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要法学派别介绍

西方主要法学派别介绍自然法学说的由来自然法学说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几乎贯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全过程。

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无不涉及自然法问题。

或者说，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自然法学说是西方法学中一脉相承经久不衰的理论。

因此，认真研究这一理论，对分析、批判和借鉴资产阶级法学具有重大意义。

λ自然法学异源于古希腊哲学。

著名的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便提到自然法与人为法，并认为法是战争的产物，将法归结为永恒的产物。

（公元前六世纪λ）他甚至初步指出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区别，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证。

但后来，诡辩学派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又对此作了阐述，认为法律起源于自然状态，是正义的表现。

苏格拉底在此基础上，正式把法律分成两种：一是制定法，一是不成文法。

并指出法是市民的行为准则。

不成文法是人类行为的准则，是神的立法，而人的立法必须服从神的立法。

他的学生柏拉图，尤其是他是徒孙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正式从法学的角度提出和论证了自然法的基本思想，但不系统。

λ率先把自然法系统化的是古罗马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学家西塞罗。

他的名作《法律篇》是系统阐述自然法理论的代表作。

他不仅给自然法下了定义，而且把它同理性、正义联系起来，并指出理性与正义均源于自然。

他认为，自然法永世长存，万古不变，是绝对正确的；而人定法（制定法）则有两种情况：凡符合自然法原则的人定法是正当的法律，否则就不是法律。

西塞罗把自然法理论推向其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而是古希腊思想家、法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但这一时期的自然法理论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是最后把自然法与神联系在一起；二是没有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

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在他们对自然法极为重视，而仍然是“空中楼阁”，从而使他们的自然法理论只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

λ中世纪是整个法学的衰落时期，与其它社会科学一样，法学成为神学的“附庸”与“婢女”。

但神学家们没有忘记自然法这一概念，经过他们的精心设计，毫不掩饰地把自然法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公开提出自然法从属于他们所讲的上帝创造的永恒法，大大降低了自然法的地位。

在他们看来，只有永恒法彩色至高无上的法律，它渊源于神的智慧，就是说，只有神才能使法律、正义、理性统一起来。

λ古典自然法学派λ古典自然法学派形成于17-18世纪，创始人为格老秀斯（荷兰）、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英国）、孟德斯鸠（法国）、卢梭（法国）、汉弥尔顿（美国）、杰弗逊（美国）等，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继承了历史上自然法学说的某些观点，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并形成了古典自然法学派。

格老秀斯宣称：“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正义的标准”；他给自然法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善恶的标准。

”他心目中的理性、正义与古希腊的自然法学说有所不同，他把理性从天上引到了人间，即他讲的理性是指人类的理性，而不归结于神。

更可贵的是，古典自然法学派把正义、理性同资产阶级民主、人权、法治联系起来，并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

他们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观点：υ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基本观点ν法律理性论。

自然法学说的基本原则，就在于认定除国家制定的实在法（行为法）之外，还存在一种凌驾于实在法之上的“超法律”的自然法。

他们认为，自然法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的基础，是监督实在法的手段。

自然法学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把自然法与理性联系在一起，但归宿不同。

古希腊把理性归宿于自然，中世纪把理性、正义渊源于神，而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则归结于人类。

他们认为人类理性之中就有自然法，因此，凡是有理性的人类都要自然法的支配。

υ天赋人权论。

天赋人权论首先是格老秀斯提出来的，洛克把它加以系统化，潘恩等人在《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把它加以规范化；其主要内容有：1）人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2）人权的基点是个人；3）人权是抽象的，超阶级的；4）人权主要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而财产权是核心。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υ社会契约论。

这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先后系统地论证了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各自讲的理由不同，但结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人们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并让出一部分权利赋予国家，由国家来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权。

他们的后继者又把社会契约论扩展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υ主权在民论。

这是“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引伸和发展。

按照卢梭的说法，由于人们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国家，并不是奉献给任何个人；他们放弃权利，因此，人民在国家中应该是自由的，国家的主权只能是属于人民，人民可以更换政府。

在此基础上，卢梭提出了“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的理论，他指出：“人民主权”应包括如下原则：（1）主权不可转让；（2）主权不可分割；（3）主权不可代表；（4）主权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

υ法治论。

自然法学派主张建立法治国，强调法律至上，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依法办事，强调权力制约，并把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政治体制。

υ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评价ν古典自然法学派是西方法学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法学流派，特别是 20世纪以来，成为了西方三大派别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曾一度广泛传播：λ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对推翻封建专制和神权政治起了巨大的作用。

υ古典自然法学派关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理论。

既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又对社会的发展，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定借鉴作用。

υ自然法学派的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它所谓的“人类理性”、“天赋人权”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υ自然法学说的复兴λ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阶级斗争的新的要求，自然法学派逐渐被历史法学派所取代，分析法学派也随之兴起。

λ但到20世纪，自然法学派又出现“复兴”的局面，德国法理学家斯塔姆勒提出“内容可变的自然法”学说。

他认为法律在逻辑上应先与社会和经济现象而存在，不是经济决定法，而是法决定经济。

他把法区分“正当的法”与“不正当的法”，并认为“正当的法”是由“不正当的法”演变与发展而成。

他所谓“正当”与“不正当”，不在于法的内容，而在于法的形式。

只要法的形式与所定的标准相适当即为“正当的法”。

λ“复兴自然法学派”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法学家信奉天主教义，亦称新经院主义法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马里旦，他认为私人占有财富属于自然法，而“自然法之为法，是因为它是对于永恒法的分有。

”另一部分法学家虽不公开站在宗教立场上，但提倡理性服从信仰，把自然法解释为一种理想的永恒的正义，如意大利法学家迭尔维寇。

λ二次世界大战，自然法学派的观点进一步被重视，尤其通过几次大论战：如富勒与哈克，哈克与德沃金，使自然法学派威信大增。

λ自然法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大致经历了自然主义自然法学、神学自然法学、理性自然法学和新自然法学四个发展阶段。

λ新自然法学的特点λ自然法学的复兴严格地讲，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有下列特点：λ强调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新自然法学派有两个支派或者说有两个发展方向，即世俗的与神学的，但他们都强调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如威玛政府的司法部长拉德勃鲁赫认为，法律必须有绝对的价值准则，否认人权的法律是“绝对错误的法律”。

他指出实证主义有利于法西斯政权对权力的滥用。

他这些法律观点，德国战后审判法西斯分子起了重大作用。

但拉德勃鲁赫毕竟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论者，这当然应予以否定。

马里旦是新自然法学神学派代表，提倡以基督教教义改造社会。

他们突出特点是强调人权，并专门写了一本《人权与自然法》的名著，认为应用人权制约国家的权力。

λ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新自然法学派不是简单重复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等说教，而是保留旧的形式，赋予新内容，或者干脆放弃一切虚构，直接强调法律对道德的依赖性。

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德沃金的权利说。

德沃金认为，个人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是法律规定而且是不限法律规定而存在的。

λ新实证分析学派的影响。

新自然法学派开始重视法的形式因素，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富勒。

他提出了“程序法自然法”理论，认为，一个真正的法律制度包含着固有的道德性，即法的内在道德，亦称法制原则，是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道德，包括：（1）法律的一般性；（2）公开性（3）非溯及既往；（4）法律的明确性；（5）避免法律中的矛盾；（6）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是事情；（7）法律稳定性；（8）官方行为与法的一致性。

λ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λ新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拉德勃鲁赫(RadBruch),法国的马里旦美国的富勒、德沃金和罗尔斯。

υ对自然法学派的评价λ自然法学派在西方法学中一脉相承，流传至今，是当今西方三大派别之一。

在西方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λ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对推翻封建专制和神权政治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λ自然法学派，关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理念的提出既是人类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又推动社会的发展。

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定借鉴作用，λ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的唯心史观，它所谓“人类理性”“天赋人权”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λ社会法学派λ概说ν社会法学派亦称社会学法学。

这一学派的含义相当混乱，大体上有两种解释：一是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法律，研究法律同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研究法律的社会效果与目的；一是指法律强调社会利益，提倡“法律社会化”。

λ在20世纪初，这两种解释还是有意义的，因为第一种说法尽管主张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法律，但他们仍然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

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法律社会化”已占绝对优势，上述两种解释实际上已经趋向一致。

λ本来，社会学法学、社会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三个概念是一致的。

当然，由于研究者本人是法学家还社会学家，其研究的重点和角度是不同的。

一般讲，法律社会学是“陈述性的”而社会学法学是“规定性的”，意思是说法学家着重于法律规定，社会学家侧重于陈述有关事实。

λ从社会学法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λ早期社会学法学。

它产生于19世纪的后期，其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

孔德又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早期社会学法学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法律，诸如生物学、人种学或心理学等等。

如英国的社会学家斯宾塞(Spencer)便以生物学为依据，认为社会与国家如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生存竞争和强存劣汰，法律的任务在于保护个人自由，一个人只要不妨害他人同样的自由，就可以从事他所愿意的任何活动。

奥地利社会学家普洛维奇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种族斗争，国家起源于较强的原始民族，对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随着国家的出现就形成了国内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法律是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权力对被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