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首都地位与天津城市定位之浅见

北京（地区）首都地位与天津城市定位之浅见 摘要：自宋末年金朝定都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由此，随着几代封建王朝长期在此建都，天津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发成了显著的变化。本文想探讨的，就是北京这片地域在这几百年间的城市定位的影响以及对天津城市设计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天津，北京，城市起源，交通体系 正文： 天津，一座有600多年历史的城市。由天津向西北约120公里，便到达北京；东行约69公里，即可出海。自金元以来，天津地区便以“河海之冲”和“畿辅门户”著称。明清时期，天津有一个军事据点和漕粮运转中心，发展成为运河北部的新型商业城市；在开埠以后的几十年中，又迅速成长为工商业大都市。天津以上的成长过程，虽然有其他各种因素的促成，但笔者认为主要由两个因素——西北的北京与东面的海运漕运——共同影响而成。因此，要谈天津就不得不说说她的这位“悍兄”的存在——北京。

一、北京为什么会成为首都

中国古代的王朝在选择建都地点时要考虑很多问题，首先是安全问题。作为一个王朝的首都，安全是最重要的。首都的四周最好有大山大河，可以为首都的防御提供天然屏障。

其次是粮食问题。一旦选定了首都，那么就会有大量的人口涌入。这里边不但有伺候皇帝的太监宫女，还有大量的文武百官及其家眷，以及负责首都防御的军队。这些人都有着很强的消费能力，可以想象，众多的小商小贩及手工业者也会随之涌入，这就给首都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粮食压力。

再次就是经济问题了。中央政府和宫廷都需要巨大的开支，对物资和金钱的需求量非常大。

第四是地理位置的问题。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古代，国家的首都最好能处于国家的中心，这样交通就会便利些，也便于对全国的统治。

第五也要考虑城市的历史文化地位问题。一座城市一旦被前朝选作首都或曾做过统一王朝的首都，那么它在人们的心理上便会产生一种“正统感”，似乎只有在这里建都的王朝才是正统。

具体谈到北京。第一个建都北京的国家是春秋战国时的燕国，但燕国是个小国，且地处偏僻，没有什么影响力。第二个是辽国，但辽国有五个首都，正式的首都并不在北京。北京只是其四个陪都中的一个，而且辽国的疆域也太偏北，所以对于北京作为古都的地位也没什么贡献。第三个是金国，金国曾先后两迁其都，北京只是其三个首都中的一个，而且建都的时间也不长，也就是几十年的样子。再加之金国并没有统一全国，所以只能说对北京的古都 地位是小有贡献。 真正奠定北京历史古都地位的是元明清三代。 元朝之所以选择北京作为首都，是因为它很好的解决了头三个问题。作为本身就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元朝，其首都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粮食问题和经济问题虽然北京及其附近地区无法解决，但通过大运河元朝可以从富庶的江南源源不断的运来大量的粮食和物资。

而且北京大致处于蒙古草原和华北平原交界地带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元朝选择北京作为其首都。定都北京的元世祖忽必烈不得不考虑同时统治蒙古草原及中国内地的便利。这里还有个特殊原因，当时蒙古大汗的产生不是世袭制，而是由蒙古贵族在成吉思汗的后裔中选举产生。虽然这种选举流于形式，但来自蒙古草原的政治影响力是相当大的。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就得到草原蒙古贵族的支持与忽必烈争夺汗位，虽然失败了，但是忽必烈为了便于就近监视蒙古贵族，建都在北京自然就是最理想的选择。

其二，北京靠近蒙古草原，万一汉人的反抗镇压不住，统治者便于就近退回老家，不至于彻底灭亡。元顺帝就是这么做的，面对连战连胜的明军，元顺帝无力抵抗就逃回了蒙古草原，元朝仍然得以延续，史称“北元”。假如元朝建都在西安或洛阳等内地城市，那可就要彻底亡国了。

清朝建都北京的原因也和元朝差不多。清朝早在入关前就征服了内蒙，安全自然不成为问题了；粮食和经济仍然依赖大运河；而且当时北京作为元朝和明朝两个朝代的首都，其正统地位“无城可比”。

清朝和元朝都是由少数民族作为统治者的，他们都对汉族的反抗报有深深的忧虑。既然元朝可以退回蒙古草原，那清朝也要把自己的东北老家打造的固若金汤才对。清朝打造东北最有力的措施就是其严厉的禁关政策，严禁汉人出山海关到东北去定居。清朝要保证满族在东北的绝对统治，以便于以后在关内呆不下去了还可以退回东北老家去。

清朝严厉的禁关政策使得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客观上为沙俄夺取东北的大片领土创造了条件。清政府眼见得东北地区土地大量丢失，在其末期宣布开放东北，但已经来不及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样丢掉了。如果当时有很多中国人在东北，当不至于如此！ 明朝建都北京的原因比较特殊。由于明朝是从江南起家的，所以前期是定都在南京的。但凡是建都南京的朝代都是短命王朝，这和南京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一旦长江被突破，南京就无险可守。而且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如果中上游地区被占领，敌军顺流而下，几乎无法阻挡。所以朱元璋对南京并不满意，有意迁往西安。

迁都北京的是明成祖朱棣。他被其父朱元璋封为燕王，驻地就在现在的北京。朱棣是个篡位的乱臣贼子，依靠武力发动“靖难之役”，夺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再加上朱棣对忠于建文帝残余势力的严酷镇压，导致了多起针对朱棣的刺杀事件。朱棣疑神疑鬼，不由地怀念起自己的老窝北京，更加之北元的屡次入侵，朱棣遂宣布“天子守边”，正式迁往北京了，南京则作为陪都。

北京作为首都对于一个汉民族的政权是很不利的，太靠近少数民族地区，回旋余地很小。一旦长城被突破，游牧民族的骑兵便可直抵北京城下。北京在明朝的时候曾两次被蒙古骑兵包围，后金（即后来的清朝）也曾数次包围北京。

相对于明朝的疆域来说，北京也太偏北，不利于对南方地区的统治。 在这里特别说一说大运河与北京古都地位奠定的关系。可以看到，大运河对于北京古都地位的奠定起了根本性的作用，北京大宗物资的供应几乎完全依赖大运河（进而天津依托北京，依托大运河而发展起来，当然，这是后话），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也就更谈不到古都了。但也要看到大运河的另外一面，那就是为了维持大运河的漕运，这三个朝代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粮食和物资的大量运输所产生的巨额运费极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黄河泛滥又常常造成运河淤塞，为保持运河通畅，官府又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清淤河道。北京对大运河的依赖甚至使大运河成了外敌要挟朝廷的“人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军就扬言要进攻南京掐断大运河，这也是清政府急于求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受北京影响的）天津的发展 1.封建时期天津的发展

自北宋末年，金定都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之后，随着几代封建王朝长期在此建都，天津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发成了显著的变化。天津作为长期拱卫京畿的要地，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漕运港口的交通运输要冲和军事重地，在近现代才又多了工商业经济城市以及港口城 市的定位。 事实上，历史上天津的发展离不开北京地区的首都地位的确立。 如上文所说，北京的粮食问题及经济问题极其依靠大运河，都须经三岔河口的直沽集散和转运，天津地区的交通运输与货物集散功能定位日趋稳定。金末时期，金王朝在这里建立了“直沽寨”。从此三岔河口由单纯的漕运枢纽开始发展成为漕运与军事相结合的畿南重镇。

之后的元明清中，天津的地位都大抵相同，而且在明永乐元年，“天津”一词首次出现，意为“天子的渡口”进而设天津三卫。天津是漕粮入北京的咽喉要地，又有鱼盐之利，还是屯田农垦之地，因此由明起天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更为重要。到了明代中叶，天津已和南端杭州并驾齐驱，成为运河北端的新兴商业城市。

清顺治九年，天津三卫合一，后又设州升府。漕运和海运的发展和需要也日益增长，海禁解除后，天津逐渐成为中国北方商品集散地、商贸中心和粮豆商品集散运转中心。

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以支撑其政治军事地位为目的，自己发展成集运输、经济、商业、军事功能一身的北方重镇。这时，天津作为一个封建性城市，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高峰。

2.近代时期天津的发展 进入近代后，英国人也看到了天津拱卫京畿的重要性，1840年鸦片战争，英军试图进逼天津以威胁清廷。而后又占据了天津等数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并开辟了殖民地。天津因为其对北京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港口城市的便利而为西方列强攫取（“天津的商务不及福建的繁盛，但天津距北京不足五十英里，我们在天津所造成的惊恐，大可逼迫‘满清’政府早日结束战争”）。

天津的定位招致了列强对她的欺凌，但这也使她开始走向现代化。西方侵略者的罪恶馨竹难书，但是客观上却帮助了天津乃至中国放眼世界走向近代。也为其后天津的工商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由此，天津发展迅速，与上海并列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尤其是，由于一战爆发，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使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发展，尤其使天津的发展达到高潮。

直至解放前，天津市华北地区对外贸易中心，是进口商品的销售中心和集散地，是全国进出口贸易第二大港，次于上海。

概括来说，天津在近代的发展中，前期主要由于拱卫京畿的重要军事、政治因素使其在近代化过程中抢得先机。而后，尤其使国民政府上台后，虽失去了政治优势，但其优良的工商业基础以及港口优势仍使她在城市发展上稳步前进，尤其是20世纪二十年代 左右达到巅峰 三、建国后北京的“孤城突进”与天津的尴尬定位 建国后，虽然从未在任何规划及文字上付诸笔端 ，但北京一直占据着华北经济龙头的地位。从建国初期在北京定下政治中心的同时，其经济中心也不言自明的确定下来。先是学习苏联，在北京周围大力兴建现代重工业，经济上其对腹地的影响也是天津自愧不如的。

改革开放后，确立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东部沿海为中心偏移的经济政策。以此“先富起来”的“京津唐”“沪宁杭”“珠三角”中，是以北京、上海、广州作为这三个区域的核心的。天津做为港口经济城市的定位虽被写入规划，但在影响力上却始终输于北京这个“无冕之王”。事实上北京也从未被定为经济中心，却在各种经济数据中独领风骚，天津的发展就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继续向前走着。

总体来说，沿海地区的发展优势基本来自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是运输成本最低这个事实给了它们几百年的外贸优势。事实上，1952年北京人均GDP排第九位，位于上海、黑龙江、吉林、天津、辽宁、河北、浙江和广东之后。也就是说，建国初期，北京并不在最富有的省市行列中。但是，它的人均GDP排位在1958年时已经上升为第五位，1965年为第四位，到1978年就名列第二(只在上海之后)。从那以后，北京一直位于第二位。

在建国初期，北京人均GDP在全国排列第九，这说明与其他沿海省和直辖市——至少和天津——相比，北京在自然禀赋上不一定有明显优势。封建时王朝在不同时期选北京为首都，并没使北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成为最富有或者第二富有的省市

我在此冒昧的试图解释一下这个现象：由于计划经济中，市场是不起作用的，资本投资是由行政机构直接管辖，在这种体制下，资本的流向往往多不遵循效益原则，少不遵循公平原则，而完全遵循权力优先。北京是全国的首府，是政府所有权力的中心，政府所有办公机构等都坐落在此；到了省这一级，省会城市又掌握了那个省的所有行政权力、掌握了那个省的资源配置权；依此类推，到了地区市那一级，市又是本地区的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