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教育的袁世凯

重教育的袁世凯
在中国历史上，袁世凯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过去，史学界对袁世凯的研究多以批评为主，近年来，随着那些影响人们进行客观历史判断的政治因素和思想因素的逐渐淡去，以及第一手史料的广泛发掘和刊布，人们发现，他在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方面还有着在客观上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面。

尤其是在新旧交替的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抓住机遇，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加快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6位革新派联名上书清廷，要求为了更加深入推行西学教育强国富民而彻底废弃科举考试制度，被当时的掌权者慈禧太后恩准，从而掀开了中国教育以及一套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新篇章。

早在1900年，袁世凯就在济南创办了山东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一所省立学堂。

次年11月，袁世凯更是“以实力热心提倡北洋学务”，在直隶设立“劝学所”，各府县设立中小学堂，以及相应地区设立一批师范学堂。

据不完全统计，至1909年，直隶地区就有各类新式学堂及教育所11201所，拥有教职工242247人。

新式学堂广泛建立，加大了社会上对新式师资需求。

为此，1902年8月，袁世凯提
出“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并认为中国士人长期囿于章句帖括之间，对于西方传入新学一无所知，“难膺教习之选”。

因此，他在直隶广设师范学堂培养教员同时，还清醒认识到应“多获教员”，“惟有赴外国游学之法”。

留学在清末已形成了一种潮流。

深重民族危机，使许多有志之士如梦初醒，他们纷纷出国以求“开新耳目，拓其心思，张其能力，他日兴国救民，免为奴隶之惨”。

一些具有近代意识的王公大吏也开始重视留学教育。

1896年，清驻日公使为便于使馆业务需要，派人到国内招募学生13人到日本学习，成为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也陆续选派过学生出洋留学。

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一体仿照办理。

”
袁世凯积极响应清政府号召，在他任内，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

为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新式军事学堂中学生。

后来，还从这些被培养出的军官中选送一些人去日本留学，其中著名的有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六、刘洵等人。

因为新式学堂师资严重缺乏，也促使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后，不断选派人到日本经纬学堂速成班学习，“以期多获教员”。

当然，他也清醒认识到速成之师是“……急于造就师资起见，不能备将来之用”，主张“择优续派赴日，留学广岛高等师范，以备教员之选”。

1903年，袁世凯就在北洋大学堂中选出王宠惠等8人赴美留学，这是新政期间中国派出的第一
批官费留学生。

同年，他从举人或秀才中选拔吴鼎昌等20人赴日留学。

此外，他还积极鼓励人们自费出国，以解当时因财政窘况而无法扩大留学规模的现状。

正是在袁世凯的不懈努力下，这一时期由政府派出的公费留日学生中，直隶地区所占比例很大。

1903年，全国官费留日学生279人，直隶一地就为60人，占全国20%还多。

识才之伯乐
袁世凯还建议选派现有官吏出国游历。

他指出：中国现有官吏“中学”素有根底，对民情和吏治有较深阅历，如果再能出国“博采邻邦良法”，必“新旧政法，均能融会贯通，若见诸施行，于治理不无裨益”。

于是，他在直隶整饬吏治期间，命令一些未赴任之州县实缺官员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日本行政、司法、官署及学校、实业，回省后才能赴任新职。

他认为“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学有所用，是大多数出洋留学生的愿望。

如能回国得以重用，几乎没有留学生愿意不回国的，这与国家的贫富无关。

袁世凯也认识到：日本明治初年，重用出洋回国学生，遂有今日富强之效。

所以他主张重用归国之士，使他们能学有所用。

在他任驻朝鲜总督之时，就把早年留学美国的唐绍仪收在幕下，且不断重用。

后来，袁世凯回国被提拔后，唐还在袁手下主管对外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交涉。

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大胆提拔曾经留学国外的军事毕业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成为直、皖军阀代表人物的冯国璋和段祺
瑞。

冯国璋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1895年，他到日本学习军事，并考察日本军制，汇编成书，甚得袁世凯赏识。

遂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而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订。

段祺瑞也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来到德国学炮兵一年，回国后，于1896年被袁世凯调入新建陆军，即被越级提升为炮兵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正是袁世凯对归国留学生的大胆任用，才使新建陆军成为当时除张之洞编练自强军之外最现代化的一支军队。

而对留学生重用，也推动军中出国留学热情不断高涨。

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过程中，更是力主任用留学生，并将他们陆续派办洋务及师范、实业各学堂、局、厂。

如曾经游历外洋的马廷亮、陈恩涛等被任用为保定高等学堂总办；被派往日本学习的师范学生，多数归国后就被充实到各个学堂中任教。

在直隶地区政府部门中，也有为数不少优等留学生被重用。

为推动地方自治，袁世凯在全国各督抚中率先创办自治局，派留日学生金邦平、黎渊、李士伟等人在局中供职，为其拟订自治章程。

詹天佑是1872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幼童留美学生中的一员。

188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铁路专科。

1905年，在袁世凯保举下，詹天佑被聘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

1907年，他在袁世凯奏请下与严复等人同时被清廷授于进士出身。

在詹天佑的努力下，京张铁路比原定计划早四年开通，这是中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和建筑的第一条铁路！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支持，詹天佑是不会取得如此成就的。

但中国人一提到这条令国人自豪的京张铁路，多数只
知詹天佑的功绩，不知袁世凯的伯乐之力。

袁世凯处于一个民族危机日渐加深，西方思想已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新时代。

作为新洋务派代表人，他的教育思想与洋务运动时期的其他督抚相比，具有新时代的开拓精神。

他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大力倡导官吏出国游历，开创了前无古人的新事业。

他借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积极推动留学教育措施，使直隶的教育成为当时全国楷模。

他的教育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清末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型，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留学热潮出现及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

因此，我们不可忽视袁世凯在中国历史上的積极作用。

天韵根据《袁世凯与中国教育科技现代化》、《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教育思想初探》、《袁世凯与清末留学热潮》等文章综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