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己与利他的有机统一一“亚当·斯密问题”简评
利己与利他的有机统-——“亚当·斯密问题”简评邓太平摘要：“斯密问题”一直是经济学领域关于人的本质究竟是利己还是利他的争论问题。
但是，当我们仔细拜读这两本巨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道德情操》与《国富论》是不矛盾的。
所谓的“斯密问题”是不符合他的本意的。
《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只不过从不同侧面来说明人的两面性。
二者共执同样的人性观，在理论假设上是不矛盾的，而且在斯密看来道德生活和经济生活存在着共同的目标即实现“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爱”与“仁爱”的和谐统一。
斯密在著作中并没有将利己和利他截然对立起来——利己或利他都是斯密关于人类本性的追求。
本文试图结合对斯密思想体系的理解, 重新探讨和梳理所谓的“斯密问题”, 力图澄清传统认识中的不足之处, 提出其借鉴意义。
关键词斯密问题同情利己利他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一生只公开发表过两部著作，一部是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另一部就是1776年的《国富沦》。
人们都知道他的传世之作《国富论》，都极少有人谈到他的惊世之作《道德情操论》，但斯密对这两部著作的评价却是：《道德情操沦》远比〈国富论》杰出。
长期以来，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但在《国富论》中却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自私，此即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
究竟该如何看待斯密的这两部著作间的关系、下文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加以说明。
从《道德情操沦》的基本思想来看，所渭的“亚当“斯密问题”不过是对斯密思想的误解，并不存在，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证明。
一、《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斯密道德哲学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不存在不一致性首先．据1895年首次发现的斯密在掐拉斯哥，大学的讲课笔记证实，这两部著作都是其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思想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道德情操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伦理道德问题，在《道德情操论》一开始，斯密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
”①这就是亚当斯密认为的同情本性。
紧接着他强调道，“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使是“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
②《国富论》所阐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按当时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以及在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它们部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的内容，就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四大部分，这部由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庞大讲稿，构成了斯密学术思想体系的基础。
在《国富论》中，我们看到了亚当斯密描①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②陈太福.经济哲学的沉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绘的另外一种场景：“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
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斯密将这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利己心”定义为每个人都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的努力，同时将“利己心”看作是人类的本能要求，是人类的天性。
③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写的新增前言《告读者》中曾写道“在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段中，我曾说过，我将在另一本论著中努力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不仅涉及正义，而且涉及警察，国家岁入，军备，以及其他任何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我巳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至少在警察，国家岁入和军备问题上”。
④斯密的这一论述清楚地表明：他把《国富论〉看做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的思想的继续发挥：可以说，《道德情操论》所阐明的人性是《国富论》立论的根据和出发点；《国富论》实际上是《道德情操论》的续篇，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什么基本矛盾。
其次，从《道德情操沦》和《国富沦》的交替创作、修订过程来看，二者不可能存在本质上的不一致性：〈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在他的道德哲学讲稿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
1759年4月，斯密对道德哲学讲稿第二部分进行加工整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书。
③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8④《道德情操论》笫1页商务印书馆1997版从1759年到1774年，《道德情操沦》一共出了几种不同的版本(第一版1759年，第二版176l，第三版1767年，第四版1774年)。
在对该书这四个不同版本进行修订的过程中，斯密又在道德哲学讲稿第四部分以及他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所作的关于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的基础上，酝酿创作《国富论》。
《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问世。
1778年，他又修订出版了《国富论》第二版。
1781年，斯密又修订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五版，1784年和1786年出版了《国富论》第三、第四版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790年，他又最终完成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重大修改和出版工作。
从《道德情操论》和《围富论》的交替创作、修订再版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决不能任意把它们割裂、对立起来看待。
二、《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以人的利己心为其出发点对于《图富论》是从人的利己本性为出发点这一论断，可能没有人会有异议，但如果说《道德情操论》是从利己性为出发点，则不少人会有异议，通常的看法是：《道德情操论》是以人的利他性为出发点的。
那么怎么来看待《道德情操论》中利他与利己的关系问题呢?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已主义称为“自爱”他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愿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人们自爱的本性是与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在本性上又是自私的，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
他还肯定利己心的社会作用，认为“自爱”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它决不能跟“自私”相混淆。
他把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爱”看成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
但是斯密并不否认社会和社会利益，他指出：“人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天性使人适应他由以生长的那种社会环境。
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况之中，同时也面临相互之间的伤害。
在出于热爱、感激、友谊和尊敬而相互提供了这种必要帮助的地方。
社会兴旺发达并令人愉快，所有不同的社会成员通过爱和感情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联结在一起，好像被带到一个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
⑤社会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人是社会动物，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
他把人的社会性和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看成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他说：“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一个人尽半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
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
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已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已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
⑥“没有成千成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⑤《道德情操论)第10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⑥《国富论》上卷第13页，商务印书馆1972版。
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的”。
⑦正因为斯密意识到人们之间的社会信赖性，所以他强调人们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
社会是由许多个人构成的，许多个人的利益构成社会利益。
追求自身利益与追求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不矛盾的。
显而易见．斯密所推祟的是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互利原则，并认为这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无论怎样，斯密在《道德情操沦》中论证“经济人”的出发点，和《国富论》是相同的、一致的，即都是从人的利己主义的本性出发的。
例如，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洽当和正确的。
”⑧他把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看做“人生的伟大目标”。
这种论述在〈国富论》中发展成为表述自利行为动机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居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⑨可见，《道德情操论》和《国富沦》这两部著作，在论述的语气、论及范围的宽狭、细目的制定和重点上虽有不同(如对利已主义行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
在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一短语，是用来说明人⑦《国富论》上卷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⑧《道德情操论》笫101—102页商务印馆1997版⑨《国富论》上卷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被设想为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
因此，斯密极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主要是指追逐利润的资本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而有规律地活动的社会。
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
三、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是统一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短语，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各出现一次。
在《道德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被描述为对财富的追求或获取欲，这种获取欲是从荣辱之心一类的私利出发的，是受人们的个人感情和爱好驱使的，但是，人们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狭小的私人目的时，却始料未及地实现了增进人类福利的更大的社会目的。
17年后，在《国富论》中，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社会的利益。
⑩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⑩《国富论》下卷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72版。
的有益后果的。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对从利己出发的活动进行调节，从而使私利与公益协调的力量。
就利己与利他为主题写国富论读后感
就利己与利他为主题写国富论读后感篇1:标题：《国富论》读后感：自私的小蚂蚁和慷慨的大象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我要和大家聊聊我读《国富论》的感受。
这本书可真厚啊，像我最喜欢的汉堡包叠起来那么高！书的作者是个叫亚当·斯密的大叔，他告诉我们，人们做事情有时候是出于自私，有时候是出于帮助别人。
我读到一个故事，说有个小蚂蚁，它总是忙着收集食物，只为了它自己和它的家人。
但是，当它把食物搬回家的时候，它不小心掉下了一些面包屑。
这些面包屑被其他的小蚂蚁发现了，它们也很开心，因为它们也得到了食物。
这就像亚当·斯密大叔说的，有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但最后也能帮助到别人。
我问我的小伙伴小华：“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总是帮助别人呢？”小华眨巴着眼睛说：“当然啦，帮助别人很开心啊！”我点点头，但是又想到，如果我们总是帮助别人，自己会不会饿肚子呢？然后，我又想到了大象。
大象是森林里最慷慨的动物，它总是用它的长鼻子帮助别的动物。
但是，大象自己也很强壮，不会因为帮助别人就变得弱小。
这就像亚当·斯密大叔说的，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也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我妈妈告诉我，我们就像小蚂蚁和大象的组合。
我们有时候要像小蚂蚁一样，为了自己的需要去工作，但是也要像大象一样，乐于助人。
这样，我们既能照顾好自己，也能让周围的人感到温暖。
我读《国富论》的时候，觉得亚当·斯密大叔好像是在和我聊天。
他告诉我，自私和利他其实并不矛盾。
就像我有时候想吃糖果，但是如果我把糖果分给朋友们，大家都会很开心，我也会更开心。
最后，我想说，读《国富论》让我学到了很多。
我知道了，我们既要照顾自己，也要关心别人。
就像我们班级的小花园，每个人都要浇水，花朵才能开得更漂亮。
我希望我们都能像小蚂蚁一样勤劳，像大象一样慷慨，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好啦，我的读后感就写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也希望大家都能读读《国富论》，说不定你们会有更多有趣的想法呢！再见啦，我要去找我的小伙伴们分享这本书了！篇2:嘿，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我来聊聊我读了《国富论》这本书的感受。
经济学中的利己与利他
斯密眼中的利己与利他，是经济人进行经济活动中的两种行为。利己是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是主要的，是要实现的目标；利他是经济活动的附属品，是次要的(可以是不必要的)，是产生利己结果的额外收获。在斯密看来，我在你的配合下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也会让你从中获得或大或小的好处。这是因为“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已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在一个存在交换的世界里，站在甲的角度而言，甲的利己的实现需要乙的配合，故甲必利他，乙实现利己；同样站在乙的角度，乙必利己，利他是实现利己的一个保证。所以，斯密站在经济发展的视角得出，经济人利己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强大动力，这与站在道德角度上得出“同情心”——利他会推动社会进步是不同的。西蒙对经济人理论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了着名的“有限理性”理论。他从信息不完全出发，认为经济人不可能获得完全信息，追求“最优”是不可能实现的，“次优”和“满意”才是经济人最可能实现的目标。此外，西蒙对利他行为也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西蒙对人类行为中的利他主义在何种程度上符合新达尔文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考察，并得出结论：利他主义完全与达尔文的顺从性、适应性、有限理性等理论相容，利他行为是被生物界所承认的，是存在的，并且利他行为会对经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把利他主义定义为“为了另一个人的效用而牺牲利他主义者效用的行为，用他或她的效用函数来度量。”在进行经济学解释时，利他主义是“如果为了另一个人的财富或权力而牺牲了自己的财富和权力，那么行为就是利他主义的，如果寻求最大化财富和权力，则行为就是自私的。”并且西蒙认为运用利他主义可以对公共产品进行更好地解释。贝克尔对利他主义的分析是在家庭和市场中进行的。贝克尔认为“利他主义鲜见于市场而多见于家庭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交换中利他主义的效率低；而在家庭生活中利他主义的效率较高。”而且贝克尔谈到“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市场竞争中，有目的的行为比随意的、无目的的行为有更强的生命力。但是这些探讨并没有说明，利他主义的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与有目的的利己主义的行为有同样长久，或者有更强的生命力。”而且当市场交易中利他主义行为和利已主义行为发生冲突时又应该如何解决，贝克尔认为斯密当时也没有给予回答，但贝克尔给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市场交易中，利他主义是无法与利己主义进行竞争的。”因为利他主义者在市场交易中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所要求的价格总是低于市场价格，所以他们一般总是得到较少的利润和其他货币收入，接受了部分精神收入来替代货币收入，但精神收入在市场中又是无效率的，所以利他主义不具有普遍性。贝克尔还认为即使会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利他的行为表现却更像利已，因为“他们通过与市场交易无关的现金交易来表达其利他主义。这一点早已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制造业头面人物的喜剧性行为所说明。这些人本来都是一些臭名昭着的利己主义者，但却为慈善事业捐赠了巨款。”也就是在市场交易中效率较高的参加者可能有较高的利他主义倾向，但这种倾向却是大量利己行为中的局部表现。对于经济学中的利己与利他，贝克尔认为“在过去的200年里，有关探索利己主义的经济效应的模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此，在这期间，经济科学已经使亚当·斯密的洞察力细化了。现在已知的利己主义在不同市场类型中配置资源的方式是非常多的，然而不幸的是，一个同样复杂的关于利他主义的分析模型却一直没有被提出来，我希望本章关于利他主义的分析能够成为这一模型进一步发展、完善的起点。”实际上关于利己与利他的关系，许多着名的经济学家如Arrow、Samuelson以及Sen等都曾经指出，在现实中，人们是有限自私自利的，常常会关心他人的利益，关心物质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近些年来，在博弈论的推动下，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实验——最后通牒博弈、单方指定博弈、礼物交换博弈和信任博弈得出了人们完全自私自利的假设并不能成立。似乎大家已经统一趋向了“有限利己、有限利他”这种利己、利他关系，经济人的世界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了。
亚当·斯密“利己”与“利他”论文
亚当·斯密“利己”与“利他”论文摘要：两部著作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
身处急剧变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每一个普通人都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企业改革，股市非理性繁荣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身处其中又常常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嫉、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因而更加向往感恩、大度、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
亚当·斯密（1723-1790）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
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
前者为经济学著作，它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也成就了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后者为伦理学著作，其出版使斯密享誉学术界。
提到《国富论》自然会想到“看不见的手”所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本书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市场经济，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础。
斯密对于专业分工、国内通商、信用风险、产业选择、对外贸易等原理的开创性阐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经济现象，把握经济规律。
《国富论》中写道：“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
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
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国富论》共分五卷，第一卷讲述了社会分工和提高生产效率。
做一枚扣针需要18道工序，一个普通人一天做不了一枚扣针，一个会使用机器的人也做不了20枚，如果在一个组织好的10个勤勉努力人的工厂里，平均每人每天可以生产4800枚扣针。
从亚当·斯密看企业家精力——“利己”与“利他”的对立
从亚当·斯密看企业家精力——“利己”与“利他”的对立1、相关定义1.1、概念上海自贸区,全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是我国政府于2013年9月正式挂牌成立在上海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
2014年底占地由原先的28.78平方公里扩至120.72平方公里。
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七个区域。
1.1.1自由贸易的形式分类。
自由贸易是指国家对指定区域或辖区内企业减免各类干预的国际贸易政策。
目前国际上一般分为三种类别,分别为自由港、自由贸易区(FTA)以及自由贸易园区(FTZ)[1]。
三种类别的定义与区分见下表1。
1.2、贸易条件概念的定义贸易条件主要研究国家之间究竟按什么样的比例来相互交换商品。
最初对贸易条件进行研究的是以物物交换的贸易条件为分析对象,即商品交换比例。
如果从实物的角度来定义贸易条件,则是指一国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的交换比率,表明单位出口所能换回的进口量。
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和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
3.1.2 贸易条件指数分析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条件向来是国际经济学界所探讨的热点。
在总体上考虑一国贸易条件时,常用的办法是计算贸易条件指数。
它反映的是外贸商品的价格比值和利益分配,表示的是贸易利益的变化情况,而不是贸易利益的绝对量变化。
常见的贸易条件指数有四种不同的形式: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及双要素贸易条件,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示一国贸易利益的变化情况。
本文仅以价格贸易条件为例。
价格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NBTT)或称商品贸易条件,纯易货贸易条件,是指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Px与进口商品指数Pm之比,用公式表示如下: 它表示出口一个单位价值商品能获得多少单位价值进口商品。
如果设定某一年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00,那么大于100的贸易条件指数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改善;反之,则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恶化。
亚当·斯密问题及其蕴含的经济哲学思想-最新资料
亚当·斯密问题及其蕴含的经济哲学思想一、“亚当？斯密问题”的由来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是“自然自由体制”即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创立者。
斯密的一生著述很多，最主要的、也是他亲自监督出版的只有两部著作，即《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
作为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品，人性论作为两部著作共同的哲学基础贯穿始终，但是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国富论》奉行的人性论是利己主义，然而《道德情操论》奉行的人性论是利他主义。
这样看来，两部著作的人性论是互相矛盾的，因此产生了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
二、“亚当？斯密问题”的内涵（一）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正如在《国富论》第一篇第二章《论分工的原由》中有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①斯密并没有片面地强调人的自利本性，只是在其经济理论中抽象出了市场经济中行为人的一个侧面，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则丰富了“经济人”这一概念的内涵。
即“经济人”不仅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而且他还会通过情感的共鸣以及“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将其经济行为与道德价值联系起来，使经济行为具有了道德性。
由此可见，斯密的经济人既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二者统一于经济活动中。
（二）亚当？斯密的“道德人”思想所谓“道德人”，是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出的。
他认为“道德人”即是有利他心的人。
作为一个人，绝不可能仅有自利的一面，必然还会有利他的一面。
没有一个人会是一个仅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毫无同情心的那般纯粹的人。
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在人的天性中总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
无论一个人在我们眼中是如何自私，他总是会对别人的命运感兴趣，会去关心别人的幸福；虽然他什么也得不到，只是为别人感到高兴。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辩证统一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辩证统一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以及对他人需求的关怀是我们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
这种被称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态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交织出复杂的关系。
这篇文章将探讨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这两种立场的辩证统一，以及它们在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性。
利己主义强调个体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增益。
它着眼于个人的欲望、利益和成就。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人会认为只有通过不断追求自我利益，才能在职场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然而，过分夸大利己主义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冲突。
当个人只关注自己的利益时，很容易忽略他人的需求和情感。
这样的情况会使得社会变得冷漠和无情。
另一方面，利他主义关注的是他人的需求和福祉，注重为他人做出贡献。
这种立场促使我们关怀社会弱势群体，垂青公益事业，并努力改善社会不公正现象。
利他主义者相信，通过奉献和助人为乐，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
然而，过度强调利他主义有时可能让个人忽视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从而无法实现自我成长和发展。
实际上，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双向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可以关心他人的需求。
这种辩证统一的观念可以使我们成为既有自我意识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例如，一个成功的商人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回报社会，支持慈善事业和教育项目。
这样一来，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实现了统一。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辩证统一也体现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中。
个体只有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基础上，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去关心他人。
当一个人获得了稳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充分的自信心时，他才能更好地投身于利他主义行动之中。
换句话说，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是相辅相成的。
在社会层面上，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辩证统一也至关重要。
社会的进步不仅需要个人的自我发展，也需要人们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如果每个人都绝对自私利己，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和衰退。
利他与利己的统一
利他与利己的统一摘要：雷锋精神深刻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但同时也有人质疑雷锋精神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与必要。
究竟国家、集体、他人和自身的利益如何平衡？在充分保证个人权益的今天，我们该怎样理解雷锋精神，如何把握好“利他”与“利己”的关系？关键词：利他；利己；雷锋精神；国家、集体与个人【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1671-1297（2012）09-0017-01半个世纪前，一名普通的士兵雷锋，以其短暂的23个春秋铸就了生命的辉煌，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雷锋精神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成为激励社会大众、引领道德风尚的一面旗帜。
时至今日，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益发强烈，呼唤传统美德的回归已成为共识，但同时也有人质疑对雷锋的过度神化，超越人性，怀疑其精神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与必要。
究竟国家、集体、他人和自身的利益如何平衡？在充分保证个人权益的今天，我们该怎样理解雷锋精神，如何把握好“利他”与“利己”的关系？“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用自己奉献的一生，为社会主义价值观树起一座高耸的丰碑。
出于时代与政治宣传的需要，“奉献”一词被逐渐放大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力图成为人们的道德标杆，行为指南，激励人们精神的净化与升华。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在人们独立思辨能力的发展中，对雷锋精神的不同声音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对这种质疑的正确解读将有利于我们对雷锋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首先，雷锋精神中的“利他主义”思想，始终是精神营养成份中的主动脉，是雷锋精神的精髓，也是雷锋能够终其一生，真心真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
从《礼记》的“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韩愈“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的儒家文化，再到“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我要在一切实际行动中贯彻落实”，“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的雷锋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家国合一、集体个人密切相连的文化。
、利己与利他的有机统一一“亚当·斯密问题”简评
利己与利他的有机统-——“亚当·斯密问题”简评邓太平摘要：“斯密问题”一直是经济学领域关于人的本质究竟是利己还是利他的争论问题。
但是，当我们仔细拜读这两本巨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道德情操》与《国富论》是不矛盾的。
所谓的“斯密问题”是不符合他的本意的。
《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只不过从不同侧面来说明人的两面性。
二者共执同样的人性观，在理论假设上是不矛盾的，而且在斯密看来道德生活和经济生活存在着共同的目标即实现“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爱”与“仁爱”的和谐统一。
斯密在著作中并没有将利己和利他截然对立起来——利己或利他都是斯密关于人类本性的追求。
本文试图结合对斯密思想体系的理解, 重新探讨和梳理所谓的“斯密问题”, 力图澄清传统认识中的不足之处, 提出其借鉴意义。
关键词斯密问题同情利己利他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一生只公开发表过两部著作，一部是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另一部就是1776年的《国富沦》。
人们都知道他的传世之作《国富论》，都极少有人谈到他的惊世之作《道德情操论》，但斯密对这两部著作的评价却是：《道德情操沦》远比〈国富论》杰出。
长期以来，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但在《国富论》中却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自私，此即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
究竟该如何看待斯密的这两部著作间的关系、下文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加以说明。
从《道德情操沦》的基本思想来看，所渭的“亚当“斯密问题”不过是对斯密思想的误解，并不存在，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证明。
一、《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斯密道德哲学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不存在不一致性首先．据1895年首次发现的斯密在掐拉斯哥，大学的讲课笔记证实，这两部著作都是其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思想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论亚当斯密经济上的利己性和伦理上的利他性关联及对我国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借鉴意义
摘要：亚当·斯密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也是西方最早对经济活动与道德伦理的内在关联作过深入思考的思想家.。
他对经济与伦理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讨论，对于推动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道德建设是一种很好的借鉴。
关键词：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关联；市场经济伦理一、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反映1、《道德情操论》中利他主义的伦理观2、《国富论》中利己主义的经济观3、经济利他主义与伦理利己主义的辩证统一哲学观二、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1、传统的“义利观2、消极的竞争观3、官本位思想的存在三、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当前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借鉴1、经济伦理观念的重塑（1）互利原则（2）平等精神（3）重视理性节俭（4）锐意竞争（5）诚实守信2、经济伦理学理论建设的不断完善3、道德教育与舆论监督的不断强化会计A0923 周舒雅11号摘要：亚当·斯密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也是西方最早对经济活动与道德伦理的内在关联作过深入思考的思想家.。
他对经济与伦理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讨论，对于推动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道德建设是一种很好的借鉴。
关键词：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关联；市场经济伦理一、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反映1、《道德情操论》中利他主义的伦理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西方伦理学和道德哲学发展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作，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遵从人性本善的假设，从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
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既有自私的一面，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利及其最大化；同时也有利他的一面。
他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
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探讨亚当·斯密的“利他还是利己”
探讨亚当·斯密的“利他还是利己”探讨亚当·斯密的“利他还是利己”在探讨市场经济理论时，亚当斯密是一位不可跨越的人物。
在人性问题上，他坚持人类的两种本性学说，即人性的自私(利己)与同情(利他)。
在《道德情操论》中，他认为同情之心是基本人性，但在《国富论》中却将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自私。
自私与同情这两种相互分裂的人性统一在一起，这契合西方一直留传的人性观点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这一看似矛盾的观点便是著名的斯密之谜。
其实，亚当斯密的上述观点并不矛盾，我们完全可以从其道德观中找到破解斯密之谜的钥匙。
一、同情乃人性之本哲学应该从何开端?这是哲学家们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必须先行解决的问题。
不同的哲学开端意味着不同的逻辑起点，造就了不同的思维范式。
不少哲学家把人性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开端，亚当斯密亦然。
尽管他持双重人性论观，但同情却是其哲学体系的开端和核心范畴。
从根源上说，亚当斯密的同情观源于休谟。
休谟在批判霍布斯等人极端的人性自私论的同时，认为人性具有利己与利他两个方面，两者在人性中分量相当。
在他看来，尽管社会经济活动是人类自私和贪欲这种自然本性的表现，但同情永远是人类道德世界的普遍形式。
亚当斯密赞同休谟的人性论观点，认为人人皆有同情本性，不论他是多么的自私和可恶，只不过那些德性仁厚的君子只是在此类情感上更加发达，更加敏感而己。
与休谟不同，亚当斯密对其同情论有所超越，认为在自私与同情两种人性中，同情更为普遍和重要。
同情不仅与道德有关，更与人类的品行相连。
在亚当斯密看来，同情不仅是人的基本情感，而且是人的基本德行之一。
它是人类高尚品德的前提。
他认为，我们何以有德以及我们为何赞同一类行为和品质或反对另一类行为和品质，其根源在于人性中同情的特质。
也就是说，同情是人类德性之源泉。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