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综述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综述摘要学术界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研究,大多是在宏观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意识形态因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和中苏关系的破裂等等。

其中，许多文章并不是单独从一个方面去探讨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而是从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关键词中苏关系破裂原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建国后，新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很快于1950 年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立了中苏同盟关系。

两国关系本应在被当时双方称道的“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世代友好”的前提下稳固发展。

但事与愿违，中苏关系在保持了近十年的友好之后，两国关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甚至濒临战争的边缘。

中苏两国关系的变化，对中苏两国和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开始寻找导致这两个友好兄弟盟国反目成仇的原因。

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中俄两国档案文献的相继解密公布，使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全面。

本文就我国学者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意识形态分歧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以共同的政治信仰和相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利益为出发点，建立起友好同盟互助关系。

但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中苏两党在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发展道路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这场争论不仅没有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反而导致两国关系最终走向破裂。

孙其明认为，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显然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损害双方的关系，但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关系还是开始发生逆转，逐渐恶化了。

中苏关系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58年夏天之后意识形态分歧之所以开始损害中苏关系，是因为中苏之间出现了其他新的争执，致使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并和其他争执交织在一起，而双方对分歧和争执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

王珍愚认为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分歧和争论，而双方又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些分歧，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决定性原因。

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是由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引起的。

两党在如何评价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之后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起初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只反映在一部分问题上，后来逐步发展，两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形成了尖锐对立。

这些问题本来都可以讨论，应当允许不同看法的存在。

然而，双方都强调自己的观点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方则是反马克思主义，必须彻底批判和清算等等。

到了最后，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还发展到对对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指名攻击，并号召对方的人民起来推翻自己的领导人。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争论，双方在争论中固执己见、毫不妥协的态度，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决定性原因。

时映梅也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歧是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苏两党和两国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

而不久之后，中苏两党和两国在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导致中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重。

时映梅在文章中提到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持反对意见，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提出的“和平过渡”道路也心怀不满等等。

中苏双方就各自在对外对内政策上的分歧展开论战，然而论战并没有缓和中苏双方的关系，反而使得中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李丹慧在分析20世纪60年代美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评估时认为，中苏同盟在短短几年里就从蜜月走向破裂的历史告诉人们，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有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

其根源就在于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把党的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在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

栾景河认为，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仅存在于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苏两国结盟的友好时期，更不要说是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许多研究者都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出现了分歧，或并非原则性的分歧。

相反，这些分歧非但没有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而且还促使了中苏之间的密切合作。

当然，这里有中苏双方共同利益的需求，同时更证明了意识形态分歧并不是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直至破裂的根本理由。

从逻辑上讲，没有分歧当然不会有分裂。

相反，有了分歧同样也未必就会分裂。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刻意强调“意识形态分歧”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最重要因素，显然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国家利益冲突“国家利益冲突”说是研究者近年来在讨论中苏关系破裂原因问题时经常涉及的话题。

孙其明认为，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

即使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别，既有互利的一面，又有矛盾。

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联经济援助问题和朝鲜战争期间的空军援助问题。

在国际交往中，不同的国家之间，总会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中苏两国也不例外。

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虽然是在“蜜月时期”，但苏联在处理对华事务时主要考虑苏联本国的利益，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重视不够，也会有一些小摩擦。

但中苏双方基本上都能从大局着眼，以维护大局，即以双方的共同利益为重，求同存异，而不是强调彼此之间的矛盾，尽可能避免因为局部性的矛盾而影响大局的事情发生。

然而，从1958年春夏开始，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逐渐演变为严重的冲突。

这种冲突不仅促使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和升级，而且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造成了双方的严重对立，致使冲突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连缓和一下也难以实现，从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

如1958年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使得中苏之间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

而之后中苏双方在对美战略上的分歧，更导致中苏之间的争执和冲突进一步扩大。

但骆晓会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国家利益冲突，“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

并提出三点质疑:其一，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与斯大林在世时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可关系恶化却偏偏发生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

骆晓会强调，从苏方领袖个人责任上说，以往中苏两国的政治家和学者通常也指责是赫鲁晓夫弄坏了中苏关系。

“若说国家利益是首要因素的话，这不令人觉得奇怪和自相矛盾吗?”其二，假若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都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话，那么双方对当时许多理论问题的分歧和局部国家利益的争执，是应该有所克制的，以保证国家利益或以牺牲小一点或局部的国家利益(像斯大林时期中国对苏联采取忍让政策那样)去换取更多更大或更完整的国家利益。

但遗憾的是，双方没有做到这点。

其三，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奉行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

骆晓会强调，如果非要从这些矛盾中，找出一种首要的或根本、关键的因素，那么也不应该是两国包括主权问题在内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导致中苏关系由盟友走向了敌对，由兄弟变成了仇人。

三、领袖因素在国际交往中，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等，对一国的外交活动及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原因时，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王昌沛认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作为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不同的经历和性格造成了两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困难，起之微寒的赫鲁晓夫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对外界反应敏感、喜好虚荣、性情急躁、仓促行事、急于求成和易于激动，缺乏化解矛盾的能力，通常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长期担任党的最高领导，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最后总是证明真理在自己一边，造成了其在建国后过于自信、缺乏容人之量、难以听取别人的意见和解释等个性弱点，加之毛泽东也是一个在性格上易于激动和情绪化的人，在处理中苏关系过程中往往依靠自己的经验和主观判断而非客观分析，使赫鲁晓夫与毛泽东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结果加深了了双方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影响乃至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最终使中苏关系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王珍愚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偏差而日趋“左”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认识僵，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判断失误，将斗争绝对化，这也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栾景河认为领袖因素”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但绝非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在中苏两国政治体制均处于高度集权的背景下，即便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各自国内还有什么个人在政治上的私利，但他们在国际上所代表的则完全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况且，仅凭两位领袖政治品质和性格上的差异，就断定会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与破裂，不仅说明这些论述中所使用的材料具有感情化色彩，而得出的结论更具情绪化，所坚持的并不是唯物史观。

四、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王珍愚认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大力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违反了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在斯大林当政时期就已存在，赫鲁晓夫上台初期，由于他面临着许多困难，地位尚不稳固，需要中国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斯大林的做法，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比较尊重，对中苏关系也比较重视。

但是，当赫鲁晓夫克服内部困难，站稳脚跟后，就把自己的承诺丢到一边去了。

从1958年开始，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故态复萌，重新开始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并企图设法控制中国。

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对中苏关系的损害是巨大的。

历史表明，正是中苏之间这种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并最终导致破裂。

刘克明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也时有表现。

他强调，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由于其政治需要，对中国党还能平等对待，在“反党集团”被贬到、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