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茶马互市的重要意义
茶马古道的历史

今日我们所谓“茶马古道”,实为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马道”或“古道”。
它主要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一条古代商道。
也是我国古代西部地区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汉藏民族间的一种传统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之道。
这种贸易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唐朝就已有文献可考。
中唐以后,茶不但在内地有广大的市场,而且运销塞外。
据史籍记载,早在唐中期,“世界屋脊”上就盛行饮茶之风,汉地物产在藏族地区惟茶叶一项最为人民所喜爱。
当时输入藏区的茶种应有尽有。
如李肇《国史补》下卷中说: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
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
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诸者,此薪门者,此昌明者,此琶湖者”。
足见唐代已有各种茶叶从内地输进藏区。
宋时内地茶叶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茶马互市”也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贸易。
政府明文规定以茶易马。
元丰“四年(1081年),群牧判官郭茂询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
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
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
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 请如诏便’。
奏可。
仍诏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
自是蕃马至者稍众。
”(《宋史》《兵十二·马政》)。
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南宋人张展曾指出“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之所之,民恃为命”(见《宋会要·食货)))。
几句话是否回答了这个问题?具体地讲,“茶马互市”除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茶马贸易,既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又满足了国家对战马的需要。
契丹、西夏和女真等的崛起,及其对两宋政权的严重威胁,迫使朝廷保持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维持西南地区的和平安宁,不致腹背受敌,能够腾出手来集中力童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抗衡。
民俗文化 茶马互市

文件编号:茶马互市的起源与演变青海力盟海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业运营管理部整理整理日期:2009年8月20日茶马互市中国古代以官茶换取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少数民族马匹的政策和贸易制度。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行茶马法,于成都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主其政。
明洪武四年(1371),户部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
又特设茶马司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
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
由于茶是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统治者严格控制茶叶的生产和运销,并严禁私贩。
以茶易马,在满足国家军事需求的同时,也以此作为加强控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和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策略。
后来随着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发展,民间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进行贸易。
后茶马贸易制度崩坏日甚,虽时下禁私茶之令,但民间茶马贸易愈益兴盛。
一、“茶马互市”起源“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
湟源--茶马互市湟源县西邻藏地,是古代汉地西面最边缘的地区,这个地理位置使它自古以来就是汉藏通商的“口岸”,是一处著名的“茶马互市”故地。
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
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则,宋朝时进一步完善,甚至设置了“检举茶监司”这样的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在交易的地方设置“茶马司”。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
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
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
茶文化考试内容

1.茶马古道(1)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
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它西起云南茶叶生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
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普洱是茶马古道上独具优势的货物产地和中转集散地,具有着悠久的历史。
(2)意义:第一、茶马古道是当今世界上地势最高的贸易通道。
第二、茶马古道从来都是民族融合与和谐之道,它见证着中国乃至亚洲各民族间千百来因茶而缔结的血肉情感。
藏族史诗《格萨尔》说“汉地的货物运到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是藏族人民对茶以及茶马古道最深刻的理解。
西北游牧民族同样如此。
第三、茶马古道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它为人类寻找永恒的家园提供了许多实证。
发源于青海的澜沧江,流经西藏,入云南,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最后从越南奔向南海。
正是在澜沧江流域出产的云南大叶种茶叶的远征,联动了中外民族之间的经济以及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诸多文化的渊源。
尽管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茶马古道上有众多的民族,但这些民族的第二语言统一在西南官话下,这是世界文明传播史上罕见的实例,无疑是茶马古道又一大贡献。
第四、茶马古道是佛教东传之路,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在茶马古道上,多元文化开始融合。
商品承载着文化,茶马古道同时也是一条宗教道路,教徒与商人相伴而行,为这些区域带来了不同的信仰。
比如通过藏传佛教在滇西北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纳西族、白族和藏族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增进了几个民族之间的友谊。
2.“茶”字什么时候开始流传、使用?据陆羽《茶经》注释可知:“茶”字出自唐玄宗时的《开元文字音义》,但茶字的形、音、义的确立,应在中唐以后。
(宋明清)茶马贸易

宋朝茶马贸易一、引入宋朝茶马贸易,主要是指由宋朝政府组织的,在四川地区附近进行的,汉藏民族之间的汉茶换藏马的贸易。
当然现实情况是,除了官营的茶马贸易外,还有民间存在的私营茶马贸易;除了在四川地区外,还在宋茶北边地区进行以茶换马的交易;除了和藏族交易外,还和西北的回纥、党项,北部的契丹的辽国以及女真的金国进行交易。
茶马贸易源于唐朝,到了宋朝成为一项稳定的国家制度,并在宋朝发展繁荣。
因而研究宋朝的茶马贸易,对于了解在这个产生于唐朝,发展于宋朝,最后一直延续到明清的贸易现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宋朝的茶马贸易,历史背景是宋王朝的统治,主导者是大宋政府,参与者是边疆少数民族,对象是茶和马,发生地区是四川地区附近;因而分别地去每个方面的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茶马贸易的真面目。
二、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南征北战,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纷争的局面。
但是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宋朝的边疆存在着许多与之对抗的民族政权,北部先后有契丹建立的辽国、女真建立的金国,西北有党项建立的西夏,西南还有大理国,同时西藏地区也处于半分裂状况。
宋王朝一方面需要资金和战马扩充军力,同一些民族政权打仗(辽、西夏);另一方面,也需要用各种方式拉拢和安抚其他的民族政权(西藏和大理)。
宋朝官营茶马贸易,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三、说茶说到茶马贸易,就不得不讲茶。
(1)茶的历史发展情况中国是世界上茶的故乡,茶的发现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737-2697年,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
中国人最早发现和种植茶树,最早饮茶,也最早进行茶叶交易。
我国的饮茶文化博大精深,小小一片茶叶中蕴含了太多的内容。
茶文化发展到今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阶段;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文人饮茶,茶诗赋);唐代茶文化的形成阶段(陆羽的《茶经》,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在唐的基础之上,茶文化不断发展);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川藏边茶马贸易的历史作用及影响

川藏边茶马贸易的历史作用及影响作者:王相伟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4期摘要:从川西重镇雅安出发,经过西藏的康定、昌都,到达拉萨,再到尼泊尔和不丹,这是一条非常奇特神秘的古代商道,被称为川藏茶马古道,它从唐代开始距今已存在1300多年。
这条古道对促进汉藏贸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古代的“茶马互市”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巩固汉藏民族团结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茶马贸易;雅安;经济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015-02中华民族拥有一个地理上自成格局的生存空间:西、北部有雪岭大漠,东、南部临无际沧海,西、南面则是大江大山横亘。
要发展,要交流,就必须打破地理环境的拘束。
“茶马古道”作为大西南地区联接地域文化、打通对外交流的通道,不可或缺。
川藏茶马古道以四川雅安为源头,经康定、昌都到达西藏拉萨,然后再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
雅安是茶的故乡,也是我国著名的边茶之乡。
边茶生产历史悠久,是我国黑茶的诞生地。
茶在雪域高原对人的生命与健康有着特殊的作用,是藏族人不可或缺的饮用品,故有“宁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在藏族人心中,茶如生命一样重要。
雅安是入藏门户,茶的源头。
千百年来,为了运输茶叶,汉族背夫、藏族马帮共同穿行在两地崇山峻岭之间,推动了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她就像一条连接两地的坚实纽带,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雅安概述雅安在古代为青衣羌国属地,《隋书》地理志载:“临邛郡旧置雅州。
统县九,户二万三千三百四十八。
”《旧唐书》地理志:“雅州下都督府隋临邛郡。
武德元年,改为雅州,领严道、名山、卢山、依政、临邛、蒲江、临溪、蒙阳、汉源、火井、长松、灵关、杨启、嘉良、大利、阳山十六县。
其年,割依政、临邛、蒲江、临溪、火井五县置邛州;汉原、阳山二县置登州。
二年,置荣经县。
文化视域下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

2018年第04期学术专业人文茶趣课题项目: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宽窄巷子导游词创编》课题,课题编号:16CZYR0125作者简介:江舸(1973-),女,四川成都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地理。
茶马古道在中国主要涉及到四川,云南,西藏三个省级行政单位,而对外则涉及到许多周边国家,如老挝,印度,越南,泰国,缅甸等等。
它的主要贸易商品是我国的茶叶,还有羊毛,中药等等,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茶叶。
由于古代交通运输不便,而这些地区地形复杂,所以贸易时一般是通过马帮来运输,这便是茶马古道名称的由来[1]。
茶马古道的贸易还涉及到我国多个民族,内地缺马,而西藏地区良马多。
内地茶叶多,而西藏对茶叶的需求大却无法种植茶叶。
两个地区间需求互补,催生了贸易的产生。
西藏地区草原多,良马很多,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为何西藏对茶叶的需求量那么大呢,相信很多人是不清楚的,原因是因为西藏地区是高原地区,蔬菜几乎无法种植,西藏人民主要以肉食为主,肉类食品难以消化,而茶叶不仅口感好,也能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分解,所以对茶的需求量日益增长,这是基于西藏地区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食物结构而诞生的需求,从而促进了茶马互市的产生。
在古代这种贸易是得到朝廷大力支持的,比如说唐朝时就有一个交易的机构叫茶马互换所。
1茶马古道的线路茶马古道覆盖了众多的地区,加之道路艰难,基本上都是在山地和高原上行进,自然而然线路也就出现了多条,其中最主要的线路有三条,分别如下:1.1青藏道,即连接青海和西藏的古道。
在古代又被称为“唐蕃古道”,唐朝时出现,兴起于唐宋时期。
它的起点是长安,经过青海乐都、西宁、青海的共和县然后到那禄绎县、相海,到了众龙绎之后,通过通天河,向西走穿过唐古拉山脉,终点是在西藏拉萨,全程大约3000公里。
这条古道是茶马古道主要线路中最早的一条。
1.2滇藏道,即连接着云南和西藏的古道。
它的起点是在云南的普洱(该地盛产普洱茶),经过云南大理、丽江古城等地,到达西藏邦达拉萨,然后走出国门到达缅甸、印度等地,这条古道是茶马古道主要线路中最长的一条。
茶文化中国茶政与茶法——茶马互市

茶文化中国茶政与茶法——茶马互市今日我们所称的“茶马古道”,实为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古道”。
而“茶马互市”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这种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唐朝就已有文献可考。
茶马互市的出现茶马互市始见于唐代。
据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茶“往年回鹘(今新疆维吾尔族的祖先)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就是例证。
但此时的以茶易马,并未形成一种定制,西北少数民族向中原市马,其地仍按值回赐“金帛”。
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盐铁史王明才上书:“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
”于是设“茶马司”,禁用铜钱买马,改用茶或布匹换马,成为一种法规。
另外,在设茶马司的同时,在今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开设马司,用茶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少数民族的马匹。
这是因为边境少数民族有马无茶,在他(她)们的生活中,“不可一日无茶”;而内陆有茶无马,马还是战争和生活用具。
在这种情况下,茶马互市对安边卫国、促进经济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此,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于川(成都)、秦(甘肃天水)分别设立茶司和马司,专管茶马互市之事。
“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
”至宋高宗绍兴初,改设为都大提举茶马司,它的职责是根据《宋史·职官志》载:“掌榷茶之利,佐邦用。
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
”南宋时,有8个地方,设有茶马即四川五场、甘肃三场。
前者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吐蕃的茶马互市;后者全都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回纥、党项的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政策,自宋代确立以后,到了元代,因本部蒙古族不缺马匹,茶马互市暂告中止,买卖茶叶改用银钱和土货交易。
明代开始,茶马互市重新作为一项治国安民的国策,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方休。
茶马互市的沿袭自宋代茶马互市定制以后,由于这项政策对于补充战马,满足军需,增强国防,以及安定边境,改善边疆少数民族生活,进而对推动和促进边境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以致茶马互市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一直为历代官府所采用。
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摘要:茶马古道是一条主要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
它作为一条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古代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它在历史上不仅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高原城镇化的发展,为汉、藏以及其他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历代中央王朝通过“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更加巩固了西南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在今天,茶马古道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文化资源上都是一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古道,因此它同样具有巨大的国际旅游市场潜力。
关键词:茶马古道历史意义经济文化政治茶马古道的由来与线路形成茶马古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茶马古道尽可以上溯到青藏高原与低地社会有交流开始,譬如先秦商周旧石器时代,是以云南为中心的中国西南滇、川、藏、湘、黔、桂等省区及其与毗邻省市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古代交通运输干线。
狭义的茶马古道是指中国唐代汉族产茶区的茶和吐蕃良马的交易,史称茶马互市或茶马互易,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年的历史了。
商人在官方指定的交易地点,茶和马互相交易,时间久了就有了相对固定的茶马互易通道。
值得一提的是,茶马古道四川到西藏部分是古代唐蕃古道的路线,而且茶马古道与古丝绸之路在甘肃天水、兰州等地交叉、重叠,可以看到,茶马古道与中国其他几条古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茶马古道在中国境内主要有两条(一说有三条,即西宁至拉萨的唐蕃古道①属于茶马古道):第一条是以云南产茶区西双版纳、普洱为中心的路线,走向是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山、大理、怒江、丽江、迪庆到四川的甘孜及西藏的昌都、察隅、波密、林芝,最后到达拉萨,从拉萨出境,再进入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阿富汗等国家。
第二条是以四川的雅安为中心,从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到西藏的昌都,与滇藏茶马古道相汇,经过察隅、林芝等地,进入到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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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茶马互市的重要意义日月山下首开茶马互市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唐朝派广德郡公李安远来青海与吐谷浑修好,双方达成互市协议,“使于吐谷浑,与敦和好,于是,吐谷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安远之功也。
”(《旧唐书》卷五十七)在分析日月山茶马互市的成因时,任玉贵(青海昆仑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编者注)说:“日月山是我国农牧区的分界线。
牧区的老百姓将大批牲畜交换到内地,而内地的丝、茶及日用品,也源源不断地进入西部广大地区,这不仅满足了广大牧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且还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进一步团结。
”这是我国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的正史记载。
(《文化昆仑,大美青海》,《西海都市报》,2011年12月1日。
)(《青海茶文化形成的民俗文化学分析》,唐仲山,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03期。
)这种官办的茶马贸易,是历代封建王朝从政治上“羁縻”藏区各族人民的重大措施。
为了确保获取足够量的马匹,茶马互市置有凭证。
明廷制作“金牌信符”,发给甘青藏区纳马之族,作为互市时的凭证,也作为“差发”(即征调征购)马匹时的凭证。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共制金牌四十一面,额定纳马13805匹,其中发至今青海境内的金牌三十七面,额征马10755匹,约占明朝在西北征马总数的78%。
随着茶的生产和马的需求情况,茶马比价也随之变动。
北宋熙宁年间,河湟地区以茶一驮(一百斤)以上,易马一匹,良马则需要茶二驮;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西宁茶马的交换牌价为“上马 1匹给茶40斤,中马30斤,下马20斤”;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茶马互易的牌价变为“上马120 斤,中马70斤,下马50斤”;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茶马互易的牌价为“上马给茶120斤,中马90斤,下马60斤”。
这种比价显而易见是提高茶价,压低马价,使藏区少数民族遭受到封建王朝不等价交换的沉重剥削,其结果最终导致了官营茶马互市的衰落。
茶马互市贸易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前后延续近千年。
一方面,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历代封建王朝通过控制茶马互市,获取了大量的战马,达到了“以茶驭番”,“羁縻”的效果,确立并稳固了对甘青川藏区人民在政治上统治地位,加强了其边防防御能力。
另一方面,它在中国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推动边疆和中原经济发展和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密切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青海高原,气候比较寒冷,是不产茶叶的地方。
然而,茶与青海世局各族人民的生活却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地有“茶是头道饭菜”“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因为茶叶中含有咖啡碱、茶碱、鞣酸、挥发油等,除有兴奋大脑和心脏作用外,还具有帮助消化、消热降火的功能。
这自然与高原人们的食物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牧区以肉类、青稞为主的饮食结构关系密切。
当牧民吃完酥油糌粑(炒面)或手抓羊肉后,喝上几碗酽酽的奶茶,一天之内,很难出现饥渴之感。
而肉食引起的维生素C的缺乏,也靠这奶茶来弥补。
诸如此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对“民众记忆”与“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等具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术意义,同时进一步揭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美美与共”、和谐共荣的伟大意义。
藏区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体验到喝茶可以帮助解油腻、助消化、提精神、除疲劳、消烦燥、抗缺氧的保健功效。
这是茶受到藏族群众特别喜爱的原因,使藏区人民有“宁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谚语。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吐蕃,唐太宗赠送了许多礼物,其中就有茶叶,《西藏政教史鉴》(附录)说:“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
藏文书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经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145页。
)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吐蕃向唐朝提出:“请交马于赤巅”(今青海日月山),开始了唐蕃历史上的“茶马互市”。
当时吐蕃王朝已设有商官管理市场贸易,并专门派官员到长安经营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茶商”。
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喝,所谓茶叶。
’赞普曰:‘我处亦有。
’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蜀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澭湖者。
’”(李肇:《国史补》下卷。
)这些茶的产地分别为安徽茶、江苏茶、湖南茶、湖北茶、四川茶(待考)、江西茶等。
可见当时吐蕃派往长安的“汉地五茶商”经营内地茶叶品种之多。
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
据《汉藏史集》载:墀松德赞时(755~797年)吐蕃“买茶叶的、卖茶叶的以及喝茶的人,数目很多”。
宋代,饮茶习俗在藏区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
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
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
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04期)据文献记载,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派“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今天水)、风(今风县)、熙(今临洮)、河(今临夏)博马”。
这是在甘青一带设置以茶易马(即“博马”)机构的最早正式记录,也是“茶马司”机构的开始。
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到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有1500万斤销往藏区。
(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
(《宋史·黄廉传》。
)明代时汉藏茶马交易的极盛期。
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依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市场司于天全六藩,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
诸藩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
”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
茶叶也成为明朝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胜。
(《明英宗实录》卷177)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
(《明英宗实录》卷291)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宫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有四川,不得迳洮、岷,著为例”。
(《续文献通考》卷29)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西藏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
(《明宪宗实录》卷78)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骚,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又有长足发展。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
(《清圣祖实录》卷四。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
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
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
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
(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西藏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
(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
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
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
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04期)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