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裁判推理的展开——惠阳于德水盗窃案评析

论刑事裁判推理的展开——惠阳于德水盗窃案评析［摘要］在刑事裁判推理中，演绎推理是逻辑筋架，法律论证是学理肌体，价值判断是融贯其中的正义灵魂。层出迭现的热点案件印证，纯逻辑式推理裁判，确已跛足难行。对此，裁判不妨先用“涵摄·衡平法”塑造大小前提，再用“衡平·演绎法”展开推理路径，实现逻辑方法和法律方法的交融耦合。

［关键词］刑事裁判推理方法衡平演绎

引言

学界通说认为，刑事裁判推理是法官以刑法规范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演绎推理裁判结果的过程。此观念不证自明，在罪刑法定原则辐射下，推理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守逻辑理性思维，抗御经验感性侵扰。

然而，这一颠破不灭的公理受到“惠阳于德水盗窃案”的挑战。主流观点赞许，这是一份让国人泪流满面的伟大判决。逻辑与经验，理性与感性，诸此推论，让公众能感知、能理解、能信服。诚如判词写道，我们不能保证判决唯一正确，我们唯能保证：这份裁判是基于我们对人性良知的叩问，是基于我们对全案事实的分析，是基于我们对法律精神的理解，是基于我们对实现正义的追求。

由此观之，此案裁判具有“一体两面”特质：一面是形式推理，基于刑法规范和案件事实，进行逻辑理性的演绎推导；另一面是实质推理，基于人类良知和公平正义，进行经验感性的价值判断。可惜，就笔者目光所及，此案的裁判推理尚未获得足够回应，关注焦点过度汇聚在判词说理上，此种落差耐人寻味。

本文无意对判决结果作是非判断，而是围绕裁判推理集中论述。由于此案与“广州许霆案”同属类案，亦被称为“惠阳许霆案”。为行文便利，下文将两案简称为“广案”和“惠案”，适时比较研究。

一、价值判断：刑事裁判的隐性前提

在中国的众多判决书中，惠案可谓是特立独行的另类。全文用字9286个，推理论证用字6751个，占全文用字量70%以上，共19次使用“我们”代替“本院”作为裁判主体。笔者认为，惠案的“最伟大之处”莫过于此。用“我们”替代“本院”，既是一种将自己视为社会存在的自我认同，亦是一种将裁判思维内嵌于生活情境的范式转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

（一）惠案裁判的相关概况

银行自动取款机（ATM机）故障，实际存钞千元，账户增加千元，随即出钞千元。于某反复存取17次，非法占有存款9.28万元，一审认定盗窃罪成立，判处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1万元。检方认为量刑过轻，提起抗诉，二审期间撤回抗诉，一审判决生效。由于惠案充满同情的裁判推理，慈爱温存的判词说理，丰盈人性的从轻处罚，被公众誉为一份让国人泪流满面的伟大判决。

有学者指出，“伟大判决”并不等于“正确判决”。说它“伟大”，是指惠案的判

词说理打动人心，这与中国的多数判决拙于说理，或是不屑说理形成对照；要说它“正确”，惠案的裁判推理还有待推敲，不能一味追求结果公正，忽略推论的逻辑性。

广案法院分析，惠案的裁判推理，吸收过广案经验。诚如没有“广州许霆案”就没有“惠阳许霆案”这个称呼，法律人必须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中的“感受”，就是经验和情感。

惠案法官坦言，惠案是一次经验审判，亦是一次良心审判。不仅裁判时曾与广案比较研究，而且判词说理非常主观。从逻辑上分析，裁判推理并非无懈可击。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当上院长，才有机会展示不被圈改的判词，展示自己裁判思维的全部过程。

概而言之，惠案的伟大之处，不只在于逻辑理性的演绎推导，更是在于经验感性的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的效力渊源，正是“我们”作为交往共同体，共存在生活情境中互动，悄然内化的价值共识。

（二）惠案裁判的推理路径

在惠案中，我们的价值共识潜藏在推理路径中，成为断定争议的隐性前提，表现为理智直观、司法前见和公众判意。为呈现裁判路径，行文按判决书的标题展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刑罚的衡量。

1.理智直观感知“主观目的”

理智直观指无须推理论证，就能直接洞察事物本质的正确认知。斯宾诺莎分析，它源自社会生活中的普遍观念，是一种从一般到个别的感官直觉过程。如惠案中，查明于某17次非法转移银行存款，就能直观其主观故意和目的。

争议焦点一：于某明知“实际存钞千元，账户增加千元，随即出钞千元”是ATM机故障，利用故障占有银行存款，是否属于不当得利？

法院认为，不是不当得利。判决理由是：产生不当得利的原因虽然包括事件和行为，但本质上不当得利属于事件，不由获利人意志决定获取。在惠案中，手机短信提示存款入账后，于某明知ATM机吐出现金是机器故障，却17次故意操纵故障转移存款，明显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和目的。因此，不构成不当得利，构成主动故意侵权，再从严重侵权转化成刑事犯罪。

2.司法前见识别“窃取行为”

在裁判中，司法前见表现为一种前理解式的经验预判。伽达默尔分析，它源自法官的理性自觉，理性反思到自己的局限，从而承认他人经验对自己裁判的影响。惠案的前见有：界定“秘密窃取”的通说，认定“许霆盗窃罪成立”的先例。

争议焦点二：于某以“刷真卡、输密码、被监控”的方式占有银行存款，是否属于“秘密窃取”行为？

法院认为，是秘密窃取。判决理由是：通说认为，秘密窃取指主观上行为人采用“自认为”未被受害人发现的方式占有财产。客观上行为是否已被他人发现，不影响盗窃罪认定。在惠案中，于某连夜转移资金表明，他自认为行窃尚未被银行发现，符合秘密窃取的主观特

征。同时判决书写到，裁判时曾将此案与广案对比，可见“许霆盗窃罪成立”是认定“于某盗窃罪成立”的隐性前提。

3.公众判意指引“从轻处罚”

公众判意指公众对司法裁判表达看法，进而形成的主导性意见共识。心理学上解释，它源自“移情效应”，公众基于人性的共同弱点，假想自己是下一个许霆，将重判许霆的感受迁移到自身，将自我的同情延伸在案中。惠案表明，于某便是另一个许霆。

争议焦点三：于某盗窃9.28万元应否判处徒刑3.5年？因为根据广东标准，在惠阳盗窃6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数额每增加3万元，至少增加刑期半年。

法院判处徒刑3年，缓刑3年。判决理由是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案中情节。若无ATM机故障，就无犯意产生，因此于某主观恶性有限；以和平方式行窃，比常态化盗窃危害性小。二是案外情节。怜悯于某父母早亡，兄妹相依，生活困顿，心存良知。同时援引“许霆获刑5年”存有争议表明，公众判意是从轻处罚的隐性情节。

概而言之，价值判断潜藏在刑事裁判中，成为推理的隐性前提。它的主观能动性，既让法官具有善断的能力，使推理成为可能；亦让法官具有擅断的倾向，使推理成为必要。

二、演绎推理：刑事裁判的逻辑筋架

必要性体现在演绎推理和法律论证交融耦合，共同推导裁判结果：于某行为不是不当得利，于某行为是秘密窃取，于某应从轻处罚。推导它们的逻辑结构是：

推理I

大前提：不当得利，不由获利人意志决定取得

小前提：于某具有占有存款的故意和目的

结论：于某行为≠不当得利

推理II

大前提：秘密窃取，行为人认为行窃未被受害人发现

小前提：于某认为行窃未被银行发现

结论：于某行为=秘密窃取

推理III

大前提：从轻情节，在法定刑内处判较轻刑罚

小前提：于某具有从轻情节

结论：于某在法定刑内判处较轻刑罚

（一）惠案裁判的推理瑕疵

推理I是直言三段论的反驳格，大前提不周延，推导不出必然性结论。不当得利“不由获利人意志决定获取”并非全称判断，因为不当得利“由获利人意志决定获取”的情况俯拾即是，这意味着“于某故意占有银行存款的主动行为”可能构成不当得利。诚如王泽鉴先生举例，甲赴国外进修一年，任其海滨别墅闲置不用，乙知情后故意占而用之，构成主动谋取不当得利。因此，根据反驳格“大前提不周延，结论不确定”的逻辑规则，“于某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