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篇文章读后感(一)

《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读后感

在叙事文学备受关注的今天，对叙事理论的研究不胜枚举。想要在这一片天地中有所建树谈何容易，而这篇文章，从古今演变的眼光，将“写人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源起及发展贯穿起来，颇有创意。

文章主要通过四个阶段探讨了中国“写人论”的演变过程。第一部分，形神论：依傍画论的初期“写人论”。作者认为中国叙事理论突出抒情愿望、精神寄托等内容，很少为我们提供切实可操作的写人理论，这样，来自绘画的“形神论”就相对滞后地成为中国文学写人论最初的核心话语。第二部分，性格论：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作者认为明末清初，金圣叹在继承并发展“形神”论的基础上，标举出“性格”说，从而实现了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之后毛氏父子评三国、脂砚斋评红楼等都以性格理论为“写人论”的独立话语，包括鲁迅也曾用性格论评赏《红楼梦》，并对当代写人论产生深远影响。第三部分，典型论：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细化及单极化。作者分析了“典型”一词在我国古代的使用情况和不同含义，以及它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所带有的新内涵，进而探讨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典型论”由于政治影响所造成的偏颇，及八十年代后人们对这种偏颇的努力纠正。作者认为“典型”论既是传统“写人论”的西化，又是传统“写人论”的细化。尽管其政治化倾向一度给人们的身心带来很大伤害，但是由此生发的艺术典型、文学典型等一系列概念，使中国写人论得到不断的深化和细化。第四部分，多重论：中国“写人论”话语的新变及多元化。作者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人们在冲破种种社会化批评的遮蔽后，开始全方位借鉴西方各家文论来解释复杂的文学现象，各种日趋人文化的“多重论”以及与之相仿佛的“面面观”、“组合论”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中国“写人论”的主题。实际上，人物的角色性也是中国文论一向突出的内容，如容与堂本《水浒传》和《〈金瓶梅〉序》中都曾有对人的角色性的强调，只是今天人们所关注的“人”不再仅仅是古代文论中社会化的“人”，而是现代话语背景下肩负着“多重文化角色”的“人”而已。

在分析了中国“写人论”四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作者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也就是文章的第五部分——以形写神：中国“写人论”的气脉贯通。作者认为尽管中国“写人论”的主流话语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异，但却始终有一股气脉或暗或显地贯通其中，那就是“以形写神”。在人们已经逐渐远离画论“形神论”的过程中，却在不断地用更新的术语来衍义着“形神论”这一精髓。

看完这篇论文，我觉得本文在组织结构、语言表达上细密严谨、条理贯通，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资料翔实，论据充分。论文最怕的就是只有论点没有论据，或是论据不足以证明论点。就像是大型团体操表演或是像交响乐团演奏，空有人多不足以成器，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规则、演奏秩序，否则就只能是熙攘的集市、嗡嗡的蜂鸣了。本文在行文中使用了大量论据，资料丰富，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而由于作者将其行之有效地运用于文中，则使文章显得有条不紊、游刃有余。如在第一部分“形神论”的论述中，作者从《淮南子》、《画品》中找到中国写人论的最初源起，之后又从北宋、南宋之人对《会真记》、《世说新语》的评点中，明代李贽评点、《水浒传》眉批、王世贞和汤显祖评点中，以及清代《红楼梦》眉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评点中找到了大量关于“形神论”的关注，充分证明了中国传统写人论的初期，是以画论中的形神论为依傍的。其二，对于典型论的新认识。“典型”一词向来是以纯粹进口产品的面貌出现的，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著作在谈到它时，都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作为最权威的解释，殊不知，典型一词古已有之。包括西方人对于“典型”的理解，在我国传统的写人论

中也是一以贯穿的，并非由于西方的引进，我国“写人论”才初次认识到这一点，只不过由于西方“典型”理论的引进，使其更加流行而已。文中对于“典型”一词的考证，对于它在金圣叹、张竹坡等人的评说中所找到的古人关于“典型”一词运用的发掘，既体现了作者的细心，也说明了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尽管古人在运用“典型”一词时与现代人的运用有诸多不同，但是从这种溯古的探究中，我们仍能得到一些启示。其三，文章重在对中国“写人论”的发展进行梳理，但并不仅仅停留于古代传统的“写人论”框架内，而是将古代的“写人论”与现当代的“写人论”贯通起来，将当下“写人论”的多重话语放在中国文论的历史演变中去考察，从而得出“以形写神”是中国“写人论”的精髓这一结论。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更有整体性，因而也更为可信。

此外，由于本文认为“以形写神”是一道贯通古今的气脉，我进而又想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传统理论中特别重视精、气、神、韵等方面？文中对于它的原因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那么我想这种现象是不是和中国人的哲学观念有关。因为老子、庄子对于世界的认识都是把“无”看作世界产生的本源，也就是说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类，都是由“道”、由“无”产生的，人的存在只是一种现象，人的真实是人的实体之外的神、气的存在，这样，文学作品要表现真正的人，就必须以表现人的实体之外的神、气为最高境界，而文学“写人论”自然也就以神、气为核心话语了吧。

再有，就是书中对“典型”一词的发掘让我感慨良深。自打西风东渐以来，传统的东西真是被我们干净彻底地丢在脑后了。原本有的不用，偏偏请那些漂洋过海的，这样品读起来才觉得有滋味，莫不然真的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不成？然而，当我们连语言都在放弃、生疏之时，还有什么可以坚守呢？只是可惜了古人聪明的脑袋，这样看来，还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对我国古代文化来一次大盘点，若是在古书堆中好好地翻翻，还指不定找出多少宝物呢。但愿我们真的能在古书堆里干得天翻地覆，却又兴高采烈、新奇无限。

《谈谈1900年前后的三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说到底是史书的一种，所以它承载了史书特有的责任。既是历史，就需真是，而既是文学的历史，就需写出美的言辞的轨迹。

《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作品永远是在被读者不断解读的过程中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哪里想到过这许多事情，可是，今天的我们却在分条、分点、分章节地对其作品逐一考察，有点匪夷所思，却又未尝不可。时间允许每一代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化在这样的声音中得以传承。

《“五四”新文学源流研究述评及其反思》在这里，我充分感受到了辩证法的强大力量。

这篇文章主要对以往关于五四源流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将这些研究归为五种：

一，晚明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以周作人及其高足任访秋为代表，他们认为“五四”文学运动源自晚明的公安、竟陵派的主张，这对于纠正新旧文学不可逾越的偏见意义重大，但是它又弃置了新文学运动发生时极为明显的西学背景。

二，明末清初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郑家建为代表，他从六个方面指出了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内在渊源，指证了一反传统自居的五四人物其实本身就带有中国传统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印记，很有见地，但是他以局部判定整体一致性的研究方法本身有问题。

三，晚清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陈子展、杨联芬、王德威和张全之等人为代表，它作为声势最为浩大的一种学说，对当今学界的影响最为深刻，但由于这一说法内部还村在很大分歧，各家所强调的重点有明显差别，所以还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讨论和沟通。

四，辛亥革命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以台湾学者陈万雄为代表，他主要从新文化运动的人

员构成、对传统思想的反叛以及文学革新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辛亥革命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渊源关系，但这一学说只能作为“晚清说”的补充才有意义，否则就是片面的。

五，魏晋南北朝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陈方竞和刘中树为代表，他们主要从受章太炎影响最深刻的鲁迅对六朝文学的重视来论述新文学的源流，对通体了解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是过分夸大魏晋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一致性，有局部类比的嫌疑。

分析了以上几种观点的优缺点，作者认为“主题先行”、“事后追认先驱”是诸篇文章的通病，而仅仅对中国文学的源头与五四文学的相似点进行比较，缺乏脉络式的梳理，是诸位学者的又一缺陷。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任何条件的更改都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在各种历史力量的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相互替代的动态过程中产生的，而绝不是一种直线主义的简单进化。正确的态度是要抓住“五四”新文学运动这颗“果”，顺“果”摸“藤”，直至最后找到它真正的“根”。也即从“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着眼，从“五四”新文学“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内核、“重估一切价值”的怀疑精神、“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拿来主义”等各个方面，运用“文学的整体观”来追本溯源，才能找到它的真正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