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经对当代楷书的启示

敦煌写经对当代楷书的启示
作者：郑涵文
来源：《牡丹》2019年第17期
敦煌书法艺术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一脉，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写经历经700年之久，见证了楷书乃至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

敦煌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發源地、丝绸之路的重镇，依靠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成为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地，保留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

直到1900年，尘封千年的藏经洞，向世人再现了千年之前古人的手写原迹，其种类丰富、内容多样、涉及广泛，对后世的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距今一百多年以前，道士王圆禄无意间打开了一面墙，同时也打开了通往敦煌艺术宝库的大门，尘封千年的宝库——敦煌藏经洞，呈现在世人面前，洞内藏有写卷、绢画、拓本、供养器等，各种文物琳琅满目，为研究敦煌艺术和晋唐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其中写卷多为佛经写卷，内容涉及经、律、论、写经文、发愿文、注书、僧传等，种类繁多，数量可观。

藏经洞中发现的文物向人们展示了从西晋至宋真宗景德年间，历经700多年的演变，中国楷书还形成了另一种书法审美风貌。

敦煌写经书法的发现，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史注入了新的血液。

这批比宋版书更为珍贵的六朝隋唐古写经的原卷，再现当年经生的书写风貌，给后世楷书书法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启迪。

一、敦煌写经的产生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因其倡导世界大同、众生平等、体现“来世观”，让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们将希望寄托于来世。

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百姓的自愿信奉，使得佛教在魏晋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处于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汉魏之际逐渐繁荣，成为“华戎之交”的国际都会。

为了躲避战乱、祈福避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奉佛教，随着僧侣信徒的不断增多，佛经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人们大量抄写佛经，熟能生巧，书法风格逐渐自成一律，而此时的字体正处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时期，从客观角度来说，佛教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带动了书法的自觉和发展。

到了唐代，儒释道三家思想高度融合，越来越多的人信奉佛教，为了弘扬佛法，随之兴起了一批抄录佛经的群体。

当时印刷术还未出现，手抄佛经造就了一批写经高手，这些人有的本身有一定的书法积累，有的人则为了社会生存的需要，而把书法当成一个谋生的工具，在当时这种写经的社会氛围中，他们的书法技艺得到了发展。

抄写佛经需严谨工整，意在文字，抄经人要严格遵守一定的格式和法度，每行的字数和栏格都有限制，每个时期的规定略有不同，但是大体规范都是约定俗成的。

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写经体形成了特有的用笔、结构、章法，形成独特的写经书法风格，人们称之为“写经体”或“经生书”。

抄写经书的写经人有善书僧人也有文人居士，他们有的是发愿为布施、为祈福，为超度亡灵自愿做功德，有的只是家贫佣书自给。

《旧唐书》中的《王绍
宗传》记载：“绍宗，扬州江都人也。

少勤学，遍览经史，尤工草隶。

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信，亦即拒之。

寓居寺中，以清静自守，垂三十年。

”写经中占大多数的是以写经为职业的抄书人，被称为“经生”，一般为善书的士人。

经生书法大多整齐美观便于阅读，其中亦有书法水平较高的。

例如，《宣和书谱》中提到的经生杨庭，便是当时经生中书写精巧者，“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便为名书，如庭书，是亦有可观者”。

敦煌写经主要是楷书，由于材料的大小和佛经篇幅较长的缘故，写经大多为小楷，书写工整细致，通篇气息连贯。

随着时代的变迁，统治阶级对于书法艺术的追求不断提高，整体楷书风格的发展也加入了不同的元素，呈现出或规整、或朴拙、或飞扬、或兼容的不同面貌，敦煌写经是楷书中的一个风格，这种风格既有统一性也有独特性，正是写经书法艺术魅力的展现。

二、藏经洞发现前后的楷书取法
在敦煌藏经洞未被发现之前的清代前中期，文字学、金石学的研究启发了书法家的思路。

金石考据之风盛行，楷书取法不再局限于唐宋的文人书帖的楷书风貌，同时在北方碑刻大规模的发掘过程中，墓志、造像、题名等艺术品得以重现光彩，其种类繁多、地域分布广范、形式多样、在艺术上的成就达到了当时的新高度。

清代中期的书法，是书法史上由帖派到碑派的过渡时期。

加之，19世纪末，安阳殷墟甲骨文和西域汉晋简片文书的发现，也引起了书家学者的研究兴趣，此时碑学研究的范围也逐渐扩展，从篆、隶两体的研究、学习扩大到楷书领域的探索、师法，给书法艺术带来了新的结体方式和笔墨意趣。

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后，大量的拓片、经卷、写卷真迹向人们再现了当年经生书法的情况，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取法资源，所以敦煌藏经洞不仅是人们研究敦煌文化和民俗风情的重要宝库，更是研究书法中楷书发展的整体风貌的智慧结晶。

同时，这也是对清代馆阁体千人一面、了无生趣、缺乏艺术生命力的当头一棒，加深了对古代书写真实形态的认识，也拓宽了书法家的视野和师法对象，激发了他们对楷书深入研究和学习的兴趣，为当时“北碑南帖”的书学风格融入了新的取法方向，开启了北碑南帖之新风。

敦煌书法艺术从两汉时期隶意犹存，带有汉简余续，到魏晋楷书逐渐形成，尽脱隶意，再到后来趋于成熟的楷书，开唐楷先河。

其将中国书法从隶书到楷书发展的演变过程，以大量墨迹遗存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敦煌写经历经700余年，见证了楷书的发展过程，这段时间也是中国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

从魏晋南北朝的魏碑精品、钟繇和二王父子，到隋唐的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再到宋代苏、黄、米、蔡，也是书法史上“晋人尚韵”“唐人尚
法”“宋人尚意”这三个重要的书法时代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些都包含在这700年之中。

敦煌写经书法在不同时代的变迁下，都做到了和主体书法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所以产生了其独特的融合性和相对的独立性。

敦煌写经的发掘，向人们还原了真实书风的丰富多样和相互融合。

三、敦煌写经对当代的启示
敦煌写经的兴起和写经体书法的形成及发展，为中国书法体系注入了新鲜一脉，对人们研究、学习和借鉴写经体书法，探索新的书法表现形式，带来了新的尝试。

与世族文人书法不同的是，这些下层民众的书法更加侧重于书写的实用性。

这种书写在功能趣味和风格趋向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上均有不同。

例如，著名书法家沈增植的书法，碑帖结合，独具匠心，在北碑南帖的学习之上，还从敦煌写经中借鉴取法。

这些学习敦煌写经的体系被称为“经系”，它和“帖学”书派、“碑学”书派一起构成了中国书法的脉络。

从这些敦煌写经的学习者的成功经验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敦煌写经在传统“帖学”“碑学”之外，形成了一种新的书法风格流派。

如今，对敦煌写经的研究已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古代经生的虔心书写，对佛法和书写的敬畏和尊重，对当代人书写时的心境也有借鉴作用。

首先，从事这项工作的经生大多对佛法有一定的信仰，要求心境虔诚而宁静，字迹是心灵的流露，书写经书是追求精神的安宁肃穆。

其次，经生大多数是普通学者，并非书法名家，对功名利禄的追求相对不高，在书写过程中对当时社会的流行书风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书写状态自由宽松，不矫饰做作，不刻意追求书法创作却尽得书法风流。

反观当代书风，入协入展的狂热之风盛行，展厅效应的相互吹捧，让本该心境平和的书写人变得躁动难耐，追求所谓书法艺术的“功名利禄”。

为入展获奖而趋于时风，把展厅的创作风格作为己身的学习标榜，作品样式“新颖独特”，过多的装饰效果让作品缺少了书写的实用性，让本该取法多样的书法风格逐步定格在相对的流行风格上。

当然，现当代的书法在内容和取法形式丰富、种类多样，人们见识了比古人更丰富的出土碑铭、历史文献，了解了比古人更全面的书法风格体系，却唯独缺少了对书法本身实用价值的认识。

书法追求书写心中的法，是心灵的流露，是语言的视觉形式，而人们现在的书写心境已远不如古人那样安定。

敦煌写经就像是楷书书体风格的基因宝库。

在相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所了解到的世族文人书法名家的尺牍墨迹只是众多书法作品的一部分。

敦煌写经的发现，更加全面地再现当年书家学者的书写风貌，让下层官吏民众书写的简牍残纸和经生书写的佛家经卷走入了历史的舞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让距今千百年的魏晋时期隶楷的过渡和楷书结体的形成，能够更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人们学习楷书、研究楷书结构提供了丰富的基因。

（海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