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创作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创作

柴可夫斯基(Pyotr liyich Tchaikovsky， 1840—1893)，1840年5月7日，柴可夫斯基出生于俄国卡斯科—沃特金斯基镇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当地冶金工厂的厂长兼工程师，母亲是法国流亡贵族的后裔。柴可夫斯基20岁以后才开始接受专业音乐教育，1865年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后便投身于音乐创作之中。柴可夫斯基表现着浪漫主义运动最后阶段的悲观主义。柴可夫斯基，一位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他用整个身心浸润着俄罗斯民族的乐思、民族的情怀，为俄罗斯民族音乐艺术建立丁不朽的丰碑。

当时的俄罗斯刚刚废除了农奴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思想界、知识界和文学艺术领域异常活跃，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幻想。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社会发生了改变，满怀希望的人们很快就看到了现实生活中仍存在着阴影，人民仍处于沙皇残暴、腐朽的统治，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进步势力仍受到限制与摧残，知识界和文学艺术领域仍然笼罩着一种对现实的失望感。这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在柴可夫斯基的一生中不时有所表现，并占据了思想和艺术创作的重要地位。

在音乐创作上，柴可夫斯基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19世纪80—90年代，此时各类社会矛盾集中展现，沙皇的统治更为残暴，人们普遍悲观、失望，似看不到未来与方向。动荡纷乱的社会背景和此起彼伏的艺术思潮，使柴可夫斯基产生了困惑、忧虑和矛盾。他在音乐中对凶兆、威胁、令人绝望的心理描写都精确感人，他的作品就是用音乐的手法从人性的普遍意义上反映了这时人们的精神面貌，反映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刻画了他们的各种主观感受。他说：“我需要的题材中没有皇帝、皇后、人民暴动、战争、进行曲，……我要找的是：以我体验过的或见过的情况的冲突为基础，亲切而强烈的戏剧感。”在内容上，他的作品表现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以及由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个人的不幸所带来的一种忧郁、彷徨、压抑、苦闷，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柴可夫斯基曾这样解释自己的音乐创作：“对于我，作曲是灵魂的一种自白。”

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叶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艺术界思想活跃，人们还沉浸在刚刚废除了农奴制度和对社会未来的喜悦与憧憬之中。柴可夫斯基任教于莫斯科音乐学院，这种社会现实在他作品中表现为一种明朗、乐观的气氛，虽然并不强烈，但与后期作品风格确有明显的区别，如《第一钢琴协奏曲》(1875)、《冬日的梦幻交响曲》(1866)、《乌克兰交响曲》(1872)等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明朗与乐观，这种情绪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中并不占有主要地位，追求真理、歌颂纯真的爱情、战胜邪恶势力，是他音乐作品的主要内容。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1869)中强烈的爱情与家庭的世仇形成的尖锐矛盾，交响诗《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1876)中爱情与邪恶势力的冲突，是柴可夫斯基一生音乐创作中重点之一。芭蕾舞剧《天鹅湖》(1876)则是对纯洁爱情的赞美。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交响幻想曲《暴风雨》(1873)、《D大调弦乐四重奏》(1869)、《F大调弦乐四重奏》(1873)、《波兰交响曲》(1875)等。总的来说，柴可夫斯基这一时期的创作多是反映俄罗斯的生活，他说：“我避免采用外国的题材，因为我只熟悉也只理解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姑娘、俄罗斯妇女。”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此类题材成功的一例。在音乐风格方面，柴可夫斯基受民歌影响较为显著，表现出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的关注，他改编了50首民歌为钢琴四手联弹。

柴可夫斯基在音乐创作里虽然主要反映了个人对社会的主观感受，但人民的

生活也是作曲家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最突出的例证便是《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1875年，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听到这一乐章的演奏时，流着泪水说：“我听到了我们那忍耐着的、受着苦的人民的灵魂了。”柴可夫斯基对民间生活素描式的作品，生动地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坚韧不屈的性格和幽默风趣的人生态度。1876年冬，柴可夫斯基开始与富孀冯·梅克夫人书信来往，并得到她诚挚无私的资助，从此免去了经济上的困扰。为了专心于音乐创作，柴可夫斯基辞去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职位、进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1877—1893)。

在柴可夫斯基一生的音乐创作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表现在交响乐、芭蕾舞剧和歌剧领域。代表作品有：歌剧《叶甫盖尼·奥惺金》(1878)、《黑桃皇后》(1890)、《第四交响曲》(1878)、芭蕾舞剧《胡桃夹子》(1892)、《睡美人》(1889)以及《一八一二序曲》(1880)和《意大利随想曲》(1880)等。1878年以后，由于婚姻的挫折，柴可夫斯基常常离开家乡到国外漫游，而创作之笔却从未放下。1885年开始，他作为一名指挥家登上乐坛，开始在国内外频繁演出。此刻的柴可夫斯基在经济上没有任何顾虑，在音乐方面也获得了盛誉，而他那极为内向的性格并未改变，心情更加忧郁、苦闷。这时的俄罗斯社会已从1861年改革农奴制度后短期的光明陷入更为阴沉的黑暗中，农民依然生活在贫穷和痛苦之中，柴可夫斯基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他说：“我们心爱的然而却是可悲的祖国在最黑暗的时期，所有的人都感到莫名的不安，好像在即将爆发的火山上行走，都感到时局不稳，又看不清前途。”他在与梅克夫人的通信中，表现了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憎恶，这些在他的创作中也得到了体现，他写道：“我们生来仿佛是专门为了同厄运进行斗争，寻求理想、追求永恒真理，而又永远达不到目的。”

从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中，人们可以看出他探求真理的历程。《第四交响曲》（又名《我们的交响曲》）是献给梅克夫人的，作品表明作曲家在寻求幸福的道路上与所遇到的阻力进行顽强的拼搏。第一乐章，表现了阻碍实现幸福的势力——厄运，这是来自社会统治势力的邪恶，主人公遭受着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失望与不满时刻伴随着他，只能在梦里寻求一丝慰藉，正如作曲家所说的：“生活本身就是坚定的现实和飘忽的梦幻与幸福的抓取之间的变换。这当中没有港口可供停泊。”第二乐章的苦难来自另一方面，即忧郁和孤独。第三乐章所表现的是虚幻的理想境界，找不到真实的欢乐。在第四乐章里，作曲家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幸福的道路，那就是到人民中间去体验生活的真实感，忘却寂寞与忧郁，进而得到纯洁与永恒的欢乐。这就是柴可夫斯基在《第四交响曲》所要表达的思想，其中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内容有些类似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只是缺少贝多芬那样的宏大气概和战胜命运的信心，音乐较多的是表现一种不可抗拒的悲剧色彩。

柴可夫斯基根据普希金长篇诗体小说创作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描写了贵族青年奥涅金对上流社会充满了厌倦之感，对生活也冷漠、怀疑，因而拒绝了少女塔吉雅娜纯洁的爱情，企图寻求一条新的生活之路，但在艰难与挫折面前又失去了勇气。多年后，他又重返上流社会，遇到了已是伯爵夫人的塔吉雅娜，重新燃起了往日的爱火，渴望能够获得塔吉雅娜的谅解与同情，但事与愿违，他只得随波逐流，虚度一生。奥涅金是当时一代“多余人”的典型形象，剧中的其他人物虽然性格不同，但结局都是相似的，塔吉雅娜是一个喜爱幻想的姑娘，她追求自己那与现实相距甚远的理想，因这一理想的破灭而渺茫无措，最终也沉沦于平庸的生活里。小说所描绘的也正是柴可夫斯基所经历过的，引起他强烈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