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的混合论、分立论与对立论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企业社会责任的混合论、分立论与对立论　吕　力　（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２０５）　［摘要］广义企业社会责任混合论将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混合起来，并认为各种责任　之间存在着层次或工具的关系。其中的层次关系论试图将广义企业社会责任框架内的各种责任进行层次分类，然而其标准　本身是混乱的；而工具关系论实际上排除了企业纯粹的道德责任，将企业社会责任拉回到弗里德曼的年代，从而在本质上取　消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本文主张企业社会责任分立论，即经济责任是企业对股东的责任，社会责任是企业对除股东之外的社　会主体或社会整体的责任，它们二者共同构成企业的责任范畴。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混合论；分立论；对立论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２９５（２０１１）０２—００２０—０６　

一、

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史与广义的企业社会　

责任　一般认为，英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Ｓｈｅｌｄｏｎ，　１９２４）在１９２４年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　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ＳＲ）的概念，谢尔顿把企业社会　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　任联系起来，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有道德因素在内。　这一看法与流行的经典经济学观点完全不一致，在　经典经济学看来，企业的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２）　指出，“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在满足他们的股东的利益　之外还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根本上错误地认识　了自由经济的特点和性质。在自由经济中，企业有　且仅有一个社会责任——只要它处在游戏规则中，　也就是处在开放、自由和没有欺诈的竞争中，那就是　要使用其资源并从事经营活动以增加利润。…‘很少　有思潮像要求公司管理者去接受社会责任而不是为　股东赚取尽可能多的钱这样，彻底动摇我们自由社　会的根基。”弗里德曼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对基于两　点：无效率和不道德（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ｍｍｏ—　ｒａｌｉｔｙ）。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将导致在资源配　置上最终由政治机制代替市场机制从而产生经济无　效率，同时，在法律上公司管理者是股东的雇员，要　求这些雇员承担社会责任无异于允许他们以不利于　股东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为。　伯利（Ｂｅｒｌｅ，１９３１）认为，“所有赋予公司或者公　司管理者的权力，无论是基于公司的地位还是公司　的章程，或者同时基于这两者，只要股东有利益存　在，这种权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只用于全体股东的　利益，因此，当行使权力会损害股东利益时，就应该　限制这种权力。”　然而，也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多德　（Ｄｏｄｄ，１９３２）不认为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股东　创造利润，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在创造利润的同　时也有服务社会的功能，“法律之所以允许和鼓励经　济活动不是因为它是其所有者利润的来源，而是因　为它能服务于社会。”多德并借用当时通用公司的总　裁欧文・杨（Ｏｗｅｎ　Ｄ．Ｙｏｕｎｇ）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４—０７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０９ＹＪＣ６３０１８０）；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２０１０ｙ０４４）；　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ｗｈｓｋｌ０００５）　【作者简介］吕力（１９７１一），男，湖北建始人，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管理本体论、管理研究方法论、中　

２０　国本土管理学研究・　点，欧文・杨的观点是，他对三类团体负有受托责　任，首先是出资人，其次是贡献了劳动的员工，还有　就是购买了产品的顾客以及社会公众。　显然，多德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合理成分，甚至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论敌伯利早先持有的观点。　在伯利与米恩斯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　（１９３２）一书中，伯利接受了多德的宽泛的信托原则，　他们认为，“现代公司不再是一个私人经营单位，已　经成为一个机构，而且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消极的股东已经放弃了要求公司只为他们的利益而　经营的权力，同时社会可以要求现代公司不只是服　务其所有者和控制者而是要服务整个社会。”“管理　者是完全中立的技术官僚，平衡社会不同团体的各　种要求，并根据公共政策而不是私人贪婪的原则给　每个团体分配公司收入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多德（１９４２）也改变了自己的初衷，转　而部分接受伯利（１９３１）的观点。多德明确指出，尽　管“建议公司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劳动者和消　费者的受托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正如伯利　先生指出的，这里涉及到的法律上的困难是明显　的。”因为，“在可以有一套清晰合理的责任机制建　立之前，仍然应该强调管理者对股东的责任。”换言　之，企业的社会责任尽管成立，但很难与企业的经济　责任共融于一个法律体系之中，它在理论和操作上　有其特殊性，而企业的经济责任却表达了公司对于　股东的责任，这在法律理论和操作上是非常成熟的。　与之相对应，要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大小、方式　与机制在有些情况下相当困难，例如慈善责任或公　益责任——法律从来就不擅长于处理这种“积极的　责任”。　这一场争论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妥协的结果　是导致了广义的社会责任概念。公司既负有对股东　的责任，也负有对社会的责任，广义社会责任概念认　为二者同属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它将经济责任与社　会责任混合在广义社会责任的框架之中。广义社会　责任概念是对争论双方的一种妥协，首先，它吸纳了　“企业应该服务于社会”的观点；其次，它也吸纳了　自由主义论者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创造更　大的利润”的观点。　广义的社会责任的诸种提法中，以阿奇・卡罗　尔的观点为最著名。阿奇・卡罗尔（Ａｒｅｈｉｅ　Ｃａｒｒｏｌｌ，　１９７９）把ＣＳＲ看作是一个结构成分，由如下４个方　面构成，即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　任。其中，企业的第一责任是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正　常的发挥功能和正常的经营，随后的所有责任都是　以ＣＳＲ的第一层为基础。　二、广义企业社会责任混合论的理论与现实困　境　在广义混合论的思路下，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一　个笼统和无所不包的概念。如Ｓｅｔｈｉ（１９７９）认为，社　会责任是企业符合现行社会规范、价值和期望的行　为；Ｒａｙｍｏｎｄ　Ｂａｕｅｒ（１９７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认　真思考公司对社会的影响；Ｅｄｗｉｎ　Ｍ　Ｅｐ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８）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关注企业行为结果的规范　性、正确性；Ｗｏｏｄ（１９９１）认为，社会责任是企业和社　会互动的基本理念。中国学者黎友焕（２０１０）延续这　一思路，提出了“三层次四核心企业社会责任模　型”，将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作为第一层次责任，把　伦理责任作为第二层次责任，把自愿性慈善责任作　为第三层次责任，并围绕经济、法规、伦理和自愿性　慈善四方面核心内容剖析企业社会责任。然而，阿　奇・卡罗尔本人也认为这种“无所不包”的社会责　任或者说“把经济责任视为社会责任似乎有点奇　怪”（Ｃａｒｒｏｌｌ，２０００）。这个奇怪之处究竟在哪里？　佐藤孝宏对此给出了一个相当好的例子。佐藤孝宏　（２００９）举例道，比如，一个自然人从事某种生意而获　得了一笔收人，我们就可以认为他已经承担了社会　责任吗？一般而言，我们不能认为他承担了社会责　任，跟上述的自然人一样，公司获得了盈利，或者遵　守了某种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认为该公司　已经承担了社会责任。　因此，从准确的意义上说，即使社会主体承担了　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我们也不能认为其承担了社　会责任。历史地看，欧利文・谢尔顿提出的企业社　会责任是针对传统企业责任观点提出的另一种企业　责任主张，纯粹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清晰地表明企业　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还需要履行别的责任，即　社会责任——将企业自身的利润最大化也视为社会　责任的内容之一，确实是相当奇怪的。　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经济责任观念与社会责　任观念可能存在冲突的一面，正如乔治・斯蒂纳和　约翰・斯蒂纳（２００２）所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　是在与传统经济观念相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　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停止，它还会　继续下去。”因此，将“企业经济责任归作企业社会　责任下位概念的做法，其进一步的结果，是改变了企　２１　业社会责任应有的和本来的意义，背离了企业社会　责任理论构建的初衷，同时，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一　种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进而不仅使企业社会责任作　为一种理论架构基本概念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存在疑　问，而且模糊甚至掩盖了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　的冲突，也使解决这种冲突的努力可以轻易被忽略　（卢代富，２００１）。”　企业社会责任既不能包含“企业利润最大化”　意义上的所谓“经济责任”，它与企业的法律责任也　是不同的概念。韩国商法学者李哲松教授（２０００）即　鲜明地表示，对将“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社会义　务”视为法律上的概念，他不能苟同。因为，其一，　“企业社会责任”一说有违企业的本质。在他看来，　企业乃纯粹的营利性团体，企业保有此一传统的、固　有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起到作为企业手　段的应有作用；若在法律领域引人企业社会责任，则　很容易使公司法的架构逐渐变为公益性质，当政治　权力迎合一般民众对企业积累财富的反感时，这又　必将进而成为制裁企业营利的借口。其二，企业社　会责任的义务内容具有模糊性，因为，“企业社会责　任”并没有明确赋予任何作为义务，无法起到行为规　范的作用，若将其反映于立法中，则有可能成为立法　本应极力避免的“空白规定”。其三，企业社会责任　的义务对象并不存在。对于社会责任向准承担，谁　可以作为权利人请求履行之等问题，企业社会责任　理论迄今皆未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同时，从实践　的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公共利益相联　系的具体表现，而公共利益本身是一个运动着的多　层次的系统，企业的能力也因其性质、形态、规模不　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法律实施面临很多困难。如果　对企业社会责任过度企求，在强制层面与道德层面　没有确切的分割，很可能导致政府借“社会性责任”　之名转嫁公共产品供应之责，从而使政企边界再度　模糊。　就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慈善责任来看，仅从利益　的角度来考虑，必然是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增加　了一部分的利益。如果法律允许企业管理者可以不　必经过股东同意而实施捐赠，那么，企业捐赠极有可　能造成了股东当前或将来利益的损失，因此，从法律　意义而言，没有征求股东同意的捐赠有效吗？英国　法官就曾经提出慈善捐赠合法性的标准：“不管它们　是否在明示或默示的权力下作出，所有这样的捐赠　都牵涉公司款项的支出，该款项职能为了合理附带　２２　于公司业务发展的目的而支出。”显然这一标准使得　公司的慈善责任与经济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对立起　来，更不用说将慈善责任与经济责任统一在企业社　会责任的框架之中。　三、当前广义企业社会责任的两种主要结构：层　次论与工具论　广义企业社会责任既然将包括经济责任、社会　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混合起来，它　在逻辑上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各种不同性质的责　任如何混合在同一概念框架之下。从学术界的各种　观点来来看，有两种基本的解决方案，即层次论和工　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