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近年来，随着修订后《刑诉法》的颁布施行，由刑事案件引发的附带民事诉讼呈逐年上升之势。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大幅度上升及其自身内容的变化也给司法实务带来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现就笔者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若干问题略陈管见，以与同仁探讨。

一、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受理范围的界定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显然，依照此规定能够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案件必须符合这样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该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了物质损失；二是该物质损失系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导致的。

但“物质损失”和“犯罪行为”内涵该如何确定呢？这又是正确决定附带民事诉讼受理范围的重要因素。

就物质损失而言，众所周知，民法理论上的物质损失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之说。

所谓直接损失，是指已经存在的财产和利益的减损，又称实际损失，所谓间接损失，是指预期得到的利益的减损，即失去将来能够增加的利益，又称可得利益损失。

对于直接损失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实践中认识比较一致，只是在要不要把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作为诉讼标的的问题上存有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分子用犯罪手段所获得的财物，如盗窃、贪污所取得财物，与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前者只能依法追缴。

另一种意见则主张被害人因受犯罪侵害而失去的财物，也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加以处理。

笔者认为，从法理来看，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侵害失去其财物，应属《刑诉法》七十七条规定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因此，理论上应当允许被害人就此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但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刑法》六十四条已明确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法院在就刑事部分作出判决时，均按照此规定对被告人非法所得的财物作出了处理，被害人希望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达到的诉讼目标已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了实现，故再将其纳入民事赔偿范围，以单列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已无实际意义。

故笔者认为，从减少当事人讼累的角度出发，如果仅就要求返还被盗、被骗、被贪污等直接由被告人犯罪行为非法占有的财物而提起诉讼的，可劝说原告人放弃诉讼或撤回民事诉讼。

当然，对于要求超过被告人非法所得财物以外的损失提起诉讼的，如被告人因盗窃被害人的财物将其防盗设施破坏而造成的损失提起诉讼的，则应当予以受理。

对于间接损失，不少同志持不同看法，认为间接损失不应计入，实际上只要物质损失与犯罪行为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就应该计入，当然这必须有前提条件，即是这种情形发生应该是必然状态而不是或然状态，即是基于一般常识能够肯定发生的而不应存在不确定的情况，;如在某盗窃案件中，;被害人所购买的200吨钢材存于某仓库，该钢材是准备按合同交付对方当事人，;但由于被盗导致其不能履行合同，造成违约，其因财物被盗而造成的违约损失及按合同正常履行应实现的利润损失当然应由被告人承担。

但如果该被害人钢材被盗时，并未与他人签订销售合同，其赔偿请求就不能包括其销售所能获得的利润。

就“犯罪行为”的内涵来说，刑诉法第七十七条所说的“犯罪行为”是否就是指已构成犯罪的行为呢？笔者认为不能这样理解，因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要经过法院终审生效判决才能确定，如果要求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才能提起民事诉讼，那么附带民事诉讼只有待到刑事部分判决生效后才能提起。

这显然不符合刑诉法的立法原意，因此这里的“犯罪行为”只能是具有程序意义的，即只要是被告人被公诉机关和自诉人控诉，而进入刑事诉讼阶段，被害人就能够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综上，笔者主张的附带民事诉讼收案范围应界定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遭受超过被告人非法所得财物部分的物质损失而提起的给付之诉。

二、关于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范围问题谁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即附带民事诉讼的适格原告身份应如何确定？这也是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应该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被害人。

包括被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如果犯罪行为使二个以上的主体遭受物质损失的，都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

（3）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4）人民检察院。

在上述几类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中，对于被害人实践中比较明确。

但对后几种情况，实践中做法不一，有必要加以规范。

1、关于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问题。

已死亡的被害人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犯罪行为直接导致的死亡，如故意伤害致死、故意杀人等；二是非犯罪行为引起，但其生前受到犯罪行为侵害造成物质损失的，如被害人在被盗窃、诈骗后自然死亡的，由于被害人已经死亡，其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但其所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因被害人死亡而消失，其物质损失实际已转化为其生前所应履行的赡养、抚养、扶助义务对象的损失或其他继承人的损失，故作为其继承人的近亲属，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但近亲属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一般情况下应是有多名原告而不应仅仅是其中一人，如作为被害人应尽赡养义务的父母、应尽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需要尽扶助义务的被害人配偶（当然该配偶是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在只有一名原告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应通知其他原告参加诉讼（;明确表示放弃民事实体权利的除外），;否则就有可能造成对其他原告权利的侵犯。

目前审判实践中，往往都是一个原告参加诉讼，在法院实体的处理中，也往往确定由一名原告享受权利，这种情况须加以修正。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有权提起诉讼的近亲属过多，可以让其选择一名适格原告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但在法律文书上必须将有关原告人一一列出，对特定的权利享有者，如赡养、抚养费用要在法律文书中明确到有资格得到该费用的原告名下。

对多名原告共同享受的权利如属同一顺序继承的财产在一般情况下也应在裁判文书中将其分列至各原告的名下，以便减少当事人之间再行诉讼的讼累。

2、;关于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被害人法定代理人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的问题。

《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此规定应该说是符合有关民法规定的，但这是否就赋予了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诉讼主体地位？目前的许多法律文书中都直接将其作为原告加以表述。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首先从刑诉法第七十七条的立法表述来看，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当是由于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在被害人作为一个生命主体（;当然是指自然人）存在的情况下，让其法定代理人充当原告享受诉讼法上原告一切的权利义务，实际上剥夺了被害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因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其民事权利能力依然存在。

其次，;从民诉法理论上来看，“代理”一词的涵义是“以他人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而代理权本身的产生无外乎基于三种情况：一是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三是基于人民法院的指定；但无论是基于哪种情况产生的代理权，其法律地位仍然停留在“以他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范围内，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故直接将法定代理人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显然不妥。

正确做法应当是在庭审活动及制作裁判文书时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名字仍然列为被害人姓名，其法定代理人称谓仍然应表述为法定代理人，这样做的实践意义在于：一是与民事审判的做法相吻合；二是避免造成对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权益侵害的情况发生。

因为如果赋予了被害人法定代理人的原告地位，那么其法定代理人必享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实体处理的一切权利义务，即被告人应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就有可能被其法定代理人合法占有。

而民法理论告诉我们，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只能是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财产监管人而不是其财产的享有者，如收养孤儿的福利院、无近亲属的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居委会等。

3、关于被害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遇分立、合并、;终止情况的处理。

前述两种情况是对作为自然人的被害人已死亡或系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情形的处理。

但对于被害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遇分立、合并、终止等情形如何处理，《解释》内则无规定。

笔者认为作为被害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在遇到上述情况时，也应参照自然人的做法，允许其权利的继受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在遇分立、合并、终止的情况下，其原组织的名义已不复存在，但其遭受的物质损失事实并没有消除，其由分立、合并所产生的新的组织或终止后的原组织的主管部门作为其债权债务的继受者，按照民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有权提起诉讼。

4、关于人民检察院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此规定实际上赋予了人民检察院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地位。

但实践中由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比较鲜见，这除了人民检察院承担提起公诉案件职责繁重的原因以外，恐怕与此规定存在法理上的瑕疵有关。

因为在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其代表国家行使原告人的诉讼地位尚能理解，但若系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其代表集体组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有法理上的悖谬，因为从民法理论来看，集体组织作为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其享有对其财产的自由处分权，无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都有权决定是否提起民事诉讼，是否要求享受民事实体权利的自由。

强行代替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民事权利，实行国家干预并无充足的法律依据。

二是从实体处理来看，作为国家检察机关代替集体组织提起民事诉讼，其显然不是诉讼实体权益的享有者。

其在通过民事诉讼活动获得胜诉权并实际取得利益后，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上交国库，二是发还受害单位，而无论上交国库还是发还受害单位，其做法的合法性都值得质疑。

因为如果将本应属于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的集体财产上交国库，归国家所有，势必侵害了受害单位的财产所有权益。

而如果将财产返还受害单位，又与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诉讼原告的诉讼地位不相称。

既然是原告又不享受民事诉讼原告的实体权利，这实际上是行使了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代理人角色。

更为尴尬的是，如果刑事被告人仅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裁判不服，提出上诉，从民诉法理论来看，检察机关必然成为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被上诉人，由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国家公诉机关地位变为刑事被告人的上诉对象，显然是检察机关所不愿接受的。

因此，笔者主张《刑诉法》将来再行修改时，将“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修改为“可以督促有关单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