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女性意识

解读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摘要 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女性小说领域发展迅速，涌现出了大批的女性作家和文学作品，其中简·奥斯丁、盖斯凯尔和乔治·艾略特等人最具代表性。

她们的作品刻画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体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

对此，本文分析了这一时期小说繁荣的背景，并从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觉醒、高涨、退潮三个领域，梳理了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女性意识的演变历程。

关键词：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女性意识觉醒高涨与退潮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关于女性文学的定义，文学界对其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总的来说，目前对女性文学的定义具有一致认可的是：女性文学有广义和侠义之分。

从广义上讲，女性文学是指以女性为主角的文学及其作品，如理查逊的《帕梅拉》等。

而狭义上的女性文学主要是从女性视角出发来显现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

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主要是作家站在女性立场上对女性的认知，如女性的独立、自尊自爱以及平等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等，并试图体现女性对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视。

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迅速崛起，产生了许多颇有影响的女性小说家。

如简·奥斯丁被誉为“散文化的莎士比亚”，乔治·艾略特被称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四大家”之一等。

后来，学术界把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时代称作“女性小说家的时代”。

对此，本文以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为研究视野，通过分析19世纪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以梳理出这一时期女性意识的演变历程。

一小说繁荣的背景19世纪的英国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英国社会妇女的地位逐渐得到提高和改观。

文学领域的广大女性开始写出属于她们自己的文学，开始了对自由、平等、独立的追求。

1792年，作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一部名为《为女权辩护》的小说，在文中，她强调男女平等，呼吁社会要更多地关注女性，并给予女性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这种呼吁得到了众多女性的共鸣。

1854年和1855年，著名女小说家卡洛琳·诺顿夫人先后出版了《19世纪英国妇女法》和《一份给女王的信》，这两部小说具有共性，即抗议男性在家庭中比女性享有更多的特权和待遇。

这得到了一些文学妇女的声援。

1870年，英国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第一次从法律的层面允许妇女对其收入保留所有权。

至此，女性终于享有了与男性同样的权利。

在此过程中，广大女性逐渐觉醒，众多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萌发，开始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这些促成了19世纪女性小说的繁荣。

英国19世纪女性小说的繁荣有其历史渊源。

18世纪初，一些受过教育的女性开始拿起笔，走向文学的道路。

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德拉利维埃·曼莉和伊莱沙·海伍德。

其中，曼莉的代表作是《里维拉历险记》，而海伍德的代表作品是《过度之爱》，这些作品盛极一时。

到了18世纪后期，女性创作蔚然成风。

不但有了《新淑女杂志》，而且出现了“女性文学”的文章。

主要女作家有范妮·伯尼、安·拉德克里夫夫人等。

其中，伯尼的《伊芙琳娜》和《卡米拉》在当时都受到读者的青睐。

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塑造了不同遭遇的女性形象，但这些作品没有突显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而作为哥特小说杰出代表之一的女作家则首推安·拉德克里夫夫人的《尤多尔弗的秘密》，文中绚丽风景的描写对19世纪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之，18世纪的女作家给19世纪英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女性意识觉醒19世纪初的英国，性别歧视现象非常严重，女性被认为天性比男人低劣，这使得当时绝大多数妇女承认自己的依附地位，显得全无自觉意识。

尤其是《帕梅拉》中温顺、自我节制的女子成为众多女性心目中的完美形象。

于是，在随后的女性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帕梅拉的女性形象和小说人物。

比如，范妮·伯尼小说中的伊芙琳娜、塞西莉娅等人物形象。

直到简·奥斯丁出现后，开始注重于分析女性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塑造了一群充满智慧的女性形象，表达出了独特的女性意识。

首先，明事理的平凡女子。

由于传统的社会观念和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使得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有限，这使得女性很容易养成依赖、任性和无知等特征，这使女性处于尴尬和无赖的境地。

对此，简·奥斯丁借《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的女性形象表达出她对女性“理性特征”的重视。

也正是由于伊丽莎白在理性和精神上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和独立才赢得作者的喜爱。

在伊丽莎白身上寄托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女性人格和全新的女性观。

简·奥斯丁以个人敏锐的眼光和独特的洞察力，认识到女性要想得到尊重和自由，就必须具备才能、独立和正确的判断意识。

其次，理性的家庭天使。

从家庭出生环境来看，简·奥斯丁出生于英国一个牧师家庭，这是一个非常“奋发、明智、愉快”的家庭。

尽管受当时的教育制度所限制，奥斯丁从未上过正规的学校，但由于家庭教育的重视，奥斯丁阅读了不少伯尼和拉德克里夫夫人的小说。

这开阔了奥斯丁的视野，培养了她敏锐的洞察力。

她渴望写作，希望通过小说能把自己的心理表达出来，同时发表关于女性、家庭、社会的独特见解。

由于当时社会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自由发展的控制，使得奥斯丁的写作是在为兄弟缝补衣服的间隙中偷偷完成的，体现出奥斯丁觉醒而坚强的女性意识。

奥斯丁先后创作了《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爱玛》、《诺桑觉寺》、《劝导》等小说，这些作品都从女性的视角来批判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的现象，以及为争取男女平等的抗争。

对于在女性适合的舞台——家庭时，奥斯丁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手法和叙事特点，刻画了一系列理性的家庭天使形象，她们思想睿智、具有出色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如《爱玛》中的女主人公爱玛等。

再次，理智与情感交融的爱情观。

奥斯丁小说所体现的爱情观带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她努力倡导一种理智和情感相平衡观念。

例如，《理智与情感》中的两位女主人，小说通过明显的对照描写，透露出女性在爱情中绝对不能感情用事。

可见，奥斯丁理性的爱情观间接地控诉了男权社会的不合理。

奥斯丁通过对伊丽莎白的刻画，表达了她对建立在物质上婚姻的认识和理解。

但她始终认为婚姻的基础只有建立在男女双方之间真挚的爱情之上，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可见，现实中没有达成心愿的奥斯丁，通过《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试图完成自己婚姻观。

因此，当自以为是的柯林斯按当时流行的婚姻交易来向伊丽莎白求婚时，她感觉到自己仿佛是件商品，于是她便不得不断然拒绝。

奥斯丁正是通过这些性格鲜明的家庭天使，让女性认识到，只有自己自尊、自立、自爱时，才能得到社会和男性的尊重。

三女性意识高涨19世纪40年代末，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尼斯·格雷》相继出版，震惊了英国文坛。

这些作品中的女性意识逐渐加强，而在勃朗特三姐妹笔下的女性形象和现实生活中的三姐妹一样，勇敢面对来自社会、家庭的挑战，更加独立地追求自我。

首先，具有经济的独立意识。

勃朗特姐妹的独立意识主要表现在她们具有平民知识女性平实质朴的品质。

由于家境的贫寒，勃朗特姐妹认识到女性必须在经济和情感上得以独立。

因此，三姐妹在经历求学种种磨难之后，决定靠自己的天分来寻求出路，寻找生活的路子。

三姐妹开始了正式的写作生涯，并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相继出版了《教师》、《呼啸山庄》、《艾格尼斯·格雷》等三部小说。

这样三姐妹体会到了自身的劳动价值和人身价值，体会到了作为女性的尊严。

在经济领域，三姐妹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新型的职业女性形象。

其中，第一类是家庭女教师，如简·爱和艾格尼斯·格雷；第二类是只身在外、任教于一些女子寄宿学校的女性，如《维莱特》中的露西·斯诺；而第三类职业女性是《女房客》中的海伦·亨廷顿。

亨廷顿靠出售自己的油画得以维持生活，捍卫了自己独立的人格。

这些形象的完美塑造，体现了作者倡导用经济独立来改变其女性生存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自尊自强之路。

其次，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女性。

勃朗特姐妹从自己悲苦的人生际遇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习俗对个性自由的束缚，提出抗议。

反抗、奋斗、进取是勃朗特三姐妹一生的主旋律，反抗精神主要通过三姐妹作品中的众多女性形象体现出来。

其中，三姐妹小说中最具反抗精神的女性当属简·爱。

小说中充满抗争精神的简·爱不能容忍屈辱的情妇地位，毅然放弃光彩夺目的希望。

与简·爱相比，勃朗特的《女房客》里的海伦·亨廷顿更具反抗精神。

面对以阿瑟·亨廷顿为首的男权社会的压迫，海伦始终维持自己的尊严。

最后海伦为了捍卫自己独立的人格，逃离了家庭，靠出售自己的画来维系生活。

这些充分体现出作者与男权社会挑战的抗争意识，这在当时整个英国引起了反响。

最后，平等的性爱意识。

由于长期受基督教影响，社会传统观念一致认为女人应从属于男人。

这种观念影响到当时作家创作时的主体意识。

简·爱和罗彻斯特的感情就体现出这种平等的性爱意识，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是建立在平等交流基础上的情感沟通和精神上的交流。

在勃朗特姐妹笔下，平等的性爱意识表现在身处爱情漩涡中的女性敢于变被动为主动，体现出女性自信、自强、独立的一面。

四女性意识退潮到了19世纪晚期，为了稳定人们的焦虑感，维多利亚女王竭力鼓吹并率先起模范作用。

她沉浸在家庭的欢乐和家务的劳作之中，使得广大女性不得又回归家庭。

因此，到了19世纪末，女性小说由反抗精神逐渐发展为推崇宗教和道德精神。

而这种转变无疑造成了19世纪女性小说中有关女性意识的逐渐衰退。

首先，宗教式女人。

例如，被马克思高度评价为“杰出的小说家”之一的盖斯凯尔夫人，其作品刻画的众多女性形象都显示出唯一神教的价值观。

盖斯凯尔夫人创作了多篇短篇小说，如《玛丽·巴顿》、《克兰福德镇》和《妻子和女儿》等。

这些作品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的女性。

例如：代表工人阶级的女性，玛丽·巴顿、露丝；代表中产阶级知识的女性，玛格丽特·黑尔，等等。

这些人物是阶级压迫和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然而，盖斯凯尔夫人为这些人物摆脱困境的途径则是让这些人物走向宗教式的女人，即保持沉默，最后回归家庭。

盖斯凯尔夫人着力刻画这些虔诚的宗教女人，其目的是用这些所谓的“女性价值”来博取同情，进而立足于社会，来得到男人的认可。

可见，盖斯凯尔夫人的女性意识比较缓慢，反映出她身为女性处于边缘地位的无奈。

其次，道德式女人。

与盖斯凯尔夫人不同，乔治·艾略特对宗教产生怀疑，她始终坚持费尔巴哈的人性宗教观，她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才是社会发展和道德完善的根本原则。

相比前期勃朗特姐妹激进鲜明的女性意识而言，乔治·艾略特与盖斯凯尔夫人这两位代表作家的女性意识出现了倒退。

她们强调女性在道德和责任上的义务，通常把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空间限制在家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