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专业文献综述范例1

贺铸研究综述 贺铸(1052-1125)是我国宋朝著名词人，他不独工于词，亦擅文能诗。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研究贺铸的文章(包括专著)共有70篇(部)左右，内容涉及到贺铸年谱、词作和人格风格。

一、关于贺铸年谱 贺铸年谱应是宋代词人中修订较早、准确性较高的一部。夏承焘先生早在1933年8月即在《词学季刊》1卷2号上发表了《贺方回年谱》，史料广博，论证工严；李维新先生的《读夏承焘先生〈贺方回年谱〉札记十一则》(《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对此提出了一些修订；钟振振先生则在他的《北宋词人贺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中对贺的出身、世系、生平等作了详细地考订。各年谱主要分歧点有贺铸籍贯、一些名作的创作时间及贺铸的一些行踪等。

夏谱谓方回“卫州人”，未详细指明卫州何处。王梦隐《贺铸年谱》称为“卫州汲县人”(未做考证)；李谱、钟谱则谓其为“卫州共城人”，即今河南辉县。李、钟之考订尤为严格，他们从贺诗及一些史料出发，认为当是“共城贺铸”而非“汲县贺铸”，并指出:“一些文史著作和词选大都在‘卫州’下注‘今河南省辉县’，“此错误流传甚广”。此说当为可信。

关于名作《青玉案》的创作时间，各家观点不一。夏谱据叶传、程序及朱强村对于东坡《青玉案和贺方回韵送苏伯固归吴中》一首的系年，断定贺铸的《青玉案》必非作于苏之和词之年(元佑七年)，而苏亦不应此年先有和章，这就提出了一桩无头公案；王谱则据《山谷年谱》及叶传称此词作于崇宁二年；李谱则本着一种通脱的态度认为此诗不必定要作于吴下，因“横塘”这地名决非苏州所专有，并进一步认为“宋人笔记、诗话多载方回以《青玉案》一词知名，故所作不应太晚，最少应在方回四十岁以前官历阳任上”；钟谱则疑此词作于吴下，可能在元符元年至建中靖国元年之间。

对于贺之名作《六州歌头》一词的系年及背景之考订，钟谱则作出了“终结”。他以极其翔实的资料考订此词作于1088年秋，且词中之“天骄”应指西夏人，而非人民出版社《中国历代诗歌选》之谓“时间定在1125年”贺铸临终之时，抗击对象为“金”；也不是近人论词绝句中所谓作于贺铸临死之前(1125)，抗击对象为“辽”。钟谱首先从贺铸年谱及北宋当时史实出发，得出此词绝非为抗金或抗辽所作，并总结指出，“北宋时，北部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对汉族政权构成威胁的只有两家:正北方的辽契丹族政权，西北方的西夏党项族政权。而宋辽之间自从真宗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以后，一直到徽宗宣和四年(1122)宋金联合抗辽为止，一百多年间没有发生什么战争。检《宋文》中神宗、哲宗二纪，熙宁八年至元佑六年(1075-1091)十六年间，与北宋战事频仍的惟有西夏，因此本篇中‘天骄’当指夏人”，考据严谨，立论有据。应该说，钟之考订一出，遂为定论。

二、关于贺词研究 对于贺词的研究，一直是贺铸研究的重中之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贺词艺术风格的研究 关于这一点，龙沐勋先生早在1933年《中国语文学刊》第1期上发表的《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一文就为贺词研究定下了基调。他指出:贺词艺术风格多样，词句精新，手法奇特，不比周邦彦逊色，是宋词中由苏到辛的中间人物。后代学者一直沿着这条路继续深入下去。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研究大多从总体上论贺词的特色，如周宗盛《鬼头艳词话贺铸》(《大华晚报》51版，1975 11)；缪钺《论贺铸词》(《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张起《论贺铸的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都指出贺词兼具婉约与豪放的风格，陈振濂的《略论贺铸词的艺术特色》一文则深入细致地从炼字、结尾、善喻、对比、意象组合、用前人语六个方面对贺词的艺术手法作了归纳。九十年代李晓湘的两篇文章《论贺铸婉约词的风格》(《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6期)、《论贺铸豪放词的风格》(《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对贺铸这两类词的风格和特征进行了探讨，指出:贺铸沉郁、丽密的婉约词风是其词体意识和拓新意识相统一的产物；他引诗入词，以“沉郁”充当其婉约词的内在体格，并熔“深婉丽密和顿挫”为一炉作为沉郁风格的外在表现形式；其豪放词风以雄豪、悲壮、旷逸这三格为主体。与此同时，关于贺铸对苏轼“以诗为词”革新观念的吸纳和运用的研究也深入开展了起来。诸葛忆兵在1984年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上，就专门从此入手，认为贺铸是继苏轼之后，比较全面地承继了苏的作风且将“诗化”革新推向深化的词人。

上个世纪末，陈心浩专门对贺词的诗化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的着眼点不是泛泛而论贺词的诗化倾向，而是从细部着眼，更加微观地审视其词的诗化特点。1999年10月的《试论贺铸词的诗化技巧》一文，着眼于贺词的诗化技巧，从语言、情与景关系的处理、篇章结构以及结构的处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他的词无论从内容、情感还是风貌上都堪称为“诗人的词”；他在《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上发表的《试论贺铸词的诗化特色》一文，认为贺铸词的诗化特色体现了他词体观念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从音律方面看，他的词豪放而不隳音乐声韵；从抒情方式看，他更加注重词之传统的审美特征，或汲取楚骚遗韵，以比兴、寄托的方式抒写郁结在心的难平悲愤，或刚柔相济，以健笔写柔情。可以说这两篇文章已经站在了贺铸研究的前沿。

2 关于贺词的地位问题 所有研究者都认为贺词具有承先启后的过渡性作用，但对于贺词是位于哪两者之间的过渡，则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宛敏灏在他的《北宋两位承先启后的词人———张先和贺铸》(《语文教学》，1957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贺铸的词有婉约与豪放两者的长处，“不完全同于苏轼，也不完全同于周邦彦，论他的词风是介乎二者之间”；1988年第2期《北方论丛》上发表的诸葛忆兵的文章《贺铸词风格之多样化及过渡性》承继其观点，认为贺词“恰好展示了苏轼清雄旷逸的豪放词到周邦彦富艳圆美的和词之间的过渡”。

夏承焘先生和李维新先生则着重从贺词的豪放特征出发，得出其乃豪放一脉的中间人物。夏先生在他的《手批东山词》评《小梅花》(缚虎手)时指出“稼轩豪迈处，从此脱胎。”(《词学》第五期，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10月)李维新则在他的《步武东坡 继往开来———试论贺铸词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将他视为豪放风格中的一个重要过渡人物，他认为，苏轼开创豪放词风，“当时词坛名家，……只有贺铸，当东坡在词坛上孤军奋战的时候，继之而起，扩大了词的内容和表现方法，给词坛吹进了一股遒劲雄伟的清刚之气”，为南宋豪放词派的鼎盛一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3 其他研究 对于贺词，有两篇文章角度比较新颖，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一是以贺铸为参照系对辛弃疾词考察，因为二人“性格、学识、词风相仿佛”(赵佳聪:《稼轩词与东山词比较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通过“探析二者的契合与相异”，来达到“深化对辛弃疾其人其词的认识”的目的；月人的《奉和贺铸的青玉案》(《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则从文本出发，对贺铸的名作《青玉案》及其几首步韵之作进行了剖析，突出了贺词韵位的“疏密相宜”，节奏的“急缓得当”，语言的“奇妙无比”，对贺铸的词作了另类目光的审视。

三、关于贺铸其人的研究 钟振振先生在他的《北宋词人贺铸研究》一书中对贺铸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中对于贺铸的家世与生平所作的考订与记述，以其翔实与准确，堪称贺铸研究的里程碑，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多侧面的人:是武官，又是文官，且带有一丝侠气；此外，他又是一个藏书家，书法亦甚好，又善于制墨。如此丰富而全新的一个人，真让我们耳目一新；即使是从贺铸本人给自己所起的号甚至书斋的名字上，也能够窥测到他的性格特色，其自号“北宗狂客”，这是仿效其十五代族祖贺知章号“四明狂客”而来，显示了贺铸对他的崇拜，更透露了贺铸性格中“狂”的一面。词人在作钱官时，效法王将书斋命名为“阿堵斋”，“令人解颐”，寓居苏州曰升平桥水轩时又称之为“曰升平地”，又可见其陶然自乐于世的心胸。李晓湘《论贺铸的性格矛盾》(《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首次探讨了贺铸性格中存在的矛盾:“豪侠狂放”又“细密深静”，“慷慨激昂”又“沉稳谨慎”，“刚健超逸”又“柔婉缠绵”，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状态，就形成了他“丰厚完善”的性格。而关宁的《试论贺铸对杜牧的认同与继承》(《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则将这种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了文化人格层面，他从《东山词》中大量袭用的杜诗入手进行分析，认为“他更偏重于那些描写繁华之后的冷清、孤寂、忧伤之情的诗”，并从贺铸的人生遭际入手，“身世和经历的相似使他认同了杜牧的第二种形象，并在自己创作中选择同样的题材，从而在其词中构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感伤氛围”。杜牧的第二种人格形象就是失意颓唐、玩世自放的风流才子形象，贺铸对此是情有独钟。这篇文章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给贺铸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领域。

贺铸虽然文、诗、词皆工，但他的主要成就在于词，可以说，学者们对贺铸的词已进行了非常充分的研究，从内容到风格再到技法、历史地位等问题，都给再研究留下了很少的余地。

贺铸的诗，《全宋诗》共辑有十一卷，数量也不可谓少，但专门的研究还没有，可耕耘的空间还存在。对于贺铸其人的研究，也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在贺铸研究中，还有一个问题很少有研究者提出，即贺铸存词二百八十多首，数量仅次于苏轼，位于北宋词人之亚，但对他的研究却一直不那么热烈，这背后的原因还值得探讨。 街拍 http://www.jiepais.com J3S0BpRJIwW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