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西方书信体小说与主体性话语的建构

近年来，有关现代性(modernity) 和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的话题吸引了学界的注意。

通过福柯、吉登斯等人的论述，我们逐渐认识到，人的主体性和人的权利一样，并不像卢梭所说的是“自然的”或“天赋的”本质，而是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现代性话语之一。

当然，这种建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文学在内。

有关小说对近代西方主体性话语的建构，以往的文学史基本上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

国内的外国文学史专著和教材，在提到十八世纪书信体小说时，关注的重点是它的启蒙性，它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它的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平易近人的叙述风格；而对其文体特征及其与近代西方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关系则几乎完全略而不论。

在我看来，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是传统的机械摹仿论形成的理论盲点的必然产物。

根据这种理论，文学似乎永远只能是镜子般地、客观地、单向地反映或模仿生活世界，既无权也无法介入后者，更毋庸说并对之进行塑造和建构了。

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提醒我们，文本与世界之间存在着远比机械的模仿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现实的世事性影响着话语秩序的建构；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话语的秩序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世界的建构。

我们注意到，近代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诞生之初，其对现实的反映就远不是被动的、客观的、中性的，而是积极的、主观的、建构性的，或者不如说，现实主义实际上参与了一种新的现实的塑造和一种新的主体性的建构。

而书信体小说则是这种建构性的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一环。

1、书信与私密性尽管书信的起源十分古老，但将书信作为私人间交往的重要工具则是近代的发明。

古代的书信多用于官方，作为政府文告和社交礼仪的辅助物，极少用于私人间的交往。

私人书信的出现与印刷术一样，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交往的能力、扩大其范围的同时，也为文学提供了发展一种新文体的可能性。

书信体小说之所以在十八世纪的西方得到长足的发展，首先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以私人书信进行交往的风气。

近代书信体小说的创始者撒缪尔. 理查逊从替人代写书信并编写《书信手册》开始其文学生涯1，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划时代性事件。

用著名的小说研究专家伊恩. P. 瓦特的话来说，“对于无拘无束的书信写作的崇拜，实际上为理查逊提供了一种已经与个人经验的基调相协调的传声筒”2。

反过来，书信体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又为私密性的书信交流提供了新的样本和模式，从而加速了后者发展和流行的势头。

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建构近代主体性话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伊恩. P. 瓦特在其《小说的兴起》一书中的分析，小说在近代的迅速兴起有赖于以下三个主要的物质的和文化的条件：一是整个社会普遍的识字人口的增加，出现了一个有较高的读写能力的社会阶层，其中主要是中产阶级妇女；二是家庭私室的出现，为那些闲暇中的中产阶级妇女提供了阅读和写作的物质保证；三是邮递能力的迅速增强，为信件的投递和写信人之间的互相联系提供了便利的服务。

3而我认为，与上述三个物质性条件相关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近代隐私观念的建构及确立。

作为主体性话语的核心之一的隐私是近代的发明和建构。

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曾作过精辟的论述。

按照这位法兰克福学派当代传人的观点，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是一种“代表型公共领域”，4其典型特征是，在这个空间中，公与私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线。

“朕即国家”，公即是私，臣民没有属于自己的隐私权。

他们的生命财产及情感生活都是属于一个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的。

贵族甚至享有臣民结婚的初夜权。

在博马舍著名的戏剧《费加罗的婚礼》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十八世纪末，还有一些像阿勒马维华伯爵那样的贵族企图恢复对其仆人结婚的初夜权。

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代表新兴利益集团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凭借自己的创作和批评活动，在封建的、公私不分的独断型话语领域，建立起一个私人化的话语空间，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争得了话语权。

毫不夸张地说，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在话语领域的争夺，与两者之间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领域的斗争，其规模和方式是同样广泛、同样激烈的。

前者企图建立一个多元的、对话的、非独断论的话语空间，而后者则力图维持其单一的、非对话的、独断论的话语权力。

双方围绕话语权的斗争在启蒙主义时代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新生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利用沙龙、咖啡馆和报刊杂志对封建的独断论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抨击，终于建立起了“市民公共领域”，一个私人化的包括隐私权在内的话语空间。

按照福柯的分析，“性”的话语就是一个典型的属于资产阶级的私人化话语，它与贵族阶级的“血”的话语相对而立。

“血”是一种独断论的、只限于社会中少数几个家族的话语，“性”则是一种丰富多彩的，可以被持续不断地生产，消费和再生产出来的话语，充分体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

5近代西方的书信体小说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揭示主体的内心隐私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在西方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它第一次以亲切的口气、私密化的情感和通俗易懂的文字为近代小说建立起一个记录个人隐私生活的叙事模式，投合了新兴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欲望和趣味，从而参与了一种完全属于近代“市民公共领域”的隐私话语的建构。

狄德罗在1761年发表的《理查逊传》中，把他的传主与摩西、荷马和索福克勒斯并列，称赞他深刻洞察人的心灵活动，6看来并不是溢美之词。

在理查逊于1741年出版他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帕美拉》以后，两位当时最伟大的欧洲作家卢梭和歌德直接或间接地在他的影响下从事了书信体小说的尝试，相继出版了《新爱洛依丝》（1761）和《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带动了一批作家从事书信体小说的创作，从而把这一新型体裁推向高峰，在启蒙运动塑造近代西方人格，建构主体性话语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书信体小说发展同步，近代中产阶级的交流方式和房屋建筑结构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书信体小说的写作和阅读背景都是在私室内进行的。

作者和读者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信，读信，与虚构的对象分享眼泪和欢笑。

这种带有隐秘性的交流方式正是近代以来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重要体现。

根据瓦特提供的资料，正是在理查逊写作他的书信体小说的那个时代，中产阶级家庭中私室开始大量出现7。

在《帕美拉》等书信体小说中，我们看到，即使是女仆也享用了单独的私室，能够把自己锁在里面写信，读信。

一般情况下，没有得到房间主人的许可，旁人是不能进入的。

这说明当时社会私密化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而书信体小说的出现和流行无疑进一步鼓励了这种私密化倾向，并在不经意间促使社会建造更多的私密化的私室。

于是，西方中世纪以来以全家人聚集在一起的公用的大厅为中心的传统的房屋结构模式，渐渐被具有更多私室的建筑模式所取代。

以家庭交谈和公共仪式活动为中心的交流方式渐渐转向私密化的通信和阅读。

2、性爱、婚姻与主体性矛盾无疑，在所有的隐私中，性爱是最重要的一种。

性爱一方面直接关乎每一个独特的个体在世的基本欲望的实现；另一方面，又直接关乎一个外在于主体的他者，即性爱的对象，从而导向人的在世的社会性。

在传统社会中，上述两个方面基本上是统一的，个人的基本欲望在由父母包办的婚姻中得以实现。

但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纽带一一崩断，独立自足的主体走上社会，性爱与婚姻的矛盾日益突出。

近代西方的书信体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把提出并解决上述矛盾作为自己的主要课题。

十八世纪欧洲三部最流行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书信体小说《帕美拉》、《新爱洛依丝》和《少年维特之烦恼》，都以性爱这一最为敏感的隐私问题作为自己探索的主题，以建立符合新兴中产阶级要求的性道德和婚姻原则。

从某个角度看，可以认为，书信体小说中的性爱主题表明近代个人主义对性爱自主权的要求，以及对封建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性爱－婚姻模式的反抗和摒弃。

卢梭在《新爱洛依丝》中借助男主人公圣. 普乐说的话，几成为当时一代年青人的福音：“真正的爱情是各种关系中最纯洁的关系”8。

但在我看来，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当我们说到人的主体性时，千万不要忘记，这里所谓的人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它所指的决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备某种历史条件的、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人。

就西方近代而言，这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

正如福柯一针见血指出的，近代中产阶级恰恰是通过“性”的方式打破了贵族的“血”的限制，从而登上上流社会，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的。

这里，很显然，在所谓的“最纯洁的”的关系的背后有一双不那么纯洁的“看不见的手”，世俗的手在操纵着。

如果说在性爱这个问题上，新兴的中产阶级主张打破一切人为的封建门弟等级观念，鼓励男主人公大胆地追求一种超越身份、地位限制的性爱。

那么，在婚姻问题上，我们看到同一个中产阶级却采取了一种相当保守的婚姻道德观。

其原因自然不难理解，因为中产阶级需要通过婚姻关系来确认并永久保持自己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和传承。

因此，理查逊的《帕美拉》对女主人公的美德（其核心是贞洁）的强调（副标题《贞洁有报》强烈地暗示了这一点），决不能理解为中产阶级男性对妇女的尊重或视之为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标志，恰恰相反，它表明作者正力图通过小说向广大的妇女读者灌输一种完全属于近代中产阶级的婚姻道德观，从而建构起一种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主体性。

正如瓦特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男女关系的严格界限呈现出与私有财产的日渐增加的重要性相同步的趋势－－新娘必须是贞洁的，以便他的丈夫能够确信他未来的继承人确实是他的儿子。

这种对其价值观基本上是生意人和商人的那些人来说肯定是尤为重要的”9。

其实，不光理查逊笔下的帕美拉如此看重贞洁或美德，卢梭笔下的朱莉或歌德笔下的绿蒂也一样，她们尽管对自己的情人怀有强烈的爱情，最终还是没有破坏已经确立的婚约，没有与情人私奔或通奸，从而确保了中产阶级的婚姻原则的神圣性。

在《新爱洛依丝》（卷三，书信第十八）中，被迫依从父命嫁给沃尔玛先生的朱莉对她以前的情人圣. 普乐说：“婚姻的纯洁性，不容许破坏；这不仅是夫妻两人的利益，而且是所有人共同关心的事情。

每当一对夫妻用神圣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人都必须默默承担这样一种义务：尊重他们的神圣的纽带，尊重他们的夫妻关系。

……用外人的血来破坏这种自然的关系，并且实质上是败坏了把一个家庭的成员联系在一起的相互的爱，你认为这不是坏事吗？……”10这一段话很清楚地表明，这位一度狂热的情人已经冷静地确认了建立在财产关系基础上的中产阶级的婚姻原则。

正是通过上述两种看似矛盾的主体性诉求，书信体小说建构起一种符合近代中产阶级要求的性道德和婚姻原则。

一方面，近代西方的中产阶级需要一种自由的性爱话语，为进入贵族上流社会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它又需要通过强调女方对男方绝对忠诚的婚姻价值观来确认私有财产继承人，从而最终确认和强化正在建构中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