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律师深度介入给公安机关带来的挑战课稿

浅谈律师深度介入给公安机关侦查讯问带来的挑战【摘要】新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律师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侦查阶段，完善了律师介入侦查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内容，这一变化给公安机关的侦查讯问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公安机关应当积极应对新变化，采取措施不断提升侦查讯问能力和工作水平。

【关键词】律师深度介入侦查讯问挑战

新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正式实施，此次刑诉法的修正和实施是我国政治、法律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都有着重要意义。此次新的刑诉法修正案是我国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第二次修正，修正幅度大，增删条文多，在其实施后对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辩护制度变化是本次新刑诉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律师的深度介入对公安刑事执法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内容

（一）辩护律师介入的时间点较之以前大大提前。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律师时间是审查起诉阶段，并且只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而新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新刑诉使得辩护律师进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

这一新变化进一步体现了控辩平衡，保障人权，充分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与国外刑事诉讼关于律师介入时间的规定相比有一定的进步。欧美许多国家均赋予犯罪嫌疑人可以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①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7条第1款规定，被指控人可以在程序的任何阶段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英国法律规定，任何人在侦查阶段，都有权利联系辩护律师，同辩护律师秘密面谈，即使是在受到羁押时也享有此权利；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0条规定，在侦查预审程序中，受审查人有权接受自己选择的律师的帮助等等。由此可见，欧美等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均表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都是在侦查阶段，而不是审查起诉甚至是审判阶段。

（二）辩护律师的地位及权限有所加强。首先，刑诉法修改之前，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修改前的刑诉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具体包括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提起取保候审申请、了解涉嫌罪名和有关案件情况。而修改后的刑诉法为侦查阶段律师“正名”。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有权委托辩护人，且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中作为“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得以确立。这与国际社会相接轨，即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辩护人的身份刑事辩护权，独立地参与刑事诉讼活动。

其次，刑诉法修改之前，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调查取证、阅卷，更不能发表辩护意见。

①

谭世贵，黄永锋，李建波：《律师权利保障与律师制度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

这与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刑事诉讼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的规定是截然相反的。在美国，由于其诉讼预审阶段实行证据展示制度，所以代理或辩护律师都享有充分的阅卷权利。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5.1（c）(1)规定，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律师可以得到预审时听证的有关记录，以便改良式为进一步的听证或者审判做准备。在预审开始之前，辩护方就可以得到检察官提交的其准备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和其他准备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的目录。同时，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规定，被告方可以掌握、保管或控制部分证据，这实际上认可了辩护人享有调查取证权。在英国，为了保护辩护人享有充分完整的阅卷权，还特设了证据展示官这一职位。在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也对辩护人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作了明确规定。我国这次刑诉法的修改，突破了旧有刑诉法的局限，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调查取证权和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不再是局限于“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特别是辩护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侦查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仅应当听取，还应当记录在案。对于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侦查机关或人民检察院还应当附卷。

（三）确立辩护律师持“三证”无障碍会见权。①对于律师的无障碍会见权，西方国家与刑事诉讼有关的立法，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据此，律师当然地享有会见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美国律师行使会见权一般都不存在什么障碍。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受到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在无人见证的情况下，与辩护人会见或接受书信及物品。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也明确规定，被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的机会和条件，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的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但是我国修改前的刑诉法规定，侦查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在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派员在场。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只有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后才能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由于国家秘密没有明确界定以及侦查机关是否需要派员在场的不确定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一律必须侦查机关批准。少数侦查机关以案件未侦查终结为由，视所有案件均涉及国家秘密，律师会见一律派员在场。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会见能够及时、顺畅，新刑诉法与国际惯例接轨，除少数案件外，辩护律师持“三证”即可以无障碍会见。一方面，除少数案件外，辩护律师会见无需批准。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三款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等三类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侦查机关许可外，其他案件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审查起诉阶段或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只需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及时安排会见。另一方面，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实现，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包括不在现场监听和采用技术手段监听。

①

周荣静：“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载于《法治与社会》，2012年8月（下），第51-52页。

二、律师深度介入带来的挑战

（一）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特别是有罪供述的难度加大

传统的侦查一般沿用“由供到证”的模式，即通过讯问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进而取得其有罪证据。而刑诉法修改之后，辩护律师能够以辩护人的身份全面介入侦查阶段，可以自由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专业性的帮助，使得犯罪嫌疑人能清楚地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涉嫌罪名、证据情况等信息。同时，新刑诉法还规定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及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所有这些新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增强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和抗审能力，使犯罪嫌疑人拒供的心理更为顽固，增强了其反侦查意识，从而使得审讯人员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的难度加大。即便侦查人员通过讯问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某些职业操守不高的律师不遵守职业道德，甚至违反法律，教唆犯罪嫌疑人翻供，那么侦查工作就会陷入更深的僵局，审讯人员再次获得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更是难上加难。例如，在某市公安局侦办的姚某某故意杀人案中，支撑本案的仅有证据就是死者颈部的掐痕与嫌疑人姚某某的基因型相同，以及嫌疑人姚某某本人的有罪供述。而姚某某在案发前曾在现场附近出现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到过案发现场附近，不能直接证明其杀人。同样，从姚某某住处搜出的死者的物品，也不能直接证明其杀人。如果对本案的支撑证据，即死者颈部的掐痕与犯罪嫌疑人姚某某的基因型相同进行风险评估，也同样不能直接证明其杀人。这是因为，目前的鉴定水平还不可能分辨出掐痕是扼颈时留下，还是拥抱时留下。因此，在本案中，如果嫌疑人姚某某的律师在会见姚某某时教唆其翻供，对拿走被害人物品的情况，会有这样那样的解释，对被害人颈部掐痕说成是在拥抱时留下的。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理由有些牵强和不合理，但在目前新刑诉的背景下，对姚某某做出死刑判决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

（二）对公安机关及侦查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律师会见权的强化与保障将考验公安机关的管理水平。①犯罪嫌疑人羁押管理一直是公安管理的重点和难点，一旦出现问题将会严重干扰着公安工作的正常进行，同时也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新刑诉法规定律师无需批准，仅凭“三证”，看守所就必须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且会见不受监听。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嫌疑人串供、翻供等风险。如何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进而更好地发挥看守所羁押工作在保障侦查顺利进行中的作用，就需要进一步改进公安机关对嫌疑人羁押管理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其次，新刑诉法的实施，对审讯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刑诉法进一步强化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和作用，而随着律师在侦查阶段诉讼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又会进一步增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意识和拒供心理，从而在审讯中获取口供的难度加大，因此，审讯人员就应当调整审讯策略，改进审讯方法和技巧，提高审讯能力。刑诉法修改后，律师的权限得到强化，律师在侦查阶段拥有调查取证权，这使得律师能够全面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律师的提前全面介入也为犯

①

张应立，殷东伟：“律师深度介入对公安刑诉活动的影响及对策”，载于《三江论坛》，2012年7月，第33页.

罪嫌疑人与外界接触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转移、隐匿、毁灭证据的风险，增加了侦查取证的难度。如果侦查机关前期没有做好其他证据的收集工作或者案件本来就缺乏有力的证据，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则很难认定其犯罪事实，更不能对其定罪量刑。面对取证难度的进一步加大，侦查人员更要提高发现收集证据，应用证据的能力，特别是在犯罪现场勘查方面以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不仅要提高证据意识，更应当提高获取证据应用证据的能力和水平，真正使证据链条更加完整，甚至无懈可击。同时，不断完善的法律，对侦查人员的法律素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侦查人员要不断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另外，与律师的相处沟通能力也是侦查人员乃至公安机关需要提高的一方面。参考文献：

[1]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毕惜茜，李铁军，姜军：“新刑诉法背景下侦查讯问立法完善实证调查与研究”，载于《政法学刊》，2012年第5期.

[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4]高火强：“应对律师提前全面介入带来的挑战问题”，载于《法制与社会》，2012年9月（下）.

[5]李静：“新《刑事诉讼法》中律师介入规定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载于《公安研究》，2013年第1期.

[6]顾永忠，程滔：《刑事诉讼法治化与律师的权利及其保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张应立，殷东伟：“律师深度介入对公安刑诉活动的影响及对策”，载于《三江论坛》，2012年7月.

[8]李肃娅，张明勇：“我国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实践及其立法完善”，载于《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11期.

[9]李武：“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载于《法学研究》，2011年4月.

[10]严军兴：《我国辩护律师制度的问题与完善：以<刑事诉讼法>再修订为背景的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1]田文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建议稿与论证》，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2]谭世贵，黄永锋，李建波：《律师权利保障与律师制度改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4]萧榕：《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15]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研究室：《各国司法制度简介》（参阅资料），200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