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文化误读产生原因

翻译中文化误读产生原因的研究

摘要：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因此，对其原因的探究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影响译者的多种因素入手,探究误读现象产生和出现的原因。文化误读映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译者对不同伦理模式的遵从,从中揭示出译者主观伦理观念的动态变化和译者自觉意识的增强对于误读的产生影响巨大。

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 （2012）07-0000-02

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的发展，使得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因此各种文化和语言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可以说，世界正处于跨文化交流的潮流中。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冲突与融合吸收的过程。而语言却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社会的文化”。因此，西方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转换。所以在这个转换与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文化误读。

,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熟知的一切进行选择、切割和解读。这种现象就是文化误读。翻译作为涉及多种文化因素的语言活动,难以避免文化误读的产生,可以说,文化误读的产生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因为主、客观等方面

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忽视或无视文本的时空和视角去解读、传释文本,因而译文会产生多层面的误读。由此可见,文化误读已经成为翻译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因此对于文化误读的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那么深入地了解和分析误读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文化误读的因素同样也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对于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1．政治倾向所引起的误读。

翻译总会受到特定语境下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由于译者将他自身的政治倾向带入文本解读中,文本阅读便难以超脱政治,从而使得文学文本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甚至将翻译文学作为政治革命和政治斗争强有力的武器。这样的“政治阅读”在晚清的小说翻译中尤显突出。例如:(1)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最早是1903年由苏曼殊翻译题为《惨世界》。译作中出现了侠客男德的形象。这位侠客明了事态,思想激进,大骂孔孟。例如:(2)斯托夫人与批茶女士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代表作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由林纾和魏易翻译为《黑奴吁天录》。她的另一部作品《五月花》被名为《选报》的报刊登载的《批茶女士传》所译介。原作者beecher被译者音译为“批茶”,甚至其名著uncle tom’s cabin的光荣全被《五月花》所冒顶。于是,斯托夫人被视为黑奴惨状的叙述者,而批茶女士却超越了废奴主义形象的局限,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慈悲救世的女英雄、“世界主义之

代表”。政治误读在晚清非常突出,原因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处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以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小说革命”,倡导政治小说的翻译,以配合维新改良运动,由此出现了译介西洋小说以开启民智、谋求变革的翻译高潮。小说翻译肩负起了政治的任务,译者不惜对原著进行删节或增添甚至是改写来加强“政治化接受”,实现启发民智,增强民族意识的社会功能。译者无意的讹译误读,显示“时代意识顽强、自觉的选择”,得到的是“正解与正果。”。例(1)中的侠客男德,实际上属于苏曼殊有意进行的创造性误读,目地是为了影射晚清社会的黑暗。这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想,也引起了国人的共鸣和兴趣。例(2)中的误读是借助批茶女士与《五月花》意象,表达晚清新学之士救国救民、追求自由平等及其英雄观。据此,政治误读满足了当时译语文化对翻译的期待,符合当时译语规范,因而具有合理性。

2．文化伦理引所起的误读。

过程中,极容易使用带有中国伦理亲情关系“踪迹”的词语去解读和替代原语文本。下面是以中国文化中的“孝”为例，来阐述文化伦理因素所引起的误读。

,现代翻译家朱生豪在翻

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李尔王》时,也难脱“孝”道，他将nature和love几乎都译为“孝”,甚至把“the sister’s naughty”

译成“你妹妹太不孝啦”。此外,宗教文化误读也是非常普遍的。

:(3)“that man touch a hundred?he looks as if he was dead in hell now!”(伊迪丝?华顿ethan frome)译文:“那人活一百岁?看他的脸儿活像是他这会儿已经进了阴间地狱似的!”(吕淑湘译)例如:(4)…he that sailed his ship out of the mists of the world into the seas of heaven with the silmaril upon his brow.(托尔金the lord of the rings )

:埃兰迪尔额上挂着茜玛丽尔宝石出海远航,驶出尘世迷雾,到达极乐世界。(丁棣译)

,译者无意或有意地用中国读者熟悉的伦理观念、宗教词语或文化意象去传达他者文化信息。“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和西方文化的强行输入决定了中华民族主体所产生的最初态度和对所接受的变异体只能

是排斥与全盘拒绝。”误读的结果往往使当时的译语读者在心理上更易于接受被误读的他者文化。

,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中心,它特殊的文化内涵包括《孝经》里统摄父子关系的原则,乃至扩展到君臣的关系,而以这种孝子和忠臣思想支配的孝顺在西方社会里是没有的。如例所示,译语伦理观念对译者的翻译活动往往起到干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译者会在译序或跋中说明,如徐卓呆在《译者小引》中说:“固有名词,恐甚难记忆,故悉该为我国风,以便妇孺

易知”。这样的说明似乎缺乏严格的理论依据性,但却是译者自觉性的雏形。中西方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如，西方信仰基督教;而中国信仰佛教。不同宗教文化的影响使原作与译作存在着极大的误读空间,译者很容易使用译语文化中带宗教色彩的表达去解读和传达原语文本中带或是不带宗教色彩的部分。译者用译语文化中的宗教词语“阴间”一词替代了例(3)原文本中hell一词;在例(4)中,除了替代“ the seas of heaven—极乐世界”之外,译者在解读原语文本时,对“world”一词添加了佛教色彩,译为“尘世”。译语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阴间”“尘世”“极乐世界”是中国佛教中的术语,而在西方信仰的基督教里,只有“地狱”“天堂”。

3．文化意象所引起的误读

蕴。译者植根于译语文化,受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式等的影响,很容易导致原作中的文化意象误读的产生。

:(5)i have a daughter;would any of the stock of barrabbas had been her husband rather than a christian!(莎士比亚the merchant of venice)

1.我有一个女儿,我宁愿她嫁给强盗的子孙,也不愿她嫁给一个基督徒。(朱生豪译)

2.我有一个女儿——哪怕她跟巴拉巴(注)的子孙做夫妻,也强似嫁给了基督徒。(注：巴拉巴古时强盗名,见《新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