,自己凭空发出议论,可惊可喜,只借古事作证。
盖发己论,则识愈奇:证古事,则议愈确。
此翻旧为新之法,苏氏多用之。
”(《魏叔子日录》卷2《杂说》)然而就苏轼本旨言,他更看重的是立论的精当可信,却并不刻意于标新立异,他明确反对“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子思论》)的做法,主张作文应是“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荀卿论》)。
那么如何理解苏轼论史常持异说这一现象呢?当我们对苏轼史论文细加寻绎,不难发现,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形貌各异的历史人物,苏轼的思考有一个明确的参照标准,这就是他的人格理想和对人生的价值取向,他的议论固然呈现纵横捭阖、矫夭多变的外貌,但蕴于其中的内核却是恒定的,贯穿始终的。
于是,单纯就论史角度言,因为融入了较强的主观意识,苏轼的见解常与旧论牾,文章表现为异说迭出。
但若从苏轼主体思想的角度来看,其史论文中的独异之见则是他一贯的人生追求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得以表现而已。
因此,苏轼的史论文具有多重认识价值,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苏轼人格追求的丰富内容。
由于是论史,形象的史事和理性的阐释互相交迭,所以从中表现出来的苏轼的人格思考往往更加生动具体,通过这一个独特的侧面,我们能够深刻体味到苏轼所构想的人格特征,乃至了解形成这一构想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
一历史把一群声名卓著的人物推到了士人面前,令人心驰神往的辉煌业绩,抑或令人25第1期扼腕叹息的悲剧结局,无不伴随着具体实迹载于史册之中,后人瞩目的,总是他们的不凡经历和在历史上发生的实际作用。
苏轼也不例外,因而重要史事总是他史论文的切入点,但与他人有所不同的是,他没有把目光过多滞留在史迹本事之上,他更关注的是形成如是现象的深层原因。
他曾说,孔子在《春秋》中对某些历史事件深感哀伤,于是“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为深且远也”(《论郑伯克段于鄢》),其实这就是苏轼本人论史的宗旨。
因而,探寻史事成因成为其解读历史和思考历史的主要方式。
而且,苏轼在深入思考史实形成缘由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人的主观因素,从实迹出发,他着力考察推断历史人物的心理形态和精神境界,并在此基础之上产生议论评断。
也就是在这样的论析过程中,苏轼清晰地构描出了他所仰慕的人格形态,展露了其理想人格的丰富内涵。
对苏轼来说,最有魅力的自然还是备受后人揄扬的圣人贤者,常常是在对他们的极意赞美中,寄寓了他最完美的人格理想。
伊尹就是苏轼心仪的人物之一。
据《史记》载,伊尹事商,曾立太甲为帝,太甲暴虐,伊尹废之,自己摄政当国,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复立之。
伊尹擅自废立君王的举动,在封建制度巩固完善的时代无疑当被视作大逆不道的僭越行为,因此在苏轼看来,伊尹如是行而“天下不以为惊”,“天下不以为僭”,“太甲不以为专”,实在称得上是历史奇迹,他在《伊尹论》一文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惊叹钦羡之意。
苏轼当然难以对此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按其思维习惯,他把满腔热情投向对伊尹的人格探索,苏轼充满神往地写道:“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
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
”“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
”苏轼认为,伊尹的人格境界已经完全排除私欲,达到了超越荣辱得失的高度,就是这种超越使他才智超凡而无不可为,使他在行为表现上不再受世俗标准的规范约束,使他违逆常规而不为所疑。
正是基于这么一种认识,苏轼甚至不能接受柳宗元对伊尹的褒扬。
柳宗元在《伊尹五就桀赞》一文中称道伊尹为“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这一结论本身与苏轼对伊尹的评断并不相左。
但苏轼认为,柳宗元此说有为自己跟随王叔文一事开脱之嫌,是以世俗之心来理解伊尹,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指责柳宗元此文“终篇皆妄”,并强调说:“圣人之所以能绝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无。
”(《柳子厚论伊尹》)这足以说明苏轼所理解的人格最高境界具有超常的特质,以至含有私人动机的赞美也不能为他所容。
苏轼这一充满理想色彩的人格构想在《孙武论》中又以另一种方式得到表现,文章肯定了孙武的善于用兵,但更指出“其所短者,智有余而未知其所以用智”,之所以有此缺陷,是因为“急于有功”,“变诈汩其外,而无守于其中”。
苏轼指出,由于功利心的作用,智总是被视为具体的技巧、手段加以传习,结果常常出现陷于困境而智不得用的情况。
真正的用智应该是超越外象,不被外境所囿,他在文中作了如是描述:“深山大泽,有天地之宝,无意于宝者得之。
操舟于河,舟之逆顺,与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
是故惟天下之至廉为能贪,惟天下之至静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为能诈。
何者?不役于利也。
”苏轼的叙写看似玄虚,其实包含着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他要说明的是,世事错综复杂,变化万千,若欲自如地驾驭并获取成功,依靠的不是常人所理解的智慧和具体的技巧手段,而是精神境界,这是无关功利、不含私欲的一种境界,亦即他在《伊尹论》中所说的“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者。
达到如是境界高度,就消除了外在的有形制约,心中才无任何疑虑顾忌,才具备真正的大智大勇,才可无所不为而无所不成。
苏轼在《孙武论》与《伊尹论》中所述角度尽管陈晓芬:苏轼史论文中的人格思考26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1卷2000年不同,但展露了同一种人格形态,这一人格最基本的特征是不为外相形表所拘囿的超俗性,所以不能通过惯常的行为方式去理解。
这是他褒贬伊尹、孙武的立足点,也是他提出一家之见的立足点。
苏轼的这一人格构想在论说其他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不断表现出来。
他指出诸葛亮终不能绝曹魏而屡战屡却,失之于“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诸葛亮论》)。
苏轼在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的看法:“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汤、武行之为大义,非汤、武而行之为失机。
”这说明,当人格境界尚未达到能够消解外部差异而无所不可的高度,仅在形表仿效之,失败必不可免,诸葛亮即如此,他无此境界却欲借信义服天下之心,把仁义和诈力都作为一种手段来实施,结果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反而不如曹操一意使用诈力取得的成效。
显然,此文中商汤与周武王持有的人格正是苏轼固有的理想体现,其超越常俗表现形态的特性与苏轼在前两文中所论完全一致。
苏轼也曾论及范蠡的及时退隐,从表象来看,他不否认“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论范蠡》),但从人格境界看,范蠡的避祸隐退与鲁仲连的轻富贵守节操则相去甚远,苏轼在文中严厉地指斥范蠡“才有余而道不足,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同勾践一样,“亦鸟喙者也”。
这再次表明,苏轼认可的人格是不能简单地与行为表现等同看待的,再完美的外象形态,只要夹杂纤毫私欲,就失去了光彩。
正是这种高度理想化的人格标准,使苏轼对获得众人认可的许多英雄豪杰表示了不满与遗憾,他对史事的独异之见也由此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人格思考并没有停留在超俗这个层面上。
超俗是理想人格的特质,却不是其价值目标。
从上文所举诸例可以看到,苏轼对人格的理想化勾描,大多以人物的成败实迹为起点,这表明,人格本体固然不为外象所拘,但人格价值的终极体现却仍然是外在的成败结果。
苏轼竭力推崇无所欲求的人格境界,却并不想由此进入无所作为的出世状态,反之,恰恰是这一无所求的境界,保证了无不可为和无不成功的实现,唯其如此,才真正显出这一人格的完美性。
因而,苏轼特别关注的,是不为天下所动的伊尹创造了居臣位而制天下的历史奇迹,是无意于离间敌方的商汤、周武偏能克敌制胜的事实。
在后人颇有微词的《乐毅论》一文中,苏轼也以同样的价值取向指出了乐毅的不足。
当人们普遍赞美乐毅以仁义之心而不攻取齐国最后两座城池时,苏轼却讥之为“未知大道”,并一反众人同情乐毅不幸结局的心理,毫不容情地指出乐毅的遭遇皆由他自己一手造成。
在苏轼看来,将崇高的人格赋予一个功业上的严重失误者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乐毅的失败正说明他存在人格的缺陷,他的行仁义只是一种狭隘的行为抉择,人格的不足与行为的抉择发生矛盾,亦即违背了苏轼所云“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的原则。
在文中,苏轼又一次提到“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无取天下之心,乃可与言王矣”的道理,乐毅既无此心,又不知大道,其结局只能“为天下笑”。
这一严峻的断论遭到了后人的批评,明王世贞就大不以为然地指责苏轼“未能悉乐毅”,“真所谓以成败论者也”(《读书后》卷一《书乐毅传后》),不过这正说明了苏轼对人格价值取向的执着认定。
可见,不为外物所动的崇高境界,恰恰是在统制万物中表现出终极价值,无意得天下之宝者,结果正能得宝,毫无功利内涵的人格精神,最终又维系于功利目标。
不过,依恃这样的人格精神,目标的实现是在无意之中自然而然完成的,正如苏轼在《论鲁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中所云:“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
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
”这充分表明,苏轼设计的人格模式具有出世性与入世性的27第1期双重构成,作为其内质,决不含有利益因素,它的纯粹性甚至达到拒绝任何外在行为标准程度,但作为价值指向,它却不以纯精神状态为固守的领地,它仍落实在世俗功名利益之上,此二者不可缺一,否则就是未臻于完美。
无疑,苏轼的人格思考充满了理想化的成分,饱含着他本人的宏愿壮怀。
但苏轼毕竟是理性的,历史事实的冷峻严酷以及现实生活的艰辛坎坷不能不对他的思考发生影响,于是,在他那美妙昂扬的人格设计中,又出现了冷色调的一笔,这就是他在另一些重要的史论文中所提出的“忍”的问题。
《留侯论》是颇得后人关注的著名论史作品,这篇文章把一个“忍”字发挥得淋漓尽致,苏轼对张良在圯上老人指点下养成的心胸气度揄扬备至,他把刘邦、项羽之间历时数年震撼天下的激烈争斗归结为“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而刘邦以忍得天下,又得之于张良的导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