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1~6)

主流媒体要发挥“稳压功能”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一

范正伟

2012年02月27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手机看新闻若不是媒体的及时报道，焦三牛恐怕还在“蒙冤”。“1989年出生，2011年7月工作，201 2年1月副县，牛呀！”当这名清华毕业生的正常提拔，遭遇“腐败想象”的舆论包围时，人民日报以《三问焦三牛》澄清事实真相，阻截了各种谣言的弥漫，维护了选人用人的公信力。

由此思考一个问题，在新的舆论传播格局下，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当如何定位，作为空间又在哪里？

毫无疑问，新兴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加速了信息流动，丰富了公众表达，但也带来了信息碎片化、表达情绪化等问题。浩如烟海的信息如果不能及时清除泡沫，结果就是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众声喧哗的表达如果不经过理性沉淀，很可能变成人云亦云、三人成虎。这些年来，诸如“金庸去世”、“滴血食物传播艾滋病”等虚假新闻，类似网络炫富、炒作三俗等不良风气，不仅耗费了不菲的社会成本，也影响着一些地方的稳定和谐。

越是真伪难辨，人们越希望获得真实权威的解读；越是众声喧哗，主流媒体越有责任发出鲜明声音。一项调查表明，在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后，70%的人会再利用传统媒体验证所获信息的准确性。在此背景下，如果主流媒体只是跟在网络信息后面跑，满足于在网上找选题素材，丧失了去伪存真的专业能力，沉迷于取悦迎合的自我定位，不啻对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放弃。

更重要的是，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主流媒体的作用不仅是传播信息，更有着强大的社会政治功能。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既要当时代变迁的风向标，又要做社会舆论的稳定器。事实上，汶川大地震中，正是主流媒体的及时公开报道，凝聚起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精神；“7·23”动车事故后，关于遇难人数的传言不断，正是主流媒体真实客观回应公众关切，才使得真相得以还原、谣言迅速平息。

今天，身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面对多元多样多变的舆论场，主流媒体的“稳压功能”尤为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媒体要时刻铭记“角色意识”，提供优质信息，而不是粗鄙媚俗；传播事实真相，而不是夸张炒作；彰显主流价值，而不是割裂社会共识；倡导社会互信，而不是放大对立误解；引导社会舆论，而不是迎合偏激情绪。换言之，主流媒体只有以敏锐的新闻触觉，对处于青萍之末的舆情保持敏感；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可能引发误解的事件主动回应；以积极的建设性思维，通过舆论监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才能消解网络传播中的“偏激共振”，破除焦虑情绪下的“谣言法则”，驱散心理逻辑上的“腐败猜想”，化解媒体竞争时代的“眼球情结”。

一切传播关系都反映着社会关系，主流媒体更是维系社会健康运行的重要一环。小平同志强调，“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面对纷繁复杂的改革发展环境，主流媒体要以更大的责任担当，做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压器”，疏导社会情绪的“整流器”，化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

如何消除“偏激共振”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法则思考之二

吴焰

2012年02月28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手机看新闻当“官二代”的身份标签被证为“莫须有”，药家鑫之案成为社会反思的一个痛点。无数人追问：为什么当初理性的分析无人理睬，诸如家庭背景的各种揣测却受人热捧？为什么最初自信满满的“舆论正义”，却演变为伤及无辜的“舆论乱象”？

这起事件也把新媒体时代的舆论课题放在我们面前：如何消除越来越多的“偏激共振”，实现舆论场上的“理性共鸣”？

传播学研究发现，身处舆论场的个体容易有这样的倾向：部分人较为偏激的观点，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强化，甚至走向极端，变为群体极化中负面观点的集体宣泄，从而形成与“沉默的螺旋”相对应的“偏激共振”现象。

这种现象，在新媒体类聚化特征与网民年轻化倾向的共同作用下，更容易被诱发并加剧。网络环境的人以群分，跟帖留言的相互激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个性表达，往往会使“偏激共振”集聚了频率、增强了振幅，进而也放大了破坏力。

按说，“发点牢骚”并非洪水猛兽，有点“偏激”、带点“情绪”，也不必大惊小怪。不过，当“五道杠少年”只因喜欢读党报、看新闻联播就引来众多网民人肉搜索、恶搞揶讽；一些“粉丝”容不得自己的偶像受半点委屈，而向批评者集体谩骂、泼污“黑人”，这样的“偏激共振”显然逾越了道德的底线，向“网络暴力”演化。而在“年轻干部提拔必有背景、宝马撞人定是为富不仁”的标签化指向下，这种不求真相、只求“需要的真相”，然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很可能变成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对社会的和谐互信与稳定造成伤害。

分析多数“偏激共振”事件，那些非理性、极端化的表达之所以引来共鸣，既有认知的原因，更有情绪的驱动。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与呼啸而来的海量信息，往往让人们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感，对于信息蜻蜓点水的快读与不求甚解的误读，极易让人得出以偏概全的判断。另一方面，焦虑、迷茫、同情弱者、怀疑社会……社会转型期的这些典型社会情绪，也驱使着一些人以先入为主的立场，“选择性相信或不信”，不加分辨地对一些偏激观点推波助澜。

这也启示我们，消除“偏激共振”，固然有赖于相关部门在增强公信、保障民生方面做得更好，让人们的幸福感更多、焦虑感更少；作为传统媒体和网络把关人，面对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同样不应弃守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试想，假如在针对大型化工项目的汹涌质疑中，我们的权威媒体能及时介绍国外类似工程的安全性，澄清公众的误解和恐慌；设若在类似药家鑫案的一边倒众议前，主流媒体能深

入采访相关知情者、当事人，防止某些人制造放大冲突对立、误导公众；如果报道“八毛门”的众多媒体中，能有人及时冷静地核实，向当事的另一方了解情况，而不是偏听偏信一方之言，又如何会诱发那么多极端情绪，造成医患双方那么多不必要的伤害？

从物理学的角度讲，消除共振的最有效方式便是错开振动频率。这一原理对媒体舆论引导颇有启发。主流媒体若能做网络舆论的冷却器和分流器，主动提供“多维的视角”，全面呈现“复杂的真实”，让固执的偏见不致膨胀；巧妙铺设“导流明渠”，注重公众心理抚慰，对宣泄的情绪进行“整流”；用心倾听“沉没的声音”，将“沉默的螺旋”有效激活，“偏激共振”的概率就会少一点，理性平和的声音就会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