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类学的五大理论

医学人类学的五大理论【摘要】医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发端于西方的人类学分支学科，自20世纪中期产生以来，在人类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系列自身独有的理论知识。

对医学人类学理论框架的梳理能为相关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医学人类学；理论框架；研究视角医学人类学是一门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疾病、健康、治疗以及人类在相关问题上的观念及行为的人类学分支学科。

本杰明.保罗（Benjamin Paul）在《健康、文化与社区：公众对卫生项目的反应的个案研究》中第一次使用了“医学人类学”这一术语，但人类学对疾病、健康等问题的研究则可追溯到更早[1]。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医学人类学形成了两大文化视角，即生物文化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

其研究类型主要可概括为生物学研究类型、生态学研究类型、民族医学研究类型、批判研究类型、应用研究类型、跨文化精神病学研究类型。

一、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文献概况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对医学人类学的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极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1994年，拜伦.古德（Good）在《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的视角》（Medicine，Rationality，and Experience：An Anthropological Percpective）[2]中归纳出四种医学人类学的理论取向：作为民间信仰的病患表达—经验主义传统的延续、作为认知模式的病患表达—认知人类学角度的看法、作为文化性地构造起来的现实的病患表达—“意义中心传统”、作为神秘化的病患表达—来自“批判的”医学人类学的看法。

1994年，中国医学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席焕久在其著作《医学人类学》[3]中，概括了医学人类学理论的几大来源：体质人类学、民族医学、文化与生物生态学、心理与行为方面的研究以及国际公共卫生。

1995年，罗伯特.汉（Robert Hahn）在其著作《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Sickness and Healing：An Anthopologica Perspective）[4]中，介绍了医学人类学的三种理论，即环境进化理论、文化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

2006年，中国医学人类学先驱陈华在其编著的《寻找健康：医学人类学调查与研究》[5]中把医学人类学的理论分为四大类：文化体系理论、医学生态学理论、文化解释理论以及批判理论。

2010年，张有春在《医学人类学》中，详述了医学人类学的三大理论视野：社会文化视角、生物文化视角及批判视角。

此外，徐义强的《医学的文化视角：基于医学人类学的理念》[6]、景军和薛伟玲的《医学人类学与四种社会理论之互动》[7]以及莫瑞辛格（Merrill Singer）/著，林敏霞/译的《批判医学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框架》[8]等学术论文都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医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

二、医学人类学理论简介医学人类学自诞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在人类学的理论里形成发展出一套独有的理论框架。

同任何一门社会科学一般，医学人类学的研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作为其指导。

因此，对现有的医学人类学理论进行梳理显得尤为重要，更是开展相关研究无法避免的工作。

笔者结合前人的思想与自身的理解，总结出以下几种医学人类学理论。

（一）文化整体理论文化整体理论形成于医学人类学的萌芽阶段，并盛行于医学人类学诞生初期。

该理论主要以民族医学作为其研究对象，关注各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关疾病与治疗的信仰及相关的实践，尝试将有关疾病的文化看成社会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并探讨二者的关系。

英国学者威廉.哈嘞姆.里弗斯（William.Hallam.Rivers）不仅是传播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之一，更是医学人类学的奠基者。

他在1924年出版的《医学、巫术与宗教》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医学人类学著作。

他在书中将民族医学与文化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并认为其是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它们相辅相成，构成一定的社会制度。

因此，要将民族医学纳入文化整体中进行解释研究。

同时，他认为一个特定群体的病因观念影响着该群体的医疗习俗，正是病因观念的差异导致了医疗习俗的多样化。

美国学者福里斯特.E.克莱门茨（Forrest E.Clements）是另一位医学人类学先驱。

他在1932年发表了《原始疾病概念》，认为原始医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不受到任何文化或生态因素的影响。

遵循这样的文化特征，他将病因学分为五类，即巫术、违反禁忌、病原体侵入、精灵侵扰和失去灵魂。

美国学者阿克内克希特（E.H.Ackerknecht）是一名医生兼历史学家，也是医学人类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认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形成不同的医疗体系，因此必须将原始医学放在特定的文化情景中予以分析，得出的结论才会更为准确。

他强调整体论，认为医学人类学应当关注文化的整体形貌以及医疗体系在这个整体中所占的位置。

他也受到英国功能学派的影响，认为医疗体系的各个部分在功能上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

文化整体理论作为医学人类学发展初期的理论，影响重大，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学者遵循这些理论进行相关的研究。

该理论也是人类学相关理论在医学人类学方面的应用，不难发现，文化整体理论受到同时段人类学主要理论（即整体论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

（二）生态环境进化理论该理论的创立者是亚历山大.阿兰德（Elexander Alland），他在其著作《文化进化中的适应：我看医学人类学》中，概述了进化论对我们理解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医学体系的重要性[9]。

阿兰德认为，生物学上的进化论不仅适用于生物学，也能将其用来解释人类文化的进化，包含于其中的医疗体系是不断演化的，在其演化过程中，受到环境的影响。

生态环境进化理论的核心观念是适应，健康与环境密不可分，健康与否一定程度上反应着环境适应的能力。

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生存，产生了相应的病因观念及治疗方式，从而形成其独有的医疗体系。

多样的生态环境也导致世界各地医疗体系的差异。

在某个地方被视为苦难的东西，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许会不被注意，而在某个地方被视为健康的存在，或许正是一种苦难。

因此，阿兰德坚信，如果只把人们自己说出来是疾病的才看成是疾病，那就会对很多苦难视而不见。

（三）文化解释理论文化解释理论是凯博文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一种医学人类学理论，他的研究使医学人类学有了更加系统的理论基础，对推动医学人类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后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中，解释视角被广泛运用。

凯博文认为文化并非实体，而是一种解释模型。

疾病属于专门化的医学文化，它通过文化表现出来，文化更是疾病建构的基础。

疾病通过解释模型被人们认知，医生和病人都有着各自的解释模型，他们关于疾病与治疗的观念影响着他们的解释模型。

医生从专门的学校获得这些观念，病人则在日常生活中习得这些观念，由于观念的不同，他们对疾病的解释也就会有偏差。

这种对疾病认知的偏差导致在临床治疗中，一些病人不愿意接受治疗，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并不觉得自己有病，或则不能接受医生的治疗方式。

因此，凯博文提出医生应当去理解病人有关疾病与治疗的观念，从而了解病人的解释模型，这样才能找到更加合适及有效的治疗方式。

凯博文还提出了“病痛叙述”的概念，其指的是让病人叙述自己的疾病。

病人在叙述的过程中，会无意识的表现出一些他们自己关于疾病与治疗的认知，这就有助于医生更为全面地掌握病人的解释模型。

（四）政治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又称为“批判医学人类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此后在学界被广泛运用，对医学人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

这一理论的产生受到德国病理学专家鲁道夫.魏尔肖（Rudolf Virchow）所提倡的政治经济视角的影响，重要代表人物有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汉斯.巴尔（Hans Baer）、艾达.萨瑟（Ida Susser）与艾利克.沃尔夫（Eric Wolf）等。

批判医学人类学认为仅仅从生态环境、文化体系的视角去看待解释有关疾病与治疗的观念是不够全面的，这忽视了大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健康问题的影响。

该理论的提倡者认为人们如何定义疾病以及疾病的分类都受到政治地位、经济状况以及权力关系的影响，因此，他们主张将与疾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权力背景下去讨论[10]。

引起疾病的不一定只是个体身体的欠佳，权力关系的不平等、统治者的相关政策、经济活动带来的影响以及性别、职业的差异等都有可能导致疾病的产生。

每一种疾病都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意义，反应着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

如果将其作为孤立的现象去考虑，就很容易将一些政治问题简单地医学化，从而使得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失去人类学具备的人文关怀，变成为当权者服务的工具。

批判医学人类学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他们不仅认为政治问题影响着人们的健康，还提倡通过政治斗战获得健康。

批判视角学者们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相关的卫生保健部门提供一定的决策建议，从而使得医疗体系更为完善与公平。

（五）认知医学人类学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心理学界出现了认知科学，受其影响，认知人类学开始活跃于人类学界，其相关理论也被迅速地应用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

医学人类学界的认知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早期的认知医学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疾病、症状以及治疗方式等的分类。

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代表性研究有弗里克（Frake）对棉兰老岛苏巴人（the Subanun）皮肤病分类与诊断的研究，他以每种疾病独有的特征来对其进行分类与诊断。

詹姆斯.扬格（James Young）和琳达.伽若（Linda Garro）通过对疾病区分标准的分类研究探讨了医学信仰与治疗选择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较之此前的认知分类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20世纪80年代早期，认知人类学的研究开始从“特征模式”转向“原型”或“图式”模式，不再关注分类，而是试图描述组织文化世界的“民族理论”。

这样的转变也影响着医学人类学家的研究，怀特在关于精神病的文化知识研究中就提倡关注疾病理论和病患关于社会行为的民族心理学理论，而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分类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医学人类学的认知研究主要关注不同社会情感与疾病的文化模式。

这一时期的研究受到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影响，关注各种心理精神疾病，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

三、结语上述几种理论各有其特点，其适用的范围也有所不同，但在实际研究中往往不会应用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

几种理论相互区别，却又融会贯通。

医学人类学作为一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其理论体系受到人类学主流理论的影响，是人类学理论在医学上的应用。

人类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为医学人类学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同时，医学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为人类学输送了新鲜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