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中国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XX中国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XX中国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北京的研究机构有两项新研究表明，虽然中国民众依然安于现状尽管并不总是十分满意但民众不满情绪带来的一股持续暗流：收入、教育机会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不平等。在经济继续疲软的情况下，这种社会压力可能会带来麻烦。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28日报道称，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XX年度报告称：“将来，中国社会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该报告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撰写。报道称，此项调查自XX年底开始进行了12个月，结果发表在社科院的XX年《社会蓝皮书》上。 “在我们国家财富总额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的不平衡日益突出。”报告中写道。“这不仅是体现在收入和财富两极化上，在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保障领域也能清楚地观察到不平等。” 报道称，这份报告提醒人们，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报告根据一项年度调查的结果撰写，涵盖了逾万名成人和万个家庭。 “这些问题需要得到有效的解决。”文中提出：“否则，它们很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稳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报道称，这项研究引起了不少反响。有新闻报道引用它的结论：中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拥有全国1/3的国内财富，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有1%。其实这一发现已在XX年的研究中体现了，而今年报告的重点是获得住房、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机会。 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在决定人的教育水平中起到巨大作用，特别是父母的教育程度，这是所有社会共有的。 研究还发现，虽然对女生的歧视有所减弱，但这仍然是影响她们接受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平均而言，男生上学年限比女孩多一年半。 报道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农村和小城镇居民，医疗机会不平等也一直是滋生不满情绪的一个原因。这些地区的医疗保险覆盖面较窄，医生和医院也较少。 这项调查发现，中国政府在扩展医疗保险方面的努力起到了一定作用。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了一些医保，但通常不及许多城市居民享有的政策优厚。而且，女性比男性获益少。 “女性、农村居民和低收入群体享有的医疗补贴较少，自付比例较高。”文中写道。 报道称，组成中国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管理人员、白领员工和业主既承载了国家领导人的希望，也代表了他们的焦虑。如果这群人的规模、收入和满意度增加，中产阶级可以持续成为社会的稳定支柱。 报道称，北京大学的研究说明，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多数中产阶级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安于现状。研究发现，自认为属于社会“中上阶层”的应答者当中，60%对当地政府的表现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自认为属于最底层级的人当中，这一数据则为48%。 “比起工薪阶级，特别是国有部门的员工，中国中产阶级对于贫富差距、官员可信度和政府表现的评价更为正面。”文中写道。“中产阶层有望成为社会稳定力量。” 但这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覆盖逾3000人的另一项调查发现，中国中产阶级要比社会其他成员更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 报道称，此项调查自XX年底开始进行了12个月，结果发表在社科院的XX年《社会蓝皮书》上。调查发现，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中产阶级应答者当中，42.%的人表示，会与身边人讨论政治。只有%的非中产阶级成员做出同样表示。 XX中国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本刊记者前不久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尽管“天价豪宅”和“棚户区”之间往往仅有一墙之隔，但“有钱人”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域的界定和划分已经越来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专家指出，解决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于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在上海、天津、青岛这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XX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天津市河西区的梅江居民区有20多个小区，住在这里的都是天津的高级白领、私营业主、企业高管，该区没有每平方米低于万元的房子，最便宜的房子总价也要80多万元，被称为天津的富人区。但在与梅江居民区相邻的小海地社区秀峰里小区，记者却明显感受到“贫富两重天”。记者了解到，这里2200多户人家，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80来户靠“吃低保”过日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原国有企业职工。社区干部张宝芬说：“我们这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搬出去了，迁进来的，也是收入不高的。没有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有钱人不会来的。”当地民政干部告诉记者，小海地社区共有40多个小区，十来万人口，基本情况同秀峰里小区差不多。 专家指出，开发商从销售角度来看，会通过社区围墙、隔离带或者马路把高档楼盘与低档居住区有意识地进行隔离，这在客观上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呈现固化状态，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区和梅江区这两片相邻居民区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学的。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XX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XX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XX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XX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XX多人!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天津小海地社区居民们最担心的也是拆迁，怕换了地方交不起房租。记者了解到，在天津的南开区、和平区、河西区三个区内，最便宜的一居室的房租在800多元一个月，这样的费用小海地居民是难以承受的。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记者看到了贫富差距较小的“橄榄形”社会的曙光。至少从本地户籍人口层面，当地均富水平比较高，低收入群体比较少，因下岗、贫穷、失业等问题而产生的上访事件也相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