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间金融案例一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三、民间金融案例（一）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河北省响水县孙大午创办的大午集团是一家民营的农业企业，由于向银行贷款遇到困难，就动员本企业职工及附近的乡镇村民将钱存在大午集团，用于企业经营。

2003年7月5日，徐水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正式批准逮捕孙大午。

法院审理查明，大午集团未经人民银行批准，经孙大午决策，大午集团招收代办员，设立代办点，于2001年1月至2003年5月间，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627单，共计1300多万元，涉及611人。

由此，徐水法院认定大午集团及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

2003年11月17日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但法律界对孙大午的行为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是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存在争论。

不少人关心孙大午案，是因为大午集团非法吸收来的公众存款并没有遭受太大损失，这些钱中的大部分用于企业经营，另外一些钱被用来在当地盖学校。

辩护律师坚持为孙大午做无罪辩护，他们认为，法律规定民间可以有借贷行为，法律规定，只要借贷的利率不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存款利率的四倍就是合法的。

且大午集团为每笔款项都出具了借款凭证或借据。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表面上看孙大午是违反了我国金融管制的规定。

但实际上，就拿金融管制规定来看，非但没有使任何人受损，倒是有许多人得益，这样的社会行为如果算是犯罪，我们就要质疑我们的法规是不是有值得修订的需要。

孙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

法律的修订是根据社会发展而改进的，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就是不断冲破各种不合理的束缚，我个人建议，应该允许已经做得很好的民间金融机构继续经营。

过去制订的一些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亟待修正甚至废止。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孙大午案虽然了结，但下一步怎么突破金融管制却是大问题。

浙东地区广泛存在“地下钱庄”现象，如果对这些现象完全打击，则它们都是可以上升到刑事违法层面，但是，它们的低呆坏账率却是国有银行无法比拟的。

它们的存在代表着中国建立一个多层次化的金融体制的要求。

解决中国目前严厉的金融管制制度，已经提上日程。

中国一定会向着“金融自由化”的方向前进，私人持股的银行在未来一定会出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对于中国差异性极大的区域金融市场特征，实际上在各地的中小企业等已经开创了多种形式的直接融资形式，这可以说也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多层次市场的组成部分，值得积极予以总结和引导，至少应当对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必要的尊重。

（二）吴英集资诈骗案吴英，1981年生于浙江东阳，中专文化，曾是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从事过美容美发行业、汽车租赁行业、服装行业以及娱乐行业等。

2000年开始从事房地产投资及期货投资，获得了财富的原始积累。

20006年4月，吴英成立浙江本色集团，旗下涉足酒店、洗衣、传媒、商贸、汽车租赁、网络、婚庆等诸多行业。

2007年2月10日下午4点30分左右，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吴英所有的本色集团在东阳的所有门店，在短短几分钟内，全部被东阳警方控制。

当晚，东阳市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吴英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色集团也同时被立案调查，与本色有关的债权债务，开始登记。

经法院审理认为，2006年4月吴英成立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不等的高息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投资回报为诱饵，从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徐玉兰等人处集资达1400余万元。

在已负债上千万元的情况下，为资金链的延续，吴英于2005年下半年开始，继续以高息和高额回报为诱饵，大量非法集资，并用非法集资款先后虚假注册了多家公司。

为掩盖其已巨额负债的事实，又隐瞒事实真相，采用给付高息或高额投资回报，用非法集资款购置房产、投资、捐款等方法，进行虚假宣传，给社会公众造成其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骗取社会资金。

如被告人吴英与杨卫陵等人合伙炒期货，但却不要杨卫陵等人承担风险，而是给予固定的回报。

另外，吴英除了向本案十一名被害人非法集资外，还向王香镯、宋国俊、卢小丰、王泽厚、陈庭秀、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等人非法集资。

被告人吴英除了本人非法集资外，还授意徐玉兰向他人非法集资，徐玉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涉人员达14人。

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吴英不服，提出上诉。

2012年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因集资诈骗罪二审被裁定死刑的“吴英案”，在中国引发了一场罕见的讨论，舆论集中在当前中国正势图突破、但困难重重的金融体制改革上。

法学家、经济学家和一些企业家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不会有“吴英案”，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也不会有“吴英案”，“吴英案”是当前改革过渡期的产物，需要在改革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

一些知名学者和律师为吴英求情，认为吴英的犯罪行为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而且很多网友认为吴英罪不至死。

民间的热议并不仅仅止于死刑改革。

“人们对一个集资罪犯的同情，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对现有金融制度的不满”。

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钱水土说，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金融市场还没完全开放，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从正规渠道没法满足，肯定要寻找其他渠道。

民间借贷在中国特别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一带异常活跃。

由于缺少统一的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无法进行科学统计。

“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民间融资必然存在。

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对象就锁定了，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资金。

但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

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金融垄断的结果，一方面是企业从正规渠道不能以市场价格借到钱，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场极度活跃但也极度危险。

专家们认为，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制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把吴英判死刑，似乎难以帮助解决这个矛盾。

对“吴英案”议论的理性民意集中体现在对现行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期盼。

（三）温州立人集团债务危机，资金链断裂，涉嫌刑事犯罪浙江省泰顺县地处温州最偏远山区，属温州欠发达地区。

1998年8月，董顺生瞅准当地教育资源匮乏之商机，联合6名股东合股60万元，租用一家陶瓷厂，首办育才高级中学，亲自担任校长。

2001—2003年，又相继开办育才初中、育才小学和育才幼儿园。

2003年9月，董顺生等6人合股注册资金人民币3．2亿元，成立温州立人教育集团。

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到了2005年，光靠学生的学费和民间的少量借贷已经无法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

董顺生开始寻找出路，决定民间借贷，向外投资，填补学校亏损。

在他的决策下，立人集团先后开拓房地产、工程建设、煤炭等行业。

集团旗下的学校、公司等企业逐步“放大”到36家，项目遍布浙江、江苏、上海、北京、湖南、湖北、河南、内蒙古、贵州等10多个省区市。

起初企业确实获得了盈利，但这些盈利主要支付了学校的负债和多年来的借贷利息。

由于企业在外开拓房地产、煤炭等行业获得高效益，董顺生在当地名声日隆，成为泰顺县的明星企业家。

由此，当地许多百姓都纷纷自愿、主动将钱借钱给立人集团。

泰顺人包先生告诉记者：“‘立人’的利息很高，一般是3—4分，最高的时候达到6分息，我与身边很多人都借钱给‘立人’。

”泰顺县政府一位领导向记者透露，不少教师、机关干部、公安人员也都参与“立人”借贷，全县至少有数千人卷入借款。

泰顺县教育局副局长毛叶华称，2009年前后，立人集团放出一定的金额在立人集团旗下的育才学校内部集资，一开始大家都抢着认购，有90％左右的教师卷入借贷，涉及金额大约有5亿元。

这5亿元包括内部认股和借款两方面。

许多教师是以“打包”、“抱团”的形式，收集亲戚、朋友的钱，以一个人的名义出借，学校的一些管理层就涉及上千万元资金。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努力，立人集团的局面逐渐好转，董顺生带领董事局于2010年底确定2011年的目标：煤炭生产量达到500—600万吨，楼盘销售达50万平方米。

但是从2011年初起，在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楼市的“限购”“限贷”政策背景下，立人集团许多房地产项目开始卖不动，资金无法回笼。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投资的煤矿产业，也由于“节能减排”、“限产”等政策严格控制煤炭产量，无法取得预期的回报，再加之受温州金融形势偏紧，资金借贷更加困难，发生民间债权人资金挤兑等影响，2011年6、7月间，立人集团的资金几近告竭。

为摆脱困境，董顺生推出月息4分、5分、6分甚至更高的利息揽储，饮鸩止渴，以求吸收更多的资金。

但最终无力回天，集团资金链彻底断裂。

立人集团有关人士称，2008年金融危机时，董顺生曾萌生自杀的念头。

2011年6月，他预感到集团将面临的危机，其间又数次想要自杀。

2011年10月31日，无力支撑的立人集团向社会公告，无力偿还债务。

至此，立人集团宣告崩盘。

据集团内部统计，共负债22亿元左右，大部分为民间借款，只有极小部分的银行贷款。

泰顺相关政府部门表示，目前该案所涉民间借贷数额正在详细统计之中，涉及人数也尚未明确。

该县有关领导称，债务涉及人员至少达五六千人，政府已介入立人债务危机事件全面监管、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