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美日关系

论中美日关系
中、美、日三国之间复杂的战略关系在冷战后呈现出几个特点：（一）冷战时期彼此之间的战略需求关系已不复存在，三国都需要寻求和确定本国与其他两国之间在战略层次上的关系定位。

（二）三国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都积极开展全方位的主动外交，谋求扩大本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三）三国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和战略上的差异，使得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摩擦和竞争呈现出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样态。

为了不使激烈的竞争或冲突损害了三国各自的长远性根本利益，三国都注意加强对话和沟通，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争取建立在激烈竞争中实现有效合作的正常关系。

尽管中、美、日三国对于彼此之间的战略关系和三角格局的定位尚未完成，对于这一三角关系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对三角格局的运行机制也缺乏三国一致认同的行为规范和操作程序，目前还很难对这一三角格局的发展和走向勾画出较为清晰的轮廓；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国在亚太地区都有着重大的战略利益，谁也不可能在亚太地区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演变和力量对比的分化组合过程中单独起领导或主宰作用。

然而，日美安保体制的进一步强化将可能使冷战后的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战略性重组在方向、态势和力量对比上都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发展趋势，使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都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受到美日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增加了通过正常的外交手段对三角关系进行有效调整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国在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总方针的思考上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因此，美日两国基于共同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战略认同，将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重新调整和国际力量重新组合的进程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联系到美国在欧洲推动“北约东扩”，在亚太加强双边安全合作的政策行为，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从东西两个方向上挤压欧亚大陆的战略意图。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处于上升阶段，而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治理念和文化背景上都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因此，在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以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如何处理与美日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就非常复杂和敏感。

反映到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可能会形成两种方向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一方面使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外政策和行为的回旋余地更为宽广和扩大；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在与美日调整关系时，要比美日之间协调关系更为困难，从而在战略层次上对中国构成现实制约。

如果美日之间战略合作与利益协调的因素上升，中美日三角关系就会进一步趋向非等边结构，使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受到更多的牵制和遇到更大的困难。

三
从美日加强安全合作和战略协调的政策走向看，两国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通过双边安全合作对亚太地区国际格局进行战略控制的可能性将有所增大。

因为美国要想遏制中国，不能没有日本的配合；而日本要想制约中国，也不能不背靠美国；美日双方有可能为遏止中国的发展与强大而进行战略配合与政策协调，并取得行动默契。

对此，中国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和政策准备，及时制定具有充分前瞻性和有效预防性的政策方针。

然而，从目前看来，美日两国连手对付中国的政策倾向还具有不确定性和隐蔽性，中美日三角关系还不大可能迅速转化成为两方联合对付第三方的样式和性质。

（一）美日之间的经济摩擦和战略目标上的潜在冲突，将有可能因为地缘政治经
济利益的不同而在今后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剧和突出。

日本经济势力增长以后，首先感到威胁的就是美国，美日矛盾也首先产生和爆发于经济领域。

美日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程度如此之深，经济贸易的互动往来如此之密切，日本资本的扩张力量如此之强，使得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不可避免。

无论是日本对美贸易的巨额逆差，还是日元汇率的变化，无论是日本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是日本政府的贸易政策或日本企业的商业习惯，都曾招致美国的强烈指责和强大压力，迫使日本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从而引起日方对美国高压政策的不满和反弹，使两国关系一度有所疏远。

迄今为止，这一经济摩擦和心理冲突并未彻底解决，因而也不能排除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美国经济的停滞，双方的经济矛盾和摩擦再次加剧，并延伸扩展到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可能性。

（二）美国的长远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国际新秩序中占据领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它对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并非毫无警惕，为此它会借助中国牵制日本，利用中日矛盾保持美国在战略上的优势地位。

而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则是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领导者之一，尽管日本在当前利益和策略上都需要利用美国的安全保护，但它想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国家目标已经确定无疑。

日本之所以还谋求美国的安全保护，一方面是自身实力还不强大，还背着历史包袱，另一方面是想把美国推上遏制中国的前台，避免因日本出头而引起中日关系的恶化，力图从中美矛盾和竞争中渔翁得利，同时不动声色地从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扩大日本对亚太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影响。

因此，日本谋求的“世界政治大国作用”与美国坚持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在国家战略目标的层次上存在着矛盾冲突和发生碰撞的可能性。

日本显然不会永远安于受美国保护的现状，一旦其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将会要求摆脱美国的束缚和控制，成为在战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个领域与美国展开全方位竞争的对手。

日本外交长期以来“作为西方一员”的政治定位，以及不断变化的“脱亚入欧”和“脱美入亚”的政策摆动，使得其外交战略带有某种程度的“东西不分”的角色错位。

这一战略定位的模糊和摇摆，以及被冷战所掩盖的文化差异，加上历史问题，使日本的对外政策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国家实力有限与利益目标过高的矛盾）和外在的两重性（主角意图与配角现状的角色混乱）。

因此，日本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仍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以致美国把日本视为“既合作，又竞争”的伙伴，并用安全合作控制日本的发展。

（三）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稳步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经济潜力和发展前景看好，市场规模十分可观，这一事实对于想保持经济稳步增长的美国和刚从衰退谷底走上经济复苏的日本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经济竞争的激化，市场因素在美日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将继续增大，各自的利益需求将使得美日连手对中国进行遏制更为困难。

至少在亚太地区，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可能得到公正、合理、妥善、有效的解决。

朝核六方会谈就是明显的例证。

中国在美日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斗争中的独立作用不可低估，尤其是因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对日本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四）从政治理念和战略思维上说，美日都不想让中国发展成为能与西方国家分庭抗礼、平等竞争的对手，都必将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和手段，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控制，企图使中国的发展符合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战略要求。

但在采取何种政策手段达到这一目标方面，美日都不得不谨慎行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强大对手。

如果美日采取切实的共同行动，连手遏制中国，就
将彻底打破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现有平衡状态（尽管是非等边、非对等的平衡），进而可能引发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的动荡不安和战略格局重新调整，甚至不排除“新冷战”或“冷和平”状态的出现。

但是，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紧张也必然会危及和损害美日两国的基本利益，这就使得美日在考虑连手遏制中国的政策选择时，又不能不持慎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