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外交思想的变迁
新中国外交:激荡60年

新中国外交:激荡60年作者:一舟来源:《初中生世界(初一年级)》2009年第08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从此,旧中国的屈辱外交走到了尽头,中国的外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从1949年到2009年这60年里,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断调整变化的,但目的是一致的,即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国家权益,保护国家安全以及主权和领土完整,总的来说成就辉煌。
本文以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外交大事件为脉络,为同学们梳理一下新中国60年来外交事业的发展历程。
一、“一边倒”时期(1949年—50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最紧要的任务是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那么,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要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呢?早在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宣告了“冷战”正式开始。
当时国际上存在着两个尖锐对立、矛盾不可调和的组织,即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华约”)。
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个组织对中国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中国外交何去何从。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把台湾纳入其防御圈,美国企图通过军事威胁、政治胁迫、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等手段对新中国进行遏制,彻底成为中国的头号大敌。
反观苏联,始终帮助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因此毛泽东提出了三大外交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另起炉灶”的意思是不承认旧中国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对外签署的一切条约必须全部重新审议;“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不急于取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然后在平等自愿、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一边倒”就是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应该说,这三大外交方针的提出是新中国领导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最合理最明智也是最可能的选择。
三大外交方针的实施,一方面确实是从根本上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主权与领土完整,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彻底驱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另一方面,也获得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的援助,特别是苏联对华156个援建项目,事实上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外交60年_成就_挑战与反思

[收稿日期]2009 08 30[作者简介]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
新中国外交60年:成就、挑战与反思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关键词] 中国外交;成就;挑战;反思[摘 要] 本文首先总结了60年新中国外交取得的辉煌成就,具体体现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事业,拓宽世界与中国人民的联系;然后对当前转型中的中国外交在一系列问题领域面临的两难困境进行了分析;论文最后对中国外交几个核心议题进行了反思。
[中图分类号]D829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 2826(2009)10 0047 05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国外交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新中国外交的成就首先,与所有主权国家的外交目标一样,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护并拓展中国国家利益。
由此,新中国外交首要成就是在维护并拓展中国国家利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我们对国家利益的内涵有不同的界定和侧重,但基本存在于维护主权、安全和促进发展等方面。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争取主权承认,争取恢复或加入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确保并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目前中国已经同171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启动改变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作用开始突出;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的经济服务功能愈益明显,无论在双边外交还是在多边外交中,经济因素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考量,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成为压倒性的考量。
其次,新中国外交为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当今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外交不仅 独善自己 ,而且 兼济天下 。
在和平领域,我国一直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处理各种国际争端。
试论新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特点

试论新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特点韩保卫《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摘要: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有其自身的特点。
战后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历程块定了对意识形态的倚重,随着我国外交理念的日趋成熟,最终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利益的转变;与意识形态相联系,中国外交一直注重政治利益而忽视经济利益,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强调经济利益,把国家安全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中国外交对国际法的影响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单向努力到良性互动的过程。
关键词: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特点新中国外交经历了一个曲折而不断向好的方向的发展过程,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成为共识。
本文拟从外交史的角度对新中国外交政策演变发展的规律作一初步探讨,以深化在这方面的认识。
以意识形态为主到以国家利益为主的漫长转变一般来说,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把意识形态放在什么位置,如何看待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做法。
新中国外交政策就经历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到国家利益为主的转变。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确立了同盟关系。
此后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中国基本上都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的。
对意识形态基本一致但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民族,在道义上、物质上和军事上给予大力支持,表示要尽一切可能支援亚洲各国共产党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对待意识形态有分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采取疏远或敌视的做法。
1949年10月5日南斯拉夫宣布承认新中国,中共迫于意识形态的压力却未置可否。
后来在苏南意识形态分歧中中国始终站在苏联一边。
对待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采取不承认的方针。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后来在1958年9月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还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
上世纪60年代,世界变化与中国外交

上世纪60年代,世界变化与中国外交作者:来源:《新传奇》2019年第42期“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
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面对美国人的战争威胁,陈毅横眉怒目,发出阵阵吼声。
不过,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外交策略和态度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面对战争威胁,陈毅横眉怒目1965年秋天,亚洲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毛泽东提出,请陈毅出来向中外记者讲一讲。
当时,他正在外地,得知毛泽东这一指示后立即往回赶,在回京的火车上,就开始准备起来。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即9月29日,就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记者会。
那天,偌大的一个会场被三四百人挤得水泄不通。
答问时,陈毅讲到了十几个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
在没有多少时间进行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记者们所提各式各样的问题,陈毅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滴水不漏。
这次记者会持续了将近两个半小时。
面对美国人的战争威胁,陈毅横眉怒目,发出阵阵吼声:——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
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这几句传颂了将近半个世纪、大长中国人民志气、掷地有声的硬话,被誉为这位诗人外长“铁铸的诗句”。
这一时期,陈毅这种豪迈磅礴的气概,几乎贯穿在他每次对外谈话中。
在这次招待会上,陈毅发表的独具特色、威武刚烈的讲话,既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大无畏气概,也最充分、最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所处的战略态势。
他的表现异乎寻常,原因有三:一是苏联在边界大量屯兵,中苏关系紧张;二是1962年,我国和印度真枪实弹打了一仗;三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
中国外交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 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 公告。
“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包含两方面的涵义: 一边倒”
第一、“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 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 发展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 族和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 • 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中国外交发展
记当代中国外交探讨
目录
1.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20世纪 年代末 50年代中期的外交 世纪40年代末2.20世纪60年代的外交 2.20世纪 年代的外交 世纪60
3. 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 20世纪 年代的外交 世纪70
4.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
中国早期外交三条方针
•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 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毛泽东主席早在建国前夕就提出了“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 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 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 “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 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 了耳根。
• 交朋友
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外交都有怎样的特点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外交都有怎样的特点内容摘要: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外交有何特点以新中国60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为脉络,以建国后党的外交战略选择的三次变革为分期,从外交战略与国内经济建设发展互动关系的层面上对新中国60年外交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国经济,外交,不同时期一、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外交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和方针是“一边倒”,即联合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以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
面临新中国初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孤立封锁。
毛主席提出了新中国外交三大政策:“另起炉灶”(即不承认旧中国的一切外交关系),“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后再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
据此,我国同苏联、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印度、缅甸等亚非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周边的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国际性会议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中国形象。
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是新中国领导人面对当时的国际环境,从维护国家安全、独立和经济发展利益出发所做出的现实主义选择。
这对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关键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一边倒”对外战略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长远来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
这一时期我国的外交战略是反苏反美,即“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
由于苏联奉行大国沙文主义不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多次粗暴地干涉他国内政,中国为捍卫自己的神圣主权与苏联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这一时期美国继续执行反华政策在台湾公开进行战争挑衅。
诵读外交风云传奇事.再现百年峥嵘外交史演讲稿
诵读外交风云传奇事.再现百年峥嵘外交史演讲稿从1949年到2009年,新中国走过了风风雨雨得60年。
这60年走出了一条大国风范的和平外交道路,走出了今日这条维护世界和平不行或缺的大国之路。
这60年的初期,新中国面临得是帝国主义的封锁逆境和种种困难,所以党中心当时意训到进展中苏友情非常重要。
但是后来由于赫鲁晓夫得意气用事,全面召回在华专家,致使中苏关系走向分裂。
但是后来的现实证明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大门向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放开着,在上个世纪,中苏两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强联合在是世纪末令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感觉到史无前例的一种恐慌。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我国初次登上世界的外交舞台。
历时3个月得漫长会议中,中国代表团进行了20多次记者款待会,接待了外国记者来访400多次,发布旧事公报、发言和声明近40件。
当时,周总理提出了具有远大意义的和平共处五项准绳,“相互敬重领土主权、互不侵害、互不干涉内政、公平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准绳始终沿用至今。
历经国际风云变幻,新中国走过了60年外交,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准绳,从一开头得十几个建交国家进展到今日的171个建交国家。
另外在国际严重大事上中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论是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核等地区热点问题,还是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同进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亚欧会议、亚非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东盟系列会议、世界峰会等严重国际会议上,中国体现出的是一个奉行和平的大国作用,彰显的是一个儒雅的大国风范。
新中国外交60年,外交目标从求生存转向求进展,外交得主导思想从立异转向求同,外交的主导面从斗争转向合作,这三大政策的转变,折射的是一个大国思想的进展,是一个理性的大国思维,是新中国进展外交的必定路线。
外交上的严重进展,反应的是一个大国的成长之路,是一个大国的崛起之路。
回顾这60年外交的严重大事,我们深信就算外国不断的制造中国强大论的舆论,不断扭曲国内的各项反动行为,新中国的进展轨迹是不会就此停住,我们用现实向世界证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提倡的是公平、团结、共同进展的方针政策,期盼世界和平稳定进展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对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新认识
对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新认识1960年代,中国展现出了非凡的外交智慧与勇气,开创了另一种外交理念和实践,使中国以独特方式开启了走向国际舞台的旅程。
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从一个孤立主义发展到一个开放、融合的政策,在巨大的风口浪尖调整自己的国际策略,实现了外交的转型。
本文将介绍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新认识,重点讨论其主要特征。
一、坚定积极非抗战外交政策60年代,中国领导人普遍认为,在冷战和反动派的阻挠下,必须采取不投降、不抗争的外交政策,通过洽谈、开放、友好等方式与世界各国进行外交活动,努力构建新的安全格局。
因此,60年代中国采取了积极非抗战外交政策,主动推动了与各国的外交关系。
二、加强外交技术支持60年代,中国提出了以改善中外友好关系、处理和平问题为目标的外交技术支持概念。
为此,中国大力发展技术服务性、组织性国际合作,以满足与世界各国繁多和多样的国家间事务及各种形式国际组织所需。
其中,中国积极派出技术专家团,宣传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参加各国内政活动。
三、建立经济文化交流机制由于60年代政治形势的复杂性,使中国外交更加注重经济与文化交流。
中国和世界各国加强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展了大量的国际活动,建立了各种机制,加强了双方的交流合作。
中国主动提出了实现平等互利的经济文化合作伙伴指南,以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
四、积极开展国际外交活动60年代,中国大力参与会谈与交流,广泛进行各种形式的国际外交活动,在世界各地开展各种政策对话,其中,特别是中美关系重启,同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组织也有所深入,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
五、提出新时代外交概念随着60年代中国外交的发展,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的“民族巨擘”外交理念,鼓励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更加公正、均衡的关系,推动国际政治结构的改革,实现和平与发展。
总之,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外交政策把坚定积极外交政策与经济文化交流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国际外交活动,提出了新的外交概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坚持了自身的原则和利益,更好地实现了中国发展战略。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作者:耿国祥杨娜娜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27期摘要针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我国确定并实施了不同的具体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
本文通过对我国外交政策的论述,分析了我国外交政策演变的过程。
关键词外交政策外交战略形势演变基金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耿国祥、杨娜娜,装甲兵工程学院。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9-158-0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在不同的时期还针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确定并实施了不同的具体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一、“一边倒”时期(1949-50年代中期)所谓“一边倒”,就是指倒向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所谓“另起炉灶”,是指同旧中国屈辱的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一切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指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逐步加以肃清后,再按新的原则与之建立平等关系。
在三大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先后有20多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外交成就。
二、“两个拳头打人”时期(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冷静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亚非拉各国),争取第二中间地带(西欧、加拿大、大洋洲和日本等),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总之,中国顶住了来自苏美两个大国的压力,联合广大亚非拉国家在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推动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一条线”时期(60年代末-70年代末)70年代,随着苏联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自建国至今,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建国初期,我国遭到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威胁,无法与他们建交。
第二、长期的战争之后,中国急需寻求外来经济援助和政治盟友,需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愎复经济,建设国家,实行“一边倒”外交可以迅速消除苏联领导对中共的疑虑,赢得苏联的信任、支持和经济援助,也可一定程度牵制一心要颠覆中国政权的美国,使之有所顾忌。
第三、当时国际形势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和国际活动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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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60年外交思想的变迁
中国已经建国60多年,人们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艰难的走过从前,也将见证这个国家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的特殊历史。
国际社会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中国经过艰辛的努力,逐渐成为全球范围最卓有成效的大国外交之一,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只依靠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得到提升,也通过中国外交的持续而有效的努力得到了大力彰显。
从新中国外交六十年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断发展,不断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是新中国外交的定位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掌政权的第一个三十年,是很大程度上承袭革命战争年代的基本思路与做法、发展新中国的对外交往、确立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正式关系、定位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位置的"初级阶段"。
在世界历史的画卷中,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既强大又贫弱的国家,一个让社会主义阵营无比振奋、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惊恐担忧的国家,是一个经济上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又提供不出有任何吸引力的发展模式的弱国。
但1949-1955年,中国人民见证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建交浪潮,在苏联的带领下,遍及欧、亚、非广大区域的多达22个国家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尽管尚未得到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也没有完全解决与多数邻国的边界划分纠纷,但新生的红色政权第一次获得了世界范围的承认。
新中国外交掌舵人周恩来最早设
想的、并且与主要发展中大国印度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万隆会议和其他场合得到一定程度的响应与传播。
同时,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的中国距离国际体系的中心位置仍相当遥远。
冷战开始后,西方主导的、以联合国为象征的国际社会关系上的全球对峙态势已折射到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及多个重大国际组织之外,因而只能选择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的方针。
客观形势制约的总的内政和外交方位,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倒向苏联,与西方冷战架势对峙的大局。
新中国外交的最初阶段,深深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决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很快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表面上的与以各战胜国的等距离外交,变成实质上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合作关系。
即便在冷战逐渐风行的时期,中国外交仍努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自己与一大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结为同志或盟友,它同时积累了中国外交制度化、按国际惯例办事、同国际社会对话与合作的宝贵经验。
然而,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内外各种原因,中共与苏共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成为对峙的双方。
随着这种国际大背景的转换,中国的外交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调整,这一时期中国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更显密切,在新建交的27个国家里有24个属于"穷兄弟"。
中国与多半为非社会主义的邻国关系却没有多少改进,邦交正常化及解决领土争端事宜没有积极推进迹象,与印度的边界战争暴露出本应患难与
共的两个发展中大国外交关系的脆弱。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由于外部打压与内部错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朝着紧张的方向演化。
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也加强了对中国的怀疑和排斥。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内政治的某些极"左"做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损害了中国外交的稳健平和方针,是当代中国迄今为止与外部世界关系最紧张的一个时期。
这时的外交虽然总体上偏向"左"倾,但最后阶段显现了某些积极的调整动向,尤其是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中美对话的开启,出现了向国际体系中心趋近的势头。
但并未使中国的地位提高。
中国建立后的头三十年,是一个既有伟大成就也有重大失误的时期。
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时代创造了不可逆转的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是一个 "改革开放的年代"。
与第一个三十年相比,这个时代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所有领域、所有工作完全转向服务于发展,一切不适合这一重心的体制和观念都在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革。
与内政相一致,中国外交工作迅速适应了新的主题与要求,依据现实的变化,同时与美国和苏联改善关系(中美建交、中苏开始双方关系正常化谈判);正式宣布了不结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交工作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努力营造适合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国际氛围。
鼓励尝试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建立经济特区和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及用"一国两制"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
题,大力消除各方面对于发展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种种疑虑。
正是这一切举措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迅速培育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与制造基地,一举改变了中国经济成长乏力、缺少致富路径、与世界经济主流格格不入的局面。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决定了中国外交的着力方向,也决定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善方向。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国让世界感受到逐渐壮大的实力与潜能、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与新貌的大国气象以及中国公众深入了解世界和让世界更好认知中国的愿望;即便是那些对中国抱有成见与敌意的国家,也越来越无法压制中国的声音,无法把中国排斥在各种全球或地区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
这一时期也恰好是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迅猛发展的阶段,中国在与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相互协作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发展中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一个新的拉动力量。
看待最近三十年的中外关系,必须从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及其后果出发,由此分析中国的优势与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是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地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提升的一个时期。
从外交角度分析,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使中国与外部主流世界的关系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性质与态势,从原先的紧张和对峙局面,转向一种新的求同存异、合作对话过程;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与影响力,早已不是处在国际体系边缘的角色所能想象和具备的。
中国在最近三十年的飞速成长与进步,是带动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及人类进步的最重大、最积极的因素之一。
当中国发展壮大,在世界的分量越来越重时,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不只是适应规则,还需要改变不合理的规则,完善国际组织的运行机制,使国际组织更能体现和代表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需求,或者说在国际组织内部寻求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在世界中具有影响的大国,这种双重身份要求它在国际组织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和谐的世界。
当然,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重心的变化并不是一种代替关系,而是并存和逐步递进的关系。
中国在与国际组织互动过程中再定义国家利益,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参与中也在改变自己,这种变化体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丰富与拓展,也反映了中国外交的转型和深化。
因而我们也有理由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新世纪初期已经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