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宗教
中国古代文学与宗教信仰
中国古代文学与宗教信仰中国古代文学与宗教信仰是密切相关的，二者互为因果关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古代中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信仰对人们思想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影响。
同时，宗教信仰也受到古代文学作品的塑造和传承。
本文将从道教、佛教和儒教三个方面，探讨古代中国文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一、道教与古代文学古代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描绘了与道教相关的主题和意象。
道教主张返璞归真，崇尚自然和谐，寻求至道的修炼。
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古代文学的创作，使得自然景观、山水意境成为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描写对象。
例如唐代诗人杜甫的《登高》中写道：“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通过描绘大自然的景色，表达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道教理念的向往。
另外，在古代小说中，道教元素也经常出现。
例如《西游记》中，主人公孙悟空是一位石猴精，通过修炼成仙，成为了大罗金仙。
这种描写将道教的修炼思想融入到了小说情节中，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多彩。
二、佛教与古代文学佛教是古代中国受到广泛传播的宗教之一，也对古代文学有着深远影响。
佛教倡导以智慧和慈悲为核心的修行方式，这种理念在古代文学中得到了广泛体现。
在古代诗歌中，佛教经常被用作表达内心感悟和寻求宁静的媒介。
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写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通过描写山河自然景色，表达了对人生本质的追求。
在古代小说中，佛教的思想和艺术形象也得到了广泛运用。
例如《红楼梦》中，佛教徒林黛玉被描写为一个具有神秘感和超凡世俗的角色，她的命运和心境与佛教信仰的内涵互相呼应，为整个小说增加了神秘的氛围。
三、儒教与古代文学儒教在古代中国的社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教提倡小我与大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种思想理念贯穿了古代文学的方方面面。
在古代诗歌中，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被广泛表达。
例如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之一》中写到：“萧萧远树寒灯下，纵有千家也一梦。
文学作品中的宗教题材
文学作品中的宗教题材宗教题材是文学作品中常见且重要的元素之一，在文学创作中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深刻的内涵。
宗教题材既可以作为作品的主题进行展开，也可以融入到作品的情节、人物形象和语言表达中，为作品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本文将从宗教的影响力、宗教与人性的关系以及宗教的象征意义等方面探讨文学作品中宗教题材的表现形式与作用。
1. 宗教的影响力宗教自古以来就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它都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文学作品中的宗教题材往往反映了宗教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力。
比如，在女作家奥尔加·图佩洛的长篇小说《無現の神トヴノスキ》中，主人公因信仰某种神秘的宗教而陷入迷茫和困惑，宗教的力量使其不断追寻真理，思考人生的意义，这种宗教影响的描写展示了宗教对个体心灵的深刻触动。
2. 宗教与人性的关系宗教题材在文学创作中常通过描写人性而传递出宗教的内在意义。
宗教往往关注人类内心深处的需求和矛盾，通过信仰和寻求宗教解脱来满足这种需求。
在美国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主人公亚历克斯变成了一只昆虫，象征着他的内心困扰和无法自拔的痛苦。
宗教题材贯穿整个作品，通过宗教的力量让人们重新审视生死、罪恶与救赎等人类永恒的问题，揭示出人性的复杂和宗教的慰藉。
3. 宗教的象征意义宗教在文学作品中还常常具有象征意义，通过对宗教符号和故事进行再创作，在意象上寓意深远。
在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巴黎圣母院成为了整个作品的象征，代表着正义、宽容和神圣的力量。
小说通过对这座宏伟教堂的描绘，使之成为一种宗教意义的象征，凸显出社会中人与神之间的纷争与和谐，展现了宗教对个体及社会的鼓舞和感召。
4. 文学作品中宗教题材的作用宗教题材在文学作品中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更是对人性、社会和人类命运的一种思考。
它通过对信仰、神秘和灵魂问题的探索，为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内涵与思想深度。
论古埃及宗教与文学的关系
082文化纵横论古埃及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古埃及是一个奴隶国家，宗教意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所有古埃及人的思想意识中，神从出生到死亡都与人联系在一起，各种创造和生物都与神有关。
在这种泛神论思想中产生的古埃及文学必然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并与宗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正如周群所说：“宗教经典本身具有的浓郁的文学气息，清晰地体现了宗教与文学托体同根、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1]可以说，古埃及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的。
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埃及文学的起源和发展。
在讨论古埃及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时，本文将以古埃及的一些世俗作品和宗教经典为例，分析古埃及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古埃及宗教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
对神的祷文——文学诞生伴随宗教功能性在古埃及，书吏学校受到宗教团体的严格控制，文字的使用者都是书吏，受宗教牧师的控制。
经书的书写和抄写都经过了文字改造，严格保证了经书的神圣性和严肃性。
在古埃及的早期，最早的文献记录是写在纸莎草卷轴上以及刻在庙宇和金字塔墙壁上的宗教文献。
古朴时期与古王国时期（公元前3200~公元前2280）处于古埃及历史中的早端时期，在这一段时期中的文学作品有著名的《金字塔铭文》，在文献《<金字塔铭文>与古埃及复活仪式》一文中记载：“《金字塔铭文》是古埃及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它出现于古王国后期，由国王金字塔墓室及墓道墙 壁上的一系列仪式性、魔法性咒语组成。
”[2]可以说，古埃及的文学从一开始便是以宗教经文的身份诞生。
在金寿福译注的《古埃及<亡灵书>》中有言：“在这些经文中，其绝大部分的撰写初衷只是为了祭司在殡葬仪式的各个环节进行诵读，以显示生者对于死者的尊重和纪念，甚至是畏惧。
”[3]新王国时期的《亡灵书》作为一本从统治阶级渗透进社会最后几乎所有民众都拥有的一本宗教经文，可以说是古埃及最具影响力与普及力的宗教经典，其本身的诗歌形式使其具有浓浓的文学气息，但文学并非撰写经文的根本目的，这些经文、咒文与祷文颂歌所携带的文学气息是有宗教目的的。
古代中国的宗教与文学交流
古代中国的宗教与文学交流在古代中国，宗教与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厚的交流关系。
宗教信仰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文学作为表达和传播信仰的媒介，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宗教与文学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宗教和文学的高度重视。
首先，古代中国的宗教对于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佛教在汉朝时期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宗教之一。
佛教弘扬了慈悲、舍己为人的思想，这些思想的传播深入到了中国的文学作品中。
例如，在《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通过角色香菱来表现了佛教的关怀他人、忍受苦难的精神。
这样的表现方式使得宗教与文学融为一体，呈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
其次，文学也通过对宗教的描述和表达，传播和弘扬了宗教思想。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对于神话、传说和神灵的描写。
这些描写不仅为文学作品增添了神秘色彩，也传达了人们对于宗教的崇拜和敬畏。
例如，在《西游记》中，孙悟空与其他几位主要角色一同西天取经，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各种神仙和妖魔的考验。
这个故事中出现的神仙与妖魔形象，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于宗教神秘力量的向往，同时也传递了宗教道义的思想。
此外，宗教与文学的交流也展现在对于道德伦理和生活哲学的探讨之中。
中国古代许多文学作品中都以宗教的道德伦理为指导，表达了一种人生哲学。
例如，《论语》是中国古代经典的著作之一，其中收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这些言行不仅是对于道德伦理原则的重要阐述，也体现了对人生、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思考。
这样的文学作品通过宗教的思想融入人们的生活，影响了古代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总的来说，古代中国的宗教与文学交流丰富多样，不同的宗教信仰通过文学作品的表达和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
宗教对于文学的影响在于它们共享的思想和价值观。
宗教信仰通过文学作品得到了传播和弘扬，而文学作品也借助宗教信仰的形象和故事塑造了文学的神秘性和深度。
宗教与文学的交流不仅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带来了宗教信仰的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古代文学中的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
古代文学中的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古代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与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紧密相连。
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是人们对于世界和生命本源的探索和想象，它们的表现形式经常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古代文学中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并分析其对古代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承的影响。
一、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在古代的人类社会中，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常常被视为同一体系的不同表现形式。
神话传说是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类起源、世界演化、伦理道德等诸多问题的理论性解释与叙述，它们通过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和形象表达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追问和回答。
而宗教信仰则是人们对于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的虔诚崇拜，通过仪式、礼仪和道德规范等方式传达人们的宗教情感与思想。
虽然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但它们在古代文学中的体现常常相互交织。
在许多神话传说中，众神与神仙经常以人的姿态出现，在其故事情节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神、神仙与古代人们的信仰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
同时，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神祗被展现为超越人类的存在，对人类的命运与成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宗教信仰常常通过史诗、歌谣、赞美诗等文学形式传递给后世，成为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来源。
二、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对古代文学的影响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对古代文学的影响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看。
首先，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为古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创作素材。
诸如《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神仙神话和宗教信仰故事，成为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传世之作。
这些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的故事情节既扣人心弦，又蕴含着智慧和哲理，激发了古代文学创作的灵感。
其次，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塑造了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神话中的众神与神仙形象丰富多样，它们既是古代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想象，又承载着道德观念和人文情怀。
这些神仙形象如李白、杜甫等成为了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人物，他们的境界和思想内涵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宗教信仰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宗教信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尤其在古代文学中，宗教主题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元素。
本文将围绕着宗教信仰的主题，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宗教信仰元素，以及这些元素如何影响古代文学的创作。
一、道教道教是中国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它强调“道”（Dào）的概念，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道”的存在。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道教元素广泛应用于诗歌和小说中。
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诗人李白的《庐山谣》和元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西游记》。
李白的《庐山谣》是道教色彩浓厚的诗歌作品。
诗中运用了很多道教的元素，比如“玉虚洞”、“方壶气”、“蓬莱仙境”等等。
这些元素为诗歌增加了神秘和奇幻的色彩，使得诗歌既富有意境，又令人着迷。
吴承恩的《西游记》则是一部道教与佛教文化融合的小说。
在小说中，唐僧一行人遇到了许多妖魔鬼怪，而他们的旅程也是一次寻找佛经和修行的过程。
在小说中，道教和佛教元素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这种文化融合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二、佛教佛教是中国宗教信仰的另一部分，最早传入中国的是东汉时期。
在古代文学中，佛教元素的应用也非常广泛。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和明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是一首描写佛教意境的诗歌。
在诗中，王之涣通过描写人间的繁华和天上的苍穹，寄托了对佛教“六道轮回”思想的追求。
诗歌既表现了人生的短暂和无常，又表现了对佛教“刹那即永恒”的崇拜。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明代社会习俗和忠臣孝子精神的小说。
在小说中，佛教元素的应用也非常多。
比如主人公司马光与佛教修行者道安的对话，就表现出了吴敬梓对佛教“打破世俗约束，超越人性的崇拜”。
这种宗教信仰对吴敬梓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儒教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强调“仁爱”、“礼法”等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古代文学中，儒家思想的应用非常广泛。
古代文学的神话与宗教文化
古代文学的神话与宗教文化古代文学是一座充满神话与宗教文化的宝库，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神秘与信仰。
神话作为一种叙事形式，通常涉及到人类与神灵之间的互动，而宗教文化则是人们对于生命意义和超自然力量的思索和崇拜。
在古代文学中，神话和宗教文化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表达。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古代文学与神话、宗教文化的关系，并深入探讨其意义和影响。
一、神话与文学的关系神话在古代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作为古代文学的源头，同时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
古代文学中的神话故事通常描述了神灵、英雄和其他超自然力量的生活和冒险经历。
这些故事以生动的叙述方式传达给读者，使得读者对于神秘力量和超凡存在的敬畏之情得以激发。
在古代文学中，神话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文学形式，如史诗、戏剧、民间传说等。
以史诗为例，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描绘了众神对人类命运的操控以及英雄们与神灵的互动。
这些故事不仅具有戏剧性的冲突与张力，同时也蕴含着对于人类命运和道德观念的深刻思考。
神话作为文学元素的运用，使得古代文学作品更加丰富多彩，充满了想象力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神话的存在让人们能够逃离日常的琐碎和现实的束缚，进入一个充满冒险和不可思议的幻想世界。
二、宗教文化在古代文学中的作用宗教文化是古代文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文学常常融入了人们的宗教信仰，展现了人们对于宇宙和生命的探索与思考。
在古代文学中，不同的宗教文化常常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取向和人物形象上。
比如，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中常常强调世俗生活的痛苦与空虚，通过人物的苦行和顿悟来表达对于凡尘的超越。
而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则常常强调人类良知和人性的救赎，通过塑造圣人和信仰的形象来探讨人类内心的纷扰与挣扎。
宗教文化在古代文学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题材和人物形象上，同时也体现在文学体裁和形式上。
许多古代文学作品如《圣经》、《古兰经》等，被视为一种宗教文本，承载着宗教信仰和教义。
性别、族群、宗教与文学
性别、族群、宗教与文学性别、族群、宗教与文学在当今世界，性别、族群和宗教等因素对社会和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个人的身份认同，还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与传播。
本文将探讨性别、族群、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探究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个体和社会的文学表达。
首先，性别在文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自古以来，性别差异一直是社会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在文学作品中，性别成为刻画人物形象、展示个人命运的一个重要方面。
例如，女性在文学中常常被描绘为柔弱、依赖性强、被动甚至受压迫的形象，而男性则通常被描绘为强壮、自主、积极的形象。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反思这种二元性别观念的合理性，并在文学作品中呈现更多样性别形象和故事。
这些作品不仅普及了新的性别观念，也为性别平等争取了更多话语权。
族群也是影响文学的重要因素之一。
各个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历史遗留问题，使得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丰富多样的族群形象和故事。
例如，中国文学中常常出现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各具特色的族群形象；美国文学中也经常描绘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等少数族群形象。
这些文学作品通过展示各个族群的不同生活经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加深了人们对各族群的了解与尊重，为构建多元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以其独特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创作与传播。
不同的宗教信仰赋予了文学作品不同的主题和意义。
基督教文学以其慈爱、宽容、救赎的主题深入人心；佛教文学则强调生命的无常和追求内心平静的境地；伊斯兰教文学注重探讨人与神的关系等。
宗教在文学中不仅是一种审美表达方式，更是一种道德思考与情感寄托。
通过宗教主题的文学作品，人们可以深入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与神的关系以及道德与伦理等重要命题。
然而，性别、族群和宗教在文学中的塑造也存在争议。
有些文学作品可能过于简化性别、族群和宗教的形象，将其固定在某种刻板印象中，导致一种片面和偏见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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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宗教与文学的互动和影响张蕊青宗教与文学不是绝缘的，尤其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本身很有艺术气氛，其音乐、美术以及佛典中的文学表现，对中国文人都很有吸引力，其义理也给久困儒家章句的文人开辟了新的境界。
这种文字的表现具体到文坛上，则有许多作家写出了一些宣扬佛教的作品。
”从《世说新语》中有关宗教的描写，我们还可以看到，将宗教引入文学，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另一方面，由于宗教人物进入了文学，提高了宗教人物在知识阶层的地位，同时也扩大了宗教的影响。
因此，宗教与文学之间呈现了一种双向汇流、相辅相成的关系。
宗教渗入了文学，文学也浸透了宗教，这当然不自《世说新语》始。
自从产生宗教之后，就与文学艺术形成了双向汇流之状。
宗教场所的各种图像、雕刻乃至建筑装饰都是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有很多作品被尊为世界艺术精品，国外亦然。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不就是宗教题材的世界名作吗？《圣经》既是宗教经典，也是众所周知的绝妙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的一些佛道著作也可视为文情并茂的文学佳作。
同时，许多纯文学作品很多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宿命论思想和宗教意识。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悠悠苍天”之句，就是把天看作神灵；《楚辞》中的《湘夫人》、《湘君》、《山鬼》等篇更直接地是神话故事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世说新语》中所反映出来的宗教与文学的双向汇流是一条普遍规律，不论远古还是近代，只要有人类，就有文学，就有宗教；有宗教，有文学，就有宗教的载体。
文学的内容，就是宗教与文学的双向汇流和相互渗透，而这个“相互渗透”也不是人为的，当然这里也不排斥大艺术家、大宗教领袖的特殊选择以及特殊才能的特殊作用。
宗教徒要向世人表现自己所崇拜的形象，推广宗教，唤起世人的共鸣，就必须依靠和借助文学家的妙笔和形象思维，文学家们许多时候要寻找形象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理想，因而也自然而然地与宗教一拍即合。
宗教以文学作为自己的一半，文学也常以宗教作为自己另一半，这就形成了难舍难分的双向汇流、相互渗入的状况，这是文化发展进步的一种自然现象和必然现象，这种现象还将随着时代的步、科技的发展日益深化。
宗教因有文学艺术这一绝妙的载体，其号召力更为震撼；文学艺术因有宗教的深层内蕴，其感染力也更加强烈。
达·芬奇创作的《最后的晚餐》就是一个很好例子。
它取材于《圣经》故事，抓住了最感人的一瞬间，表现出耶稣和圣徒们的种种复杂心态，令人禁不住顶礼膜拜。
这就是鬼斧神工之作，是一种艺术震撼力之所在。
然而这种艺术魅力的展现，很大程度上也因为有其深厚的宗教内涵，有着其他纯艺术作品所不能比拟的功用和感召力。
宗教的魅力正是与反映其内容的艺术作品的魅力成正比的。
在《世说新语》的时代，一些名士之所以乐于与高僧、名僧交往，是因为高僧、名僧学问渊深，文学修养极高，名士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受到启发。
支道林首先将佛理渗入文学领域，对玄言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玄言诗的代表人物孙卓与许询，都与支道林过从甚密，他们与王濛、许安等人一起，配合清谈活动，掀起了玄言诗的创作高潮。
《文学》第55节载：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
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
”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 ?”正得《渔文》一篇。
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
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
于是四坐各言怀。
毕，谢问曰：“卿等尽不 ?”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渴。
”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座莫不厌心。
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高僧与文人聚会，既作诗又作文，宗教与文学之关系可见一斑。
在《世说新语》所描写的东晋初年至刘宋初年这一百余年中，南方主要出现了三个文学集团，那就是东晋会稽文学集团、晋末庐山文学集团、宋初藩王文学集团。
而“这些文学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正好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兴盛相适应。
”在会稽文学集团中，支道林是一个重要人物，本文已多有述及。
晋末庐山文学集团的领袖人物是高僧慧远，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经是这一集团的成员，大诗人陶渊明也与这一集团多有瓜葛。
而在宋初藩王文学集团中，影响最大的是刘义庆文学集团和刘义真文学集团。
而刘宋诸王都信奉佛教，刘义庆组织门下文人编写的《幽明录》、《宣验记》等志怪小说的主旨就是宣传佛教理论，刘义真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也都是佛教信徒，包括著名文人谢灵运、颜延之、和尚慧琳等。
诸如此类的文学集团，对佛教与文学的融合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如《文学》第40 节记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
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
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讲经说法本来就比较严肃枯燥，而在高僧们富有文采和意趣的演说下，众人不仅不觉得乏味，而且把它当成了一种美的享受，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在这种美的熏陶下，人们就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宗教的教义。
《世说新语》记载的当时名僧几乎都富于才情，他们向世人宣传教义都是采取一种能为广大世人接受，尤其是为当时文人所接受的传教方式，既有一种玄妙之趣，又有一种文艺之美，达到了一种质与文的统一。
他们在平时的日常谈话中也都十分重视言语的优美和修饰，如《言语》第93节：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
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
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
”正是靠着这种文采的表现，佛教才在六朝蓬勃发展起来，因为它首先博得了贵族和文人的好感，迎合了他们喜爱文学、追求美的心理。
王羲之就是因为支道林讲了几句“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妙语，便一下子转变了对支的看法，而且与之留连忘返，心醉神往，引为知音（《文学》第36节），由此可见文学之魅力。
从书中看来，当时的高僧或有名望的道士居士，首先都是才华横溢的大才子，因为他们有才，在与名士的交往和论辩中，才能让在座者“莫不厌心”，“众咸称善”，使人们对其产生崇拜之情，并进而对其宣传的教义产生信仰。
尤其是在那个充满着艺术气氛的时代，文学对宗教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从《世说新语》中我们发现，文学与宗教双向汇流的这一关系为何会这样突出，这应该说是由当时的时代特征所决定。
鲁迅先生说：“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
”《世说新语》所反映的时代，是沙漠中有绿洲、惊涛中有避风港的这么个时代。
在这段历史时期里，王朝更迭犹如儿戏，篡权政变不可胜数，险恶的政治漩涡不断旋转，稍一不慎就会席卷而入难以自拔。
士人都希望寻找既能发挥才智又安全可靠的事情来做，于是宗教成了人们向往和研究的对象。
当时政坛虽政权不停地变换，然在远离政治斗争的地方还是有绿洲和避风港的—那就是宗教。
许多寻找安慰和寄托的名士文豪纷纷转向对宗教的研究，他们在宗教中寻找到了寄托自己情思的东西，同时又不存在任何的政治风险，因而宗教与文学在此时的结合便达到了一种超越前代的盛况。
政治动乱对于文人来说是最敏感的，又是最担心的。
统治者对文人既需要又害怕，平时需要他们来捧场，但又担心有时会难以控制，一旦发现不利统治的言行，便拿文人们开刀，所以正直廉洁的文人被迫遁入宗教这块风水宝地，他们不满那种“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诗》）的局面，但又不能像以前的清谈那样直言无忌，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宗教式的语言，用谈论宗教的方式来发表政见，表达自己的思想，因而出现宗教盛行、玄学盛行（玄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宗教）的状况。
而且这些文人不论在朝在野，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
在朝者，从曹氏父子开始，他们既是政治领袖，又是文坛泰斗，为了真正服众，他们大都好学有才，且识才爱才聚才，以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
而那些在野者，或由于家学，或由于勤奋，或由于师友相传，他们的文化层次也都很高。
在他们看来，宗教是人生的高境界，因此就自然而然地会向宗教靠拢，由于他们的妙语如珠、妙笔生花，故而在宗教文论和行为中自然有着极强的文学气息，而处在这种氛围中的宗教徒要想与这些高手周旋，要想在他们中找到立脚点，要想获得他们的赞赏，也不得不在文学上狠下苦功，不得不努力寻求宗教与文学的一种更完美的结合。
由于宗教徒与文士的共同努力，出现了宗教与文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文化景观。
因此，宗教因文学而彰，文学因宗教而美，两者通过双向汇流相得益彰。
这该是《世说新语》所显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现象。
文学和宗教的关系王维和裴迪《辋川集》受佛教禅宗影响文天祥早期山水诗也是受佛教和道教影响，他甚至给大儿子取名文道生，给小儿子取名文佛生，这足以证明他信奉佛教和道教了。
史书记载，大唐诗人王维自妻子去世后，孤居三十年。
禁肉食，绝彩衣。
居室中除去茶档、茶臼、经案、绳床，此外一无所有，完全过着禅僧的生活。
每当退朝之后，净室焚香，默坐独处，冥想诵经。
剑一般的花枝已刺在他的眉睫间，这一刺已是剑术中的精髓。
所有无法无相无情无义无命的剑法中的精髓。
这一剑已经是禅。
禅无情，禅无理，禅亦非禅。
非禅也是禅，非剑也是剑。
到了某一种境界时，非禅的禅可以令人悟道，非剑的剑也可以将人刺杀于一刹那间。
——古龙《楚留香》返璞归真，也作返朴归真，指去掉外在的装饰，恢复原来的质朴状态。
道教教义，道教学道修道，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自身的修行和修炼，使生命返复到始初的状态，道教称之为“返朴归真”。
道教认为，人原初的本性是淳朴和纯真的，是近于“道”的本性的。
所以人们常说儿童天真无邪。
但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思虑欲念不断萌生，再加上社会环境的不同影响和情色财货的诱惑，不断地消耗掉人原有的生命元真，也蒙迷了原有的纯朴天性，若进一步嗜欲无止，将严重损害自己心性和生命健康，从此背道而驰。
而学道修道，就是要使心性和生命返到纯朴纯真的状态。
辋川集王维的作品，同时收录有裴迪诗作二十首。
《辋川集》二十首是王维辋川山水诗的集成。
《辋川集》序：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泮、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
孟城坳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
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
（王维）结庐古城下，时登古城上。
古城非畴昔，今人自来往。
（裴迪）华子岗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
上下华子岗，惆怅情何极。
（王维）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晞。
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
（裴迪）文杏馆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
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
（王维）迢迢文杏馆，跻攀日已屡。
南岭与北湖，前看复回顾。
（裴迪）斤竹岭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
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