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中平衡-文学翻译忠实性与再创造

矛盾中的平衡:文学翻译的忠实性与再创造摘要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涉及到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处理。

由于两种文化的迥异，一种文化必然会被另外一种文化所过滤、选择和诠释，对文学翻译而言，更涉及到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译者必须从接受性对翻译的文本和文化语境予以考虑，在可能的自由度里发挥翻译的艺术，既要尽可能地保证原作的风味，又要使之适应于接受文化和接受群体。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过滤接受性再创造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交流，更是一种跨越文化的交流。

正如巴思耐特所指出：翻译时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语言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

正因为文化是翻译的基石，译者如果不能把源文的文化底蕴尽可能翻译到接受文化中，翻译是不成功的。

作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应当包括除了纯粹科技作品以外的一切需要使用“文学语言”的作品，如历史、哲学、一般传记、政论等等，无不包括在内。

事实上，要把原文作品真实、有效地翻译过去，还必须要重视对原文风格和内涵等涉及到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处理。

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仅要考虑源文化，还要考虑本土文化。

近年来不少文章从忠实和顺应或者归化和异化的角度，对如何进行文学翻译进行了阐述，但对异质文化对文本的过滤和接受以及翻译的再创造，论述还不多。

而文化过滤和文本在异质文化中的接受，又是文学翻译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文学作品的译介既要尊重原文的文化，又必须适应于接受群体的文化，文学翻译事实上就在这样一种矛盾中来实现。

因此本文拟就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过滤因素与接受性做一定的阐释，以期为文学翻译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文学翻译的特殊性翻译的标准并没有绝对的规定，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准则一直被后来的翻译者们所推崇，成为翻译标准的典范。

但有人也认为严复的标准把“信”、“达”割裂开来，另一方面又把二者简单地并列起来，等量齐观。

严格地讲，这些标准都是模糊的，并没有提出涉及到不同文体翻译的标准及其特色。

钱钟书先生后来把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归结为一个“化”字。

认为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化为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不能失去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上“化境”了。

总而言之，文学翻译必须把原文的意、味尽量传达到译文环境中。

长期以来，人们把翻译和文学翻译相提并论，然而从翻译的目的和任务来看，却必须把文学翻译与其它翻译形式区分开来。

不可否认，要在接受文化中尽可能反映出原作的风采，就必须要注意原作文本和文化背景。

翻译要忠实于原文，但主要体现在对原文主旨、风格和内容的忠实，具体的操作则体现了对原作的创造性处理。

译者必须考虑译入文化对文本的适应性和读者的接受性，只有把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谈得上好的文学翻译。

译者不仅要“化于”原作，同时还要能“走出”原作，在译入语文化内进行二度创作，从接受视野来认知和分析文本，使翻译适应于接受文化和接受群体。

文学翻译与其它翻译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它使用的不是一般的语言，也即不是一般意义上为了交际和沟通信息目的而使用的语言。

三文化过滤与再创造1 文化过滤的必然性文学作品总是存在于一定文化环境之中，总是具体文化的反映。

文学翻译更涉及到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思维思想在异质文化中的接受和传播。

对文学翻译概念和核心的研究表明，文学翻译是一项再创造的活动。

当一种文化通过文学的形式“移入”另一文化中时，必然会出现文化过滤的现象，共同的文化成分可能通过“过滤”的过程，而一些异质的成分则可能被“过滤”。

外来文化总要被本土文化所过滤、选择。

译者应当重视如何降低过滤掉的文化成分或使文化过滤更自然化，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有利于对原作原创性的理解和体现。

文化过滤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范畴的必然过滤和译者的自我过滤两个方面。

社会文化范畴的过滤主要是一种文化从整体上对不同质文化的接受和排斥。

当我们试图将其以文学翻译的形式传递过去时，某些成分就必然会被排除或者扭曲。

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必然会被另外一种文化所选择、取舍和解释，被移入文化群体批判地选择和接受。

另一方面是译者本人对异质文化的过滤，包括译者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意识和文化态度。

2 忠实与叛逆：文学作品的再创造由于存在着不可回避的文化过滤现象，文学作品的翻译就面临着忠实原作和适应接受文化的困境。

翻译不仅是对文字进行转码，还涉及到译者对原作和原文化的理解和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中的表达，涉及译者本人与异质文化的对话。

译者本人首先必须是一个读者，要对文本进行解读和接受，然后才能对原作进行译介。

过滤作用就在于干预权力，于是便产生了权力的第二次分配，即进行二度创作。

在这个意义上，译文应当具有独创性，一方面要忠实于原文主旨，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应接受群体的要求。

因此文学翻译可谓是“戴着镣铐起舞”，而且要“舞”得优雅。

文学翻译要保证体现原作的精神面貌，但同时还要考虑文化因素的迁移和接受。

再创造实际上是译者主动对文化过滤的适应，尽管它可能会使原作变形，但其意义与原作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超过原作。

思果先生就曾谈到：遇到对原文的改写而传达原意不爽毫厘的地方，真会拍案叫绝。

比如奈瓦尔用法语译的《浮士德》，在歌德看后就认为比他自己原作还要清晰。

而林纾翻译后的文笔就比哈葛特的英文表达高明多了。

不可避免的叛逆性也正体现了文学翻译再创造的特点，不管它是低于还是高于原作。

事实上，翻译就意味着变形、失真和对原作的重写，文学翻译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特定语境中的历史文化积淀与语言环境中使用者的经验、文化态度的合力对原作进行诠释。

因此，译者必须在接受文化中寻求有效的表达方式，对原文进行合理的解释。

文学翻译不仅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而译作也必须成为与原作同价值的作品。

比如杜牧诗《清明》写得自然，毫无雕琢之感，用通俗的语言创造了非常清新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境界。

但若译成英文，则无论如何不容易引起没有扫墓这种风俗习惯的读者的共鸣，因此只好用通俗英语，再创造一个“清新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境界”。

由此可见，再创造已是文学翻译的一个不争的事实。

再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于忠实的基础上，但同时也体现了顺从于接受环境和接受群体的偏离。

比如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本来是影射当时英国社会的政治性讽刺小说，但当它被译入中国文化后却“变味”了。

它被从政治讽刺小说译介成了有名的儿童小说，并被中国的读者所认同和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的叛逆。

四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实现文学翻译的再创造实际上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既要忠实于原作，另一方面又要顺应于接受文化和接受群体。

事实上，译者的高超翻译艺术也正体现于此，一个出色的译者必须要融会贯通中西文化，把握两者的异同。

对原作的文化底蕴特别是两种文化的差异要能深刻地把握。

要做好翻译，必须要了解背景文化和作者本人，其次，译者必须还要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把原作置于接受文化中并得到读者的接受。

翻译时要注意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环境对译文的接受程度，在两难的情况下，译者要凭借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谙熟对翻译做必要的取舍，寻找两种文化的最佳结合点。

就诗歌而言，在众多的文学翻译中，自由或叛逆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当属诗歌翻译了。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高度精练和浓缩，把无限丰富的意象和文化内涵结合在短短的诗中，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融合体。

因此翻译时难以做到既充分忠实于内容又顾及到接受语境的限制。

比如杨巨源诗《城东早春》：“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英国汉学家?herbert,a.giles把头两句翻译为：the landscape which the poet loves is that of early may.when budding greenness half concealed enwraps each willow spray.从整个译文来看，他对原诗把握得很好，整首诗翻译得很工整，基本上传达了原诗的意境和诗境。

对西方读者而言，early mary可包含“早春”的意味。

这样处理达到了翻译内容的目的，忠实于原文，也适应了读者群体。

但正如谢天振先生所指出，这一翻译也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使英美读者误以为中国的早春就在5月初，这便是忠实与叛逆两难选择的生动体现。

就翻译的过程而言，译者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

对文学翻译而言，甚至主动性更多一点。

要成功地把一部作品从一种文化背景“植入”另外一种文化，译者必须在忠实和顺应的两难境况下进行再创造，直到走出困境。

既要在忠实的原则下理解原作，又要使之“化”于接受文化。

因此翻译除了必须考虑原作文本、原作者、原作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外，还必须考虑接受文化和接受群体，主动适应文化过滤，实现翻译文本的合理性接受，这也是近年来译介学发展所特别关注和强调的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译者必须具备跨文化的意识，跨文化的知识和能力，在平衡的视野下处理作品的文化因素，把源文化和接受文化在文本中有机地融合起来。

另外，再创造还要特别注意两种语言潜在的文化意象差异。

比如中国文化往往将“悲、凉、伤、愁”与“秋”联系在一起，秋风一起，凉意顿生，便有“逢秋生寂寞”、生出许多“幽怨悲凉”的情愫。

如欧阳修的“夜静风竹敲秋韵，万叶千起皆是恨”和秋瑾的“秋风秋雨秋煞人”等都是此类名句。

而西方文化中的秋不仅没有“愁”滋味，而且常带有欢乐之意，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必须十分谨慎，防止对文化意象的误译。

再创造的基础是忠实于原作，但不是僵化地局限于文本；要适应接受文化，但不是随意发挥。

译者应从整体意义上理解、把握文本的信息，对这些信息从接受的视野进行整合，使之适应接受环境。

即使译文中出现个别与原文项偏离的地方，只要能在整体上体现原作者的意图，在读者中产生类似的或更好的效果，忠实于原文之意蕴，又体现文学翻译的创作之美，译文则可谓成功。

五结语翻译就是为了传播和交流，在传播的过程中，因为两种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出现失真的情况。

文学翻译就是原作文化和接受文化在译者心灵中的“对话”，是译者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和阐释。

译者的责任在于调和两种语文的特色：既要照顾原文，保其精神，还其面目；也要照顾译文，不但要劝其委婉迎合原文，还要防止其在原文压力下太受委屈，甚至面目全非。

真正要译介一种文化又必须是再创造的过程，译者本人的价值观、审美观、接受文化以及接受群体等必然会形成一种合力，促使译者对原著进行合理的二度创造，适应接受语境。

再创造也是文学翻译的活力之所在，正是因为再创造才使得原作在适应新的环境的同时也延续了生命力，更为广泛地在异质文化中得以传播。

文学翻译必须重视文化的过滤与再创造的过程，把握好这一对矛盾，从接受视野对文本进行整体考虑，求得忠实性与再创造的平衡，就恩看确保原作在接受环境中的协调和新生。

参考文献：[1] 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translation[m].london:prentice hall,1988.[2] 彭启良：《翻译与比较》，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