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礼貌与语用距离

2001年第5期 外 国 语 总第135期 No.5, September 2001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General Serial No.135 25

文章编号：1004-5139（2001）05-0025-07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话语礼貌与语用距离　

王建华

（东华大学 外语学院 英语系，上海 200051）

摘 要：话语是交际双方特定语用距离的反映；语言礼貌在话语层面上是否礼貌取决于它是否切适于交际双方的语用距离。语用距离是在交际过程中推断和确定的，它随着交际因素的改变而改变。交际者可以凭借一定的语言手段来维持或改变现有的语用距离。因而，话语礼貌具有动态性和可洽商性的特征。 关键词：语用距离；话语礼貌；切适性；动态性；可洽商性

Utterance Politeness and Pragmatic Distance

WANG Jian-hua

（English Department,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

Abstract: 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 is a signal of pragmatic distance between participants and pragmatic distance between participants is the determinant of politeness at the utterance level. Utterance politeness i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linguistic politeness to pragmatic distance between participants, which is calculated and determined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Participants can maintain or alter their pragmatic distance between them by employing certain linguistic means. Therefore, utterance politeness is characterized by fluidity, and by negotiability.

Key words: pragmatic distance; utterance politeness; appropriateness; fluidity; negotiability

一、引言

礼貌已成为语用学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在这个研究领域里最有影响的是Leech 、Brown & Levinson ，但他们的观点有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足。Leech （1983）的礼貌原则主要从语义及其表达手段来界定语言的礼貌性，虽然比较成功地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常常违反合作原则而使用间接语言，却显得过于绝对。（何,1989,2000; Gu,1990; Fraser,1990; 徐,1992; Mey, 1993; 王,1998, 1999） Brown & Levinson （1978,1987）的“面子理论”在界定语言礼貌

时引入了社会因素，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说，其绝对性是减弱了，但礼貌问题是否就是面子问题，也不无商榷之处；判断礼貌的社会因素（社会距离、相对权势）也有互相包容之嫌。（Matsumoto,1988; Gu,1990; Kasper,1990; Fraser, 1990; Mao, 1994; 王, 1999； 何, 2000）

本文试图在批判地接受Leech 、Brown & Levinson 等关于语言礼貌观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探讨话语礼貌与语用距离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话语礼貌

语言礼貌（linguistic politeness）和话语礼貌（utterance politeness）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语言礼貌主要是以语言的形式来界定的静态规范，不具有交际价值；话语礼貌是语言礼貌基于交际双方所推定的彼此之间语用距离的一种切适性，是动态的和可洽商的，具有交际价值。语言礼貌和话语礼貌有时会重合，但两者是否重合，其决定因素是交际双方的语用距离，而不是语言本身。语言只是表达礼貌的工具；语言礼貌仅仅是决定话语礼貌的一种参照物。例如：Would you be kind enough to tell me what time it is? 在语言形式上是礼貌的，因为它含有常规的礼貌表达方式“Would you be kind enough to…”，但是，它在话语的实际运用中是否礼貌以及礼貌的程度高低，却是由交际双方的语用距离来决定的。换言之，尽管Would you be kind enough to tell me what time it is?这个表达方式是礼貌的，比通常的询问方式What’s the time?要礼貌得多，但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也就是在话语层面上，它可能是礼貌的，也可能是过于礼貌或甚至是不礼貌的。比如夫妻之间使用了上述“礼貌表达法”，就显得“礼貌”得不切适，破坏了夫妻之间原有的亲密关系，或者这对夫妻之间的关系（起码在发话人看来）没有一般夫妻那样密切。在James Thurber的小说《汉堡包夫妇》（A Couple of Hamburgers）中对丈夫使用了这种语言形式的妻子，和她的丈夫之间的关系极不和谐，确像强合在一起的“两片面包”。发话人（妻子）的话语证明了她对丈夫的不满，以及夫妻关系的恶化。

我们认为，话语礼貌表明了以下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发话人认为应该怎样说和受话人认为发话人应该怎样说。发话人和受话人“认为应该怎样说”是以各自对彼此之间的语用距离的推断为依据的。发话人基于对他与受话人之间的语用距离的推断，使用了他认为是符合彼此之间语用距离的、具有一定语言礼貌程度的话语（发话人认为应该这样说）。受话人听了发话人的话语作出这样的推断：发话人使用了具有特定语言礼貌程度的话语，就表明发话人认同他与受话人彼此之间特定的语用距离。发话人的话语所隐含的语用距离与受话人所推断的语用距离可能一致（受话人认为发话人应该这样说），也可能不一致（受话人认为发话人不应该这样说）。如果发话人的话语所隐含的语用距离与受话人所认为的彼此之间的语用距离相一致，那么该话语是礼貌的；如果两者不一致，该话语就显得不礼貌（impolite）、过于礼貌（over-polite）或不够礼貌（under- polite）。我们也不妨这样说：一定的话语具有一定的语言礼貌程度；发话人使用了具有一定语言礼貌程度的话语就表明了他认同他与受话人之间现存的特定的语用距离。

三、语用距离

上文说过，语言礼貌在话语层面上是否礼貌，其决定因素是语用距离。那么，语用距离是什么？语用距离就是指交际双方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所感知和确认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可用语用亲密度（intimacy degree of pragmatic distance）来描述。语用距离可分为初始语用距离（initial pragmatic distance）和交际语用距离（ongoing pragmatic distance）。初始语用距离是指交际行为发生之前，交际双方所推定的彼此之间的语用亲密度。初始语用距离的感知和推断是以发话人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发话人对受话人的他人概念（other-concept）、以及他过去的经验（与目前这个受话人或其他人交往的经验，包括社会文化和情景场合等因素）为依据的。交际语用距离即是交际双方根据对方的话语所推定的语用距离。对特定的交际双方而言，初始语用距离是静止的或相对静止的，而交际语用距离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语用距离与人际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人际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种：①陌生关系（stranger relationship）；②工作关系（work relationship）；③朋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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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hip；④家庭关系（family relationship）；和⑤情爱关系（romantic relationship）。①陌生关系是指原互不认识的双方构成的交际关系；工作关系是指完成一定工作所构成的一种关系，例如师生、同事、同学、上下级等等关系；朋友关系包含了“知心朋友”、“一般朋友”等交际者称之为“朋友”的所有关系；家庭关系指父女、母子、兄弟姐妹等亲属关系；情爱关系是一种有特别交往的异性关系，例如夫妻、情人等等。可以看出，人际关系主要与初始语用距离相联系，并极大地影响初始语用距离的推断。从静态的角度看，有些人际关系在语用距离上比另一些要亲近些，如：“形同陌路”，“我们不仅是同事，还是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手足情深”，“一日夫妻百日恩”等等，都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语用距离和人际关系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在特定的交际行为中，人际关系一般是确定不变的，而语用距离在交际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人际关系通常由社会来确定，而语用距离是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确定的，是可以洽商的。例如：

（1）Wife：Would you help me with the shopping

today?

Husband：No, I want to watch a ball game

on television.

Wife：You never want to do anything with

me any more.

Husband：Oh, that’s not true.

Wife（Becoming upset）： I sometimes

wonder if you love me any more.

（2）甲：我想以朋友的身份劝你几句。

乙：说吧！不管你是以朋友的身份还是以领导的身份说话，我都听着哪！

在例（1）中，我们看到，交际双方之间的关系类型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在交际之前、

①Wilmot（1987:5）把人际关系分为四种，没有包含“陌生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很多场合都需要与陌生人交往，区分人际关系类型时似乎也应该包含陌生关系。交际之中、交际之后，交际双方都是处于情爱关系类型的夫妻关系之中，交际双方的这种夫妻关系，经过本次交际行为并没有得到改变。但是，双方的语用亲密度却经历了极大的变化。我们不妨稍作分析。在第一轮对话中，妻子使用了“Would you…?”这种表达法，说明这对夫妻虽然属于上文所列五种人际关系中具有最高语用亲密度的关系类型，但他们之间的语用距离并不很高。听到了这样的话语，丈夫必须在“陪伴妻子购物”和“观看电视节目”之间做出选择。丈夫选择了后者，拒绝了妻子的要求。这表明妻子赋予“陪伴她购物”以较高的价值，而丈夫赋予“观看电视节目”以较高的价值，矛盾由此而起。在第二轮对话中，妻子的话语：“You never want to do anything with me any more.”把“今天”和“陪伴购物”进行了“过分泛化”（over-generalization），将“今天不”泛化为“never”（从来不），将陪她“购物”泛化为“anything”（任何事），矛盾因此扩大。这句话语极大地影响了夫妻之间的语用亲密度。也就是说，夫妻之间的语用亲密度至此已有一定程度的降低。面对妻子的话语（You never want to do anything with me any more.），丈夫虽然对其真实性予以否定（Oh, that’s not true.），但妻子的最后一句话（I sometimes wonder if you love me any more.）再次将今天“陪不陪”她购物这一具体事件泛化为“爱不爱”的问题，对丈夫之爱情提出疑问。这就是说，在妻子的眼里，夫妻之间的语用亲密度进一步降低。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个交际事件中，交际双方的双人关系类型——情爱关系——并没有改变，夫妻依然是夫妻，但起码在妻子看来，双方之间的语用亲密度降低了。

在例（2）中，甲和乙既处于工作关系类型中（上级和下级，或领导和被领导），同时又处于朋友关系类型中。这种双重关系是很普遍的，而这种关系是社会决定的。不管甲说“以朋友的身份”还是“以领导的身份”，这种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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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关系都是恒定不变的。甲说“以朋友的身份”进行劝说，其意图是要增加他与乙之间的语用亲密度，以期达到劝说的目的。但是，乙拒绝甲要增加语用亲密度的建议，使得甲意欲增加语用亲密度的努力落空。这样一来，甲和乙之间的语用亲密度依然处于相对比较低的程度（依然处于工作关系类型的上下级关系之中，而没有转换成语用亲密度相对较高的朋友关系类型）。可想而知，甲意欲增加语用亲密度的努力没有成功，他的“劝说”言语行为不大可能获得预期的效果。

我们还认为，言语行为一旦发生，交际双方就开始了就语用距离而进行的洽商过程，这是语用距离的动态性所决定的。洽商可分为隐性洽商和显性洽商，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使用话语进行洽商。如果受话人“默认”发话人所推定的语用距离，那么，他们进行的洽商是隐性的；而显性洽商必然在话语上表示出来。例（3）是显性洽商的例子：

（3）[A = Henry; B = Maria]

A: Goodbye, Maranda.

B: Maria.

A: Maranda. This is the end of you. Perhaps it is just as well.

B: I’ll be seeing you—

A: You’ll come round my door in London—with your little new number chained to your wrist.

B: The trouble with you is, you’re half old.

（Elizabeth Bowen：Sunday Afternoon）本对话发生在小说的结尾处。在整篇小说中，A一直使用昵称Maria来称呼B。在这里A改变了称呼语，就表明他认为他们之间的语用距离亲密度已经降低，B发觉这个变化，并就此进行洽商，希望能恢复以前的称呼以及以前的那种亲密关系，然而A不顾她的愿望，拒绝她的建议，继续用新称呼语（Maranda）来称呼她。B发觉她的努力无济于事，以“到伦敦拜访他”为由，试探着有无可能保持现有已经降低了的亲密度，不幸的是，A甚至连话也不让B说完，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语，因而，在交际的末尾，我们可以看出：B发觉恢复原来的亲密度，即使保持现有已经降低的亲密度也无望了，就怒气冲冲地说：You’re half old。至此，语用距离的洽商已经失败，交际也就此中断。

四、话语礼貌的推定

话语礼貌是交际双方根据各自所感知和确认的语用距离来推定的，其推定过程大致可描述如下：A在发话之前，首先要推定他与受话人之间的初始语用距离（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基于他所推定的初始语用距离，A 使用他认为切适语用距离的、具有一定礼貌程度的话语。例如鲁迅小说《故乡》中杨二嫂认为她与“我”之间的初始语用距离的语用亲密度高，因此讲话随便、直率，使用语言礼貌程度低的话语：

（4）“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

（5）“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但话语是否礼貌是由受话人根据他所认定的语用距离来确定的。在交际中，发话人对交际对方有一个语用距离的希冀。例如《故乡》中“我”（B）与少时朋友闰土（A）相见时的对话，表明了交际者对语用距离的希冀决定话语礼貌的重要性。

（6）“啊！闰土哥，──你来了？……”

一声“闰土哥”，表明“我”认为我们之间的语用距离亲密度高，“我”见到闰土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也希望A能以“迅哥”来称呼“我”，但A经过一番初始语用距离的推断，终于没有接受B所认定的语用距离，而以“老爷”来称呼B：

（７）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

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

来，分明的叫道：　

“老爷！……”　

（8）“水生，给老爷磕头。”

（9）“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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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

称呼对方为“老爷”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是礼貌的［即具有语言礼貌或语言礼貌程度高］，但与B的语用距离希冀相悖，而B 所希冀的A和B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似乎荡然无存了，因此，B觉得“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甚至B的母亲要A改称儿时的称呼时，A也断然拒绝：“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而A终究嘴上不离“老爷”两字。与B的语用距离希冀相悖的、具有较高语言礼貌的称呼“老爷”在这个独特的语用距离模式中绝不可能是话语礼貌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交际中，受话人A具有自己所推定的语用距离概念，A听了B的话语之后，以他所感知的初始语用距离，推定B的话语是否符合他本人所确认的初始语用距离（即A的语用距离希冀）。这时，初始语用距离就转变为交际语用距离。当A根据自己推定的与B之间存在的语用距离，使用他认为符合彼此之间语用距离的话语，那么，第一话轮就已完成。然而，双人交际通常包含许多个话轮，而每一个话轮都包含了上述这两个步骤。假如AB双方在每次发话的时候都对对方认定的语用距离认同的话，交际就继续顺利地进行，直到完成一定的交际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语用距离的洽商过程是隐性的。在交际过程中，双方所认定的语用距离通常会发生冲突，这时，就得进行显性洽商。这种显性洽商可能会持续好几个话轮，直至冲突消除，或冲突无法消除而导致交际中断（如例3所示）。有时，就语用距离冲突而进行的洽商失败，会引起话语冲突或争吵。话语冲突和争吵是洽商失败的特例。多话轮的礼貌推断过程大致如下：

（1）距离推定

（2）语言表达 A

（3）礼貌推定第一话轮

（4）言语反应 B

[隐性或显性洽商]

（3）礼貌推定

（4）言语反应 A

[隐性或显性洽商]

（3）礼貌推定第二话轮

（4）言语反应 B

[隐性或显性洽商]

．．．．．．第三话轮

．．．．．．．．．语用距离推定还受到交际双方对对方和/或话题的态度的影响。例如高晓声《柳塘镇猪市》中的两段对话：

（10）刘玉梅（娇滴滴地）：张书记，是我呀！［格格大笑］　

张炳生（斥责着）：疯婆子，你笑什么？　

刘玉梅（咯咯笑着）：我猜，你当是珍珍［女儿］来了吧，你想不到我上次和珍珍同来，就

学会了她的敲门法。　

张炳生（冷冷地）：她是同爹爹调皮，你学来做什么？

刘玉梅（似真似假地）：珍珍叫我姐姐呢，我就不能调皮了？

张炳生（板着脸）：珍珍胡扯淡。

刘玉梅（半恼半笑）：自然，我认不起你这样的干爹！

张炳生（哼着鼻子）：亏你想的，那才好呢！（11）　［张炳生在猪市里叫刘玉梅，刘玉梅装作没听见。张走到她面前，她才象刚见到他

似的。］　

刘玉梅：我还当是叫别的刘玉梅呢，我四处瞧，看哪个和我同名的。　

张炳生（爽朗地笑着）：我就是叫你。玉梅，你跟我到供销社去商量一件事。　

刘玉梅（嗔怒地）：跟你去？我能那样‘随便’吗？［笑了笑，和解地］我卖猪呢。

张炳生：你先把猪扛到前面去卖，别等了。

刘玉梅：嗨，我不。这靠谁的牌头？搞特权。

再说‘我家他’买香烟去了，也没有人替

我扛。

张炳生：我来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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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梅：（连忙摇手）：谢谢，书记，省得人家再多说我一句闲话吧。

张炳生：那么，卖了猪，就来！

刘玉梅：我没空。

张炳生：今天明天，随便什么时候有空，你就来。

从语言礼貌这个角度看，例（10）中张炳生所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是礼貌的，“斥责着”、“冷冷地”、“板着脸”、“哼着鼻子”等描述性文字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刘玉梅的态度，这是因为他听说刘玉梅“裤带不紧”，因此误认为她是在故意卖弄风情，试图提高彼此之间的语用亲密度，以期达到她的目的，所以他认为刘玉梅的话不符合他们之间的语用距离，是不切恰的，因而是不礼貌的。而例（11）的对话是发生在张炳生发觉自己误解了刘玉梅之后，所以他对她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而刘玉梅从文字上看来很不礼貌的话，他也不计较，并不认为是不礼貌的，这主要是因为他对她的态度的不同使然。②

上文为了论述方便将初始语用距离的感知、语用距离的希冀、和对对方和/或话题的态度分别予以探讨的。其实，这三者是互有联系，往往是很难分离的。请看引自Ervin-Tripp （1969）的例子：

（12）（A = policeman; B = Dr. Poussaint）

A：What’s your name, boy?

B：Dr. Poussaint. I’m a physician.

A：What’s your first name, boy?

B：Alvin.

A （警员）和

B （Poussaint医生）之间的关系是陌生关系，初始语用距离亲密度低。亲密度低的语用距离，要求交际者使用语言礼貌程度相对较高的话语。当A说“What’s your name, boy?”，这不是因为A对彼此之间语用距

②在例(10)中刘玉梅请张炳生帮她安排工作，而(11)中是张炳生请刘玉梅帮他出主意。交际意图或话题的不同，也会影响语用距离的推断，但在这两例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张炳生对刘玉梅的态度。离的错误感知，而是他对黑人的负面态度，其目的是要对对方进行侮辱。另外，B感知到他与A之间的语用距离亲密度低，因此他希望警员使用适合他们之间语用距离的、礼貌程度较高的话语，这样他的语用距离希冀在他的回话“Dr. Poussaint. I’m a physician.”中表示出来。B的回答清楚地告诉A他的姓和头衔，医生这种职业在当地是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是应受人尊敬的，B的回答向A发出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B认为A的话语不够礼貌，不符合B 所认定的语用距离。然而，A由于对黑人歧视心理在作祟，继续我行我素，询问他的名，这种言语行为在语用距离亲密度较高的交际者之间是可以的，但在亲密度低的陌生人之间就显得失礼。

五、余语

本文对话语礼貌和语用距离之间关系的探讨是粗线条的，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继续做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语用距离不仅是话语礼貌的决定因素，交际者还可以使用具有一定语言礼貌程度的话语来改变语用距离。话语的语言礼貌程度的改变就意味着语用距离的改变。因此，根据本文的观点，语言礼貌的功能是维持或改变现有的语用距离，而不是为了“讨好某人”或“为了挣面子”。语言是礼貌的表达工具，语用距离是礼貌的决定因素。任何礼貌的言语行为都是交际双方就双方之间的语用距离所作的洽商结果。任何交际双方的语用距离都是独特的，礼貌语言具有个性，不同的人对礼貌语言有不同的要求；对同一个言语行为，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话语礼貌本质上具有相对性，不具有绝对性，话语礼貌的相对性是绝对的，而话语礼貌的绝对性却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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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经何兆熊教授审阅，谨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1-02-16

作者简介：王建华（1957—），男，浙江省台州市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用学；英汉对比

及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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