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之比较
《活着》电影和文本对比
《活着》电影和文本对比《活着》从电影到文本的对比余华这本书，不管是从书本上看，还是从张艺谋拍的电影，都是十分精彩的。
电影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原因有很多种，首先是因为当然是有好的剧本，才能拍出好的电影。
其次是由于有一批好的演员，比如葛优、巩俐，特别是葛优把富贵这一没落的地主凄惨遭遇的一声演绎的惟妙惟肖。
下面我从自己的几个观点总结一下，我看完《活着》电影版和文本的感受。
首先，说说这两者中的意象，线索不同。
文本中全文从一开头就出现一个老牛的形象，它象征着富贵，也是人到晚年，已经很难承担起繁重的劳务，被人拉到集市上卖，而老福贵一看到它眼中含泪就联想到此时的自己人到暮年，孤苦无一的情形，跟它很相似，把它买下了。
这老牛也像一位老福贵一样，不能时常劳动，要时常休息，福贵也把自己的对于亲人的思念的寄托在这头老牛身上，给它取名“家珍”“凤霞”“有庆”对着它喊，看到这时就让人觉得这位老头太寂寞、孤单了。
电影版得线索，一看就知道就是最后被烧掉的皮影戏，还没看文本的时候，就觉得用一小小皮影贯穿全电影是非常妙的手法，当时还以为在书中，肯定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当我看完全书就没有到皮影的影子时，就知道电影编剧在此处的设计。
小小的皮影，投射着福贵一生的浮浮落落，跌跌撞撞，同时还影射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不仅迫害能人之士，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也被认为是走资形式，破坏殆尽。
要说这两种处理方法，或者说这头老牛跟这箱皮影谁优谁略，还真的难以评定高下，但我觉得这头老牛就是适合阅览于纸上，而那箱皮影就是适合在电影中，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给人们具体可感的物象。
其次，揭露国共内战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时期的深度不同。
时至今日，张艺谋的《活着》仍然是禁片，主要是由于大量反映国共内战时候，惨烈的局面。
战争难免有死伤，而共产党往往把自己的一些战役意识形态化，宣传自己是为正义而战，把战争美化，遮盖战争的真实面目。
要知道不管你是为正义而战，还是背其道，战败的一方的将士都难免生灵涂炭，与家人生离死别。
以《活着》为例分析影视剧本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三个差异
以《活着》为例分析影视剧本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三个差
异
影视剧本与文学作品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在表现方式、叙事结构和视听效果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
以《活着》为例，可以分析影视剧本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三个差异如下：
最后，影视剧本与文学作品在视听效果上存在差异。
影视剧本通过画面、音乐、音效等技术手段来创造视听效果，能够直接给观众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冲击。
而文学作品则主要依靠文字来描述情节和人物，读者需要凭借自身想象力来体验故事的视听效果。
例如，《活着》这部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农田、家乡的描写，而在影视剧本中，导演可以通过精美的摄影和专业的音效来还原小说中描述的原生活境，使观众更加真实地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艰辛和丰富。
总之，影视剧本与文学作品在表现方式、叙事结构和视听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异。
通过分析《活着》这部作品，可以看出影视剧本更注重视觉和听觉效果，强调画面的表达和人物的形象化，而文学作品则更注重文字的表现力和读者自主想象的空间。
每种艺术形式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优势，在欣赏和创作上都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探索。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
四、审美风格
小说是“荒诞的圣经诗”
在《活着》英文版自序中，他曾谈及自己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 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 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 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 老黑奴和福贵，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着 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好 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所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 的共同之处，人的共同之处。
二、人物设计
小说中福贵的命运一悲到底，所有的亲人都先后死去。面对一次次死亡场 景，福贵始终以克制、隐忍甚至客观的姿态去叙述，如凤霞难产而死： 回到了家里，二喜把凤霞放在床上，自己坐在床沿上盯着凤霞看，二喜 的身体都缩成一团了。我不用看他，就是去看他和凤霞在墙上的影子，也让 我难受的看不下去。那两个影子又黑又大，一个躺着，一个像是跪着，都是 一动不动，只有二喜的眼泪在动，让我看到一颗一颗大黑点在两个人影中间 滑着。我就跑到灶间，去烧些水，让二喜喝了暖暖身体，等我烧开了水端过 去时，灯熄了，二喜和凤霞睡了。
电影中导演主要安排了有庆和凤霞的意外死亡，家珍、二喜、 苦根（电影中叫馒头）都活了下来，最终一个普通家庭还是有 了三代同堂的欣慰。 电影中，除死亡人数减少，人物的具体死亡方式也有较大的 变动。在小说中，有庆是抽血过度致死的，到了电影，则是因 春生倒车时撞倒砖墙给压死的。前者颇具荒诞、宿命意味，后 者则强化了时代因素的影响。
三、时空设置 时间方面
小说中福贵的故事没有明显的时间分界线，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才是 普通人的当下体验。小说的重心在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 电影中明显以“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字幕形式来提 示时代的变化，还用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事件来标识时间。电影的重心则是 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和家庭的悲剧。
《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
当谈原著与改编电影的比较时，通常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二者的差别.（活着的改编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性)一．背景结构不同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背景放在农村这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仿佛这样更能衬托出小说中人物的悲惨。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
使得皮影戏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开始皮影是福贵的玩物—-输光家产之后操起了皮影这一行当——被拉壮丁时，靠表演皮影戏使他远离战争的最前线--靠着这箱皮影，福贵换回了一张全家人的“护身符"一解放军开的参加过革命的证明。
——皮影最终也没能保住,在文革破四旧中被付之一炬了。
——影片结尾，尘封的皮影箱被拿来装外孙馒头的小鸡，福贵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再次被点燃。
）二、叙述方式不同小说是由“我”一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展开故事情节的、小说采用了循环叙事的方式。
小说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老人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时老人的故事终结。
而福贵老人的故事本身是也一个完整的回环。
这种循环的叙事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连了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的循环,层层循环,增强了文学的艺术欣赏性。
（小说中，作者采用“无我的叙述方式”。
从“我"到富贵（小说开头，由“我"引出主人公富贵）,又从富贵到“我”（结束全篇之目的），富贵异常平静地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娓娓道来（从容地，很自然地述说）；作者刻意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作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好像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小说中压抑灰色的笔触,使人几乎屏住呼吸视听。
）(另一种表达）电影删去了“我”这条线索,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展示人物命运，使观众只能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进入身临其境的逼真状态。
而在张艺谋的电影里被改成仅仅从第三者的角度观看福贵的故事，看这一家人的悲欢离合.这样的直奔主题的安排让人觉得突兀,没有了艺术的欣赏性。
电影活着与小说的区别
电影《活着》与小说《活着》内容上的区别：1.背景。
余华写的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论证绝望的不存在的故事，而张艺谋所演绎出来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从民国一直到文革的关于绝望的故事。
2.道具符号。
张艺谋在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符号不是张艺谋反复让观众欣赏的皮影，而是一个普通的木箱——用来放置皮影的木箱。
这个容易被观众忽视的道具符号指代家庭概念的含蓄用意，直到影片的结尾才引起观众的重视。
3.电影对小说历史寓意的视觉化改造。
小说《活着》从细微之处讲述生活中的事件及给予这个家庭如何的影响，影片在拟写的叙述之中展开喻意的层面呈现历史言说的真相。
影片中明确的人物特征、事件、视觉图像，成为中国现象，或中国情况的象征、寓言，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上的不同。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这个结构也加强了“省事”的意味。
而在张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不好评判那种更加高明，因为影片对于故事的沉痛从容的叙述，本身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5.人物命运不同。
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
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
沉默的凤霞死于1967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
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
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
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
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
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
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
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
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
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
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
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
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
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之比较
《活着》————电影与小说比较文学和影视之所以作为艺术形态而独立存在，就是根据其语言的特性和构成特点而决定的。
文学和影视语言的不同特点，也就具有了自身的语言规律和表现手法，作家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大量修辞手法来提升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而在影视语言中也能找到自身的修辞手法，通过影视语言的表现技巧来强化观众审美感受的影响。
它们两者虽然在表现手法上不同，但在观念形态和血脉上是一致的。
古华曾经说过：“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
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也的确是那样，我们知道小说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
人物,情节，环境也即小说的叙事结构。
作者将一个个故事情节以叙述的方式向读者娓娓道来，不仅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还让读者真切的感受到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而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让读者读下去，而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一种叙事的方式向观众展现其精彩之处。
只不过电影时将人物搬上银幕，用一组组镜头排列开来罢了，这样就将观众放置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之中，从而观众的想象空间就被挤压了。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
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他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
”《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的不同之处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阐明了这一点。
首先，从情节上来看，情节是与人物密切相关的，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一般来说，叙事性文学比较注重情节，而小说的情节更为完整和复杂，叙事诗和叙事散文的情节比较单纯，有的只摄取了一鳞半爪的生活片断，戏剧情节的完整性与小说的相似，但在复杂性，丰富性上则远不如小说，它受舞台时空的限制，不能容纳大量的详细情节而过于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小说则可以突破相对的时空限制，容纳更复杂，更丰富的情节，反应更广阔的生活内容。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摘要：小说《活着》和电影《活着》都是比较成功的艺术创作。
电影是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创造而成的。
其主题都揭示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人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然而两者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本文将从叙事手法、人物命运、作品内容三个方面来简要分析两者的差异。
关键词:活着；小说；电影；比较正文《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电影《活着》是对小说《活着》的二次创作，并且是成功的艺术创作。
两者之间的差异使两种艺术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色，推动着小说和电影不断进步推陈出新。
一．叙事手法的差异（一）小说《活着》采用第三者聆听的叙事方式，讲述出故事。
小说开头介绍了作者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遇到了一名叫福贵的老人。
老人在地里脊背扶犁赶着牛耕田，并吆喝着旧日的歌谣。
老人粗哑的嗓音和自鸣得意的样子引起了作者的好奇，于是作者向前与老人交谈。
在交谈中作者聆听了老人的苦难经历。
小说《活着》就是以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进行创作的。
（二）电影《活着》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福贵一家。
电影《活着》采用一种直观的具体的描述方式。
开头剔除主观人称叙事的方式，直接描写了主人公福贵与龙二在赌厅彻夜赌博的情景，把福贵这个败家子的形象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使他嗜赌如命，赌博成狂的形象表现的更加形象。
电影删减了不必要的繁琐过程，比小说更简洁，更直观，更生动。
二、人物命运的差异小说中的人物是用文字刻画的，需要读者阅读想象，而电影则是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福贵的老丈人为例，在小说开头福贵的滥赌成性最终把家财败尽，他的老丈人怕他的女儿家珍受苦，于是把他的媳妇接回了家，并扬言要把家珍再嫁一户好人家，可是在电影中福贵的老丈人根本没有出现，是家珍忍受不了丈夫的屡劝不改的赌博行为，自己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
电影中只是在家珍回到婆家时简单地的提了几嘴，说是与她爹吵翻了，带回的钱不多。
电影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删减创造，不但使电影在制作上省去了繁琐的工作流程，而且使内容更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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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之比较文学和影视之所以作为艺术形态而独立存在，就是根据其语言的特性和构成特点而决定的。
文学和影视语言的不同特点，也就具有了自身的语言规律和表现手法，作家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大量修辞手法来提升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而在影视语言中也能找到自身的修辞手法，通过影视语言的表现技巧来强化观众审美感受的影响。
它们两者虽然在表现手法上不同，但在观念形态和血脉上是一致的。
古华曾经说过：“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
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
也的确是那样，我们知道小说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
人物,情节，环境也即小说的叙事结构。
作者将一个个故事情节以叙述的方式向读者娓娓道来，不仅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还让读者真切的感受到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而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让读者读下去，而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一种叙事的方式向观众展现其精彩之处。
只不过电影时将人物搬上银幕，用一组组镜头排列开来罢了，这样就将观众放置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之中，从而观众的想象空间就被挤压了。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
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他们就不仅
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
”《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的不同之处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阐明了这一点。
首先，从情节上来看，情节是与人物密切相关的，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一般来说，叙事性文学比较注重情节，而小说的情节更为完整和复杂，叙事诗和叙事散文的情节比较单纯，有的只摄取了一鳞半爪的生活片断，戏剧情节的完整性与小说的相似，但在复杂性，丰富性上则远不如小说，它受舞台时空的限制，不能容纳大量的详细情节而过于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小说则可以突破相对的时空限制，容纳更复杂，更丰富的情节，反应更广阔的生活内容。
电影《活着》在情节上不仅有增加和删减甚至还有较大的改动。
一：情节的增加
首先，电影增加了皮影戏，并以皮影戏贯穿整个电影，并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展现给观众。
我们可知影片中皮影有两个寓意：一，人是玩偶的操纵者。
二人却如玩偶被一种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操纵。
在我看来，皮影是与影片情节相融合的，在不同的时代上演着不同的内容。
这也向我们诠释着，人活着，特别是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人生就像是一场黑色幽默的皮影戏。
其次是凤霞被别人欺负，有庆为姐姐报仇在大食堂将加辣椒的面倒在那个欺负姐姐的孩子的头上，以及福贵兴致致的喝下酸辣茶后佯怒追着儿子打，引发大家会心的发笑，这些看似滑稽的场面实际上也暗含着难以名状的悲，凤霞因为不会说话再被别人欺负后也无法言其委屈，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凉。
因为，有庆姐姐报仇也就在情理之中
了。
影中这些引人发笑的场面，是电影的基调不至于那么悲伤，虽沉但不重，虽哀却不伤，大概这也就是张导为观众考虑后而有意为之吧！二情节的删
塞米利安阐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说：“小说”是建构在更为广阔的规模之上，它涉及的范围，要比戏剧宽广，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让几条行动线索同时进展，很多事件，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发生的······因为，要充分叙述完整的情节，所以小说一般都要有一定的长度。
电影由于受时间等条件限制因而偏重于简单明了的情节结构。
《活着》电影与小说相比，小说中的许多情节都删除了。
表现在：凡有“我”参与的一切场景在电影中都被删除了，小说是以“我”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来展开故事情节的，而电影中压根就没有出现过“我”。
“我”这一角色的缺失造成了时空感的缺失，“我”这一角色增加了读者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想象。
如果缺失后，观众就只能随“影”而动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了。
还有小说中，福贵任意辱骂殴打家珍，电影中这些情节均为出现过，小说中福贵夫妇因家贫把女儿凤霞送人，在电影中也被删除了。
这些情节的删除虽然有利于电影的再现与表现，但却失去了历史的真实。
三情节的改动
小说与电影有一定的互通性，可是任然有其区别存在。
所以在发生“触电”现象，由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出于迎合观众的需要必定会对小说的部分情节做出改变。
《活着》的电影对小说也做出了一定改编。
（一）死亡人数的减少，小说的结局是除福贵以外的其余的人都死了，而电影中除了福贵，还有家珍，馒头还活着，从观众方面来讲，死亡人数的减少更易于观众的接受与承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人文关怀。
（二）电影中，万二喜与凤霞相亲时，所送的礼物是《毛泽东选集》，军装帽，像章，这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更是体现了当时的个人崇拜现象之严重，而小说中，写他们相亲时。
万二喜给他家了一瓶酒和几尺花布，作者余华并未将小说打上政治的烙印，而只是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
（三）电影中凤霞怀孕后，二喜和凤霞回家带的是一瓶酒和好几样好菜，但小说中他们带回去的是一瓶黄酒和一碟豆子，在当时那个艰苦的年代，小说中的情节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还有就是电影中春生被批斗后，半夜去找富贵，家珍在巷口朝春生喊得“你要好好活着，你记着，你还欠我们家一条人命呢”而小说中家珍是在家中说的这一番话，这样更符合当时的政治氛围，表现家珍对春生既痛恨又同情的心理。
这一细节改动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电影通常被称作是一次的艺术，而电影偏重于简单明了的情节结构，不仅删除了情节，还删除了人物，如富贵的老丈人和有庆的体育老师等。
环境描写是衬托人物性格展现故事情节的重要手段。
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生发展，都不能离开一定的时代，社会和自然地环境。
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受特定环境制约的，只有充分地描
绘环境，才可能具体真实的揭示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现实根据。
具体来说，环境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说《活着》是以时间为叙事线索描写一个小山村的生产生活环境，而这个小山村根据猜测大概可被认定是南方的，而电影中则叙述的自然环境可以肯定的说是发生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影片发生的社会环境则是通过张导在屏幕上打出“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等代表特殊时代的数字展现出来，更有大炮，大标语，大食堂，大炼钢，红卫兵等象征当时社会事务的出现，电影将一组组镜头排列开来，空间的冲击了更强。
叙事结构的不同，是由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决定的。
小说需要真情实意的流露，这样才能吸引读者。
而电影受时间的限制，因而不能无限制的发展。
小说叙述是冷静，朴素，有控制力的，但也有心境放松之后的余裕，来把握叙述上的节奏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察觉到那种含而不露的幽默和温情，透过现实的混乱，险恶，丑陋，从卑微的普通人的类乎灾难的经历，和他们的内心中，发现那种值得继续生活的简单而完整的理由。
而电影叙述则是生动，富有感染力的，它以影像为基本叙事单位，通过对声音和画面不同的组合来表达主题和阐述思想。
强调的是诉诸观众的听觉和视觉的感官享受。
它通过穿插一些喜剧性场景的描写，体现了沉重之后的一点放松与释然，哀痛过后的一点憧憬与希望。
《活着》不论是电影还是小说都它的可取与成功之处，我们可以
言其不同也可赞其成功。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至于好与不好，我们需要留给观众自己去作出评价。
文学院0903班郭辉2009101040323
王磊2009101040318
邱超元200910104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