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俗词及其口语演唱传播

柳永俗词及其口语演唱传播【摘要】柳永是北宋词坛的一个“异数”，他词作一出，备受争议，毁誉最烈。

毁之者和誉之者之争，无非是围绕柳词的“俗雅”之争。

正是柳永词中存在的“俗”的一面，使得柳永词能够以口语的方式进行演唱传播，而对柳永词的“俗雅”的争议，又使得柳永词能在舆论上保持热度，促进了其口语传播的力度和广度。

【关键词】柳永词；俗词；口语传播一、引言词自唐滥觞以来，迄明清，词家辈出，不计其数。

而柳永居于其中，亦似沧海一粟，极易被湮灭。

然而，柳永却成为宋代词坛的一个“异数”，他词作一出，备受争议，毁誉最烈。

誉之者将其与杜甫相提并列，认为“诗当学杜，词当学柳” [1]；而毁之者诟其词“遂使郑卫之音，泛滥六七百年，而雅奏几乎绝矣” [2]。

毁之者和誉之者之争，无非是围绕柳词的“俗雅”之争。

谓之“俗”者有：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

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3]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语词尘下。

[4]谓之“雅”者有：柳永高浑处、清劲处、沉雄处、体会入微处，皆非他人屐齿所到。

且慢词于宋，蔚为大国，自有三变，格调始成。

[5] 其高浑处不减清真。

长调尤能以陈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

（郑文焯《与人论词遗札》）然，谓其“雅”者或谓其“俗”者都太过片面。

因为柳永词中，既不乏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的珠玑雅句，又不乏如“师师生的艳冶，香香与我多情。

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片”（[西江月]）的俗词艳语。

诚如夏敬观《吷庵词评》所说：“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做法，层层铺叙，情景兼容，一笔到底，始终不懈。

俚词袭五代淫媟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

” [6] 笔者认为，正是柳永词中存在的“俗”的一面，使得柳永词能够以口语的方式进行演唱传播，而对柳永词的“俗雅”的争议，又使得柳永词能在舆论上保持热度，促进了其口语传播的力度和广度。

二、柳永词之“俗”与口语传播词兴于唐，盛于两宋，是一种与音乐相结合可以歌唱的新兴抒情诗体。

“词史上有关词的起源的种种说法，无论是‘诗馀’说，或者是乐府演绎说，或者是‘和声’、‘泛声’说，等等，都说明词体的产生是与音乐发展相关的。

” [7]所以可以说，词乃合乐的文学体裁。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词也是语言的一种，“语言是声音形式和意义形式结合的符号系统。

口语是语言形式的听觉系统，而书面语是语言形式的视觉系统。

它们作为语言的两个不同的存在形式，共同承担了传播功能。

” [8]所以，从词是一种特殊的“声音形式”这个角度来看，词首先具有声音传播，即口语传播的先天条件。

词的口语传播是一种面对面的声情并茂的交流活动，词作者想要借助这种交流活动，使其词被较多的接受者所接受，并且以辐射的方式在更广的范围之外进行重复传播，这就要求词的语音易入耳入口，词的内容易入意入情。

而柳永词因其“俗”而完全符合这两方面的要求的。

宋翔凤《乐府余论》云：“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岁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

一时动听，传播四方。

” [9]的确，柳永友歌妓、近世俗，采世俗语入词，绘世俗景融词，言歌妓心声，显世俗情趣。

柳永词之“俗”融通了由词作者、传播中介、受众建立的传播范式。

而这种传播范式包含了词作者与传播中介、传播中介与接受者、词作者与接受者这三种传播关系。

下文即以这三种传播关系对柳永俗词的口语传播进行分析。

（一）、柳永与传播中介的传播关系北宋前期，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结束，复归于天下统一，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宋代的城市商业发展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正所谓“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 [10]。

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促使了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对娱乐生活的需求，而词作为歌舞演唱时必备的歌词，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

正因为“城市化为词的欣赏提供了庞大的受众群，商业化为词的消费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去道德化’为词的创作摆脱了精神的束缚” [11]这种环境的形成，为柳永词的口语传播尤其是演唱传播提供了最大可能。

相应地，作为词的演唱主体——歌妓，也就自然成了柳永词演唱传播的主要媒介。

宋代歌妓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

官妓主要服务于宫廷和州府县衙，家妓主要服务于士大夫私人阶层，而市井妓则主要服务于广大的市民阶层。

市井歌妓出入歌馆、酒楼、瓦肆，与广大的市民阶层直接接触，是宋代歌妓阶层中人数最多的群体。

柳永因“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作《鹤冲天》一词，其中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传至仁宗耳中。

待到柳永终于上榜，而仁宗却“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12]柳永因此“不得志，日与狷子纵有娼馆酒楼，无复检约。

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 [13]。

由此可见，柳永的仕途蹭蹬，促动了其在秦馆楚楼的浅斟低唱，间接地拉近了他与市井歌妓的来往。

因此数量庞大的市井歌妓成为了柳永词最庞大的传播主体。

柳永与歌妓的传播关系是直接传播。

柳永词之所以能够达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如此广泛的传播效果，与歌妓的青睐和卖力演唱不无关系。

柳永对于其词之受歌妓喜爱，也曾有过描述：“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

索要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玉蝴蝶》）。

《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妓通过演唱柳永词而“声价十倍”，而柳永亦通过歌妓唱词把自己推销出去。

《岁时广记》卷三十一引《古今词话》：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

孙知杭州，门禁甚严。

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公之前。

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

中秋府会，楚楚婉转歌之，孙即日迎耆卿预坐。

可见，柳永与歌妓之间具有极强的互动性，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赤裸裸的金钱物质交易，他们之间产生的“经济关系”可以说是以词为媒介进行情感精神交流之后产生的帮衬关系。

柳永与歌世人毁柳永者，多诟其所作多为“闺门淫媟之语”。

据杜若鸿《柳永及其论衡》一书中统计，《乐章集》中关于吟咏佳人或歌妓的作品约有103首之多，几乎占全部词作的一半之多。

这一百多首词作中，有表达对歌妓容貌体态和歌舞才艺的欣赏与爱慕的，如：香靥深深，姿姿媚媚，雅格奇荣天与。

（[击梧桐]）嫩脸修娥，淡匀轻扫。

最爱学、宫体梳妆，偏能做、文人谈笑。

绮筵前、舞燕歌云，别有轻妙。

（[两同心]）身材儿、早是妖娆。

算风措、实难描。

一个肌肤浑似玉，更都来、占了千娇。

研歌艳舞，莺惭巧舌，柳妒纤腰。

自相逢，便觉韩娥价减，飞燕声效。

（[合欢带]）秀香家主桃花径。

算神仙、才堪并。

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

爱把歌喉当筵逞。

遏天边，乱云愁凝。

言语似娇音，一声声堪听。

（[昼夜乐]）也有对歌妓情感世界进行审视和关照的，如：早知恁么。

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

镇相随，莫抛躲。

针线闲拈伴伊坐。

和我。

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定风波]）已受君恩顾。

好与花为主。

万里丹霞，何妨携手同归去。

永弃却、烟花伴侣。

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迷仙引]）两首词都是模拟痴情女子的口吻，《定风波》描写一个带有反叛色彩的女子，她认为男子为仕途功名而作的奔波是虚度光阴，而把恋人相伴相随的时光视若珍宝。

这与传统意义上的“重事业轻爱情”观念截然相反，表现女子单纯而富有人情味的愿望。

而《定风波》则描写一个青楼女子渴望从良、找到一个良人从一而终的真切愿望。

柳永不仅以俗词融通与歌妓的物质帮衬关系，更以平等理解的姿态构筑了与歌妓情感交流的精神关系。

所以与其诟柳永词带有了“绮罗香泽之态”，不如说其是为了拉近歌妓而作的溢美之词，或者是同情歌妓而为歌妓抒发心声所作的代言之词。

在柳永的《乐章集》中，出现姓名的歌姬有“虫娘举措皆温润（[木兰花]）”中的虫娘、“秀香家住桃花径（[昼夜乐]）”中的秀香、“英英妙舞腰肢软（[柳腰轻]）”中的英英、“有美瑶卿能染翰（[凤衔杯]）”中的瑶卿、“心娘自小能歌舞（[木兰花]）”中的心娘等。

古代文人为了仕途之路，会作干谒词送给权贵，希望通过自己的文采收到提拔。

而柳永所作的这些赞美歌妓容貌才艺的词作和表达歌妓内心世界的词作，性质其实和干谒词大致相同。

柳永通过赞美歌妓，来获得她们的欢心；通过表达她们的心声，来引起她们的共鸣。

这样的易获得歌妓的青睐的词作当然会被歌妓作为演唱的首选，柳永借用她们演唱自己的词作而使自己的词作被推销和传播开去。

（二）、传播中介与受众之间的传播关系上文说到，柳永词的传播中介主要是市井歌妓，而受众主要是广大市民阶层。

传播中介和接受者也是直接传播，这种传播需要歌妓和市民双方都在场。

“传播总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场合的结构当中的一种行为的整合” [14]，即传播活动要具备一定的传播现场，或者说传播环境。

当时北宋的词传播现场主要有宫廷宴席、公私宴席、酒楼茶馆、街市瓦肆。

宫廷宴席上一般在重要节庆日举行，在这种场面演唱的歌词大多为御用文人当场所作。

《岁时广记》卷十七引《古今词话》：柳耆卿祝仁宗皇帝圣寿，作《醉蓬莱》一曲。

此词一传，天下皆称妙绝。

盖中间误使宸游凤辇挽章句。

耆卿作此词，唯务钩摘好语，却不曾参考出处。

仁宗皇帝觉而恶之。

及御注差注至耆卿，抹其名曰：“词人不可仕宦，尽从他花下浅斟低唱”，又是沦落贫窘，终老无子。

可见柳永虽然曾在宫廷宴会上献词，但因触犯了仁宗皇帝，最终被黜，远离宫廷。

北宋初期，统治者处于政治目的鼓励大臣“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促使社会享乐之风盛行。

官府之间来往应酬需要置办共宴，文人相会离别需要置办私宴。

在公私宴会上，通常需要歌妓歌舞演唱助兴。

在柳永《乐章集》中，虽然也涉及到“帘外清歌帘外宴（[凤栖梧]）”，“都门帐饮无绪（[雨霖铃]）”，“离宴殷勤，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倾杯乐]）”、“欢笑筵歌席轻抛亸（[祭天神]）”一类的公私宴会，但更多地则是“追想秦楼心事，当年便约，于飞比翼（[法曲献仙音]）”、“昨夜麻姑陪宴（[巫山一段云]）”、“柳街灯市好花多（[西施]）”、“洞房饮散帘帏静（[昼夜乐]）”、“是处小街斜巷，烂游花馆（[玉蝴蝶]）”、“有笙歌巷陌，绮罗庭院（[洞仙歌]）”这一类的市井之地，所以柳永词的传播现场主要还是在酒楼茶馆和街市瓦肆。

北宋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坊市逐渐合一，宋仁宗登基之初，便将坊墙和市墙推倒，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促进了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歌馆、酒楼、食店、瓦肆与居区混杂相邻，为歌妓卖唱提供了众多场地，正所谓“平康诸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聚之地。

外此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禁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装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