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
易定红：“刘易斯拐点”到来不是坏事社会科学报
易定红：“刘易斯拐点”到来不是坏事社会科学报社科报关注原题：“刘易斯拐点”到来不是坏事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易定红◤世界银行去年年底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报告中称，到204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10%，约9000万。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一些重大话题都集中在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一些问题。
例如，二胎政策的开放，延期退休政策的即将推出，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等。
这些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的两个重要现象联系在一起，即人们常说的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与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刘易斯拐点”有关。
人口红利有多重要？我们观察到，中国劳动力群体正在经历数量和结构上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也必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但是，“人口红利”说到底有多重要？“刘易斯拐点”真的已经到来了吗？笔者试图提供另一种观察视角，以期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所关注的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并回答有关的政策调整原因。
人口必须转化为高效劳动力(《阿松》)所谓“人口红利”说，是指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一段时期社会适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有大量劳动力供给，创造的GDP也相应较多。
“人口红利”说乍一看来很有逻辑，但它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忽略了适龄劳动人口与劳动力供给的差异。
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适龄劳动人口都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即使适龄劳动人口减少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参与率来稳定甚至扩大劳动力供给规模。
数据显示，虽然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总体参与率相对较高，但15-24岁与25-55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近几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25-55岁年龄组人口作为劳动供给的主体来源，其参与率与发达国家90%以上的参与率相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而且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比男性低约十个百分点，因此女性劳动参与规模还可适当扩展。
在提高25-55岁年龄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同时，对高年龄组人口及退休人员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进行引导和激励，也可以对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参与率进行综合调整，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局面。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 ——理论辨析与国际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 ——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
作者）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 551 室 （邮编：100084） 电话： （办公室）62772540 （手机）13661045090 电子邮件：zhong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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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亮进（Minami，1968，1973[2008]）提出通过考察传统部门工资变动、传统部门工资与劳动边际生产 率的关系、工资差别、现代部门劳动供给弹性等若干标准识别转折点。 1
来解释经济发展现象， 关于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的研究更是善乏可陈。 ” 刘易斯转折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曰二元经济）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转 折点到来之前，这些国家，尤其是其现代经济部门，容易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但熟练工人 和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 而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的情况则恰好相反。 中国改 革以来的经济发展似乎符合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的理论描述。 一方面， 经济持续高速增 长，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胡永泰，1998；潘文卿，1999；蔡昉、王德 文，1999 等） 。另一方面，和经典市场理论相悖但和刘易斯模型一致，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伴 随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陈宗胜、周云波，2002；李实，2004；程永宏，2007）1。不 过，如果刘易斯模型适用于中国的话，刘易斯转折点则迟早会到来。在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 快速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已具备相当规模的今天，人们自然会问：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 吗？ 蔡昉（2005、2007a、b）等人2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作为数量 标准，蔡昉（2007b）估算得出 2005 年（40 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 5000 万，而不是 通常认为的超过 1 亿，仅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十分之一。作为价格标准，他根据官方数据， 将农民工就业集中行业平均工资的加速上涨作为证据。同时，其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显示， 2001-2005 年间，外来工小时工资上涨速度比本地工快 60%。 蔡昉等人的研究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论。在支持的一方中，吴要武（2007）利用劳动与社 会保障部企业用工需求调查数据，发现 2003 和 2006 年比 2002 年的企业工资支付水平都有 明显提高，其中 2006 年提高了约 30%。从数量标准来看，他发现城市正规就业有所增加， 而非正规就业减少。王德文（2008）通过农业部数据说明农业长期雇工日工资在 2005 年以 来大幅度上升。黎煦（2007）归纳了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经经历过的转移点特征，认为人均 GDP 在 300 至 500 美元、农业劳动力比重为 40%至 50%时会出现转折点，据此认为中国已 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在反对的一方中， 韩俊、 崔传义和范皑皑 （2007）利用一手调查数据， 认为中国农村仍有约 1 到 1.2 亿的剩余劳动力，但也认为从结构上看，熟练和青壮年劳动力 已经全面出现供不应求。宋世方（2009）认为近期非农部门工资加速上涨主要是由于劳动生 产率提高引起的，且农业部门工资并未同步上涨，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此外，刘建 进（2007） 、刘伟（2008） 、孙自铎（2008） 、耿元、林玳玳（2008）等都持批评意见。 国内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经验研究的不足之处，正如在近期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 《人口 研究》编辑部，2009）所总结的，首先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难以达成一致，目前的估 计从 5000 万到接近 2 亿，无法据此做出确定的判断。其次是农民工工资上涨尚缺乏长时间 的观察和足够大的样本做出判断，一些学者认为工资上涨和“民工荒”现象更有可能是周期 性或结构性因素导致的。
“刘易斯拐点”倒逼发展方式转型
作者： 许经勇
作者机构：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出版物刊名： 北方经济
页码： 6-8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8期
主题词： 刘易斯拐点 发展方式 劳动力市场 转型 供给短缺 劳动力需求 劳动力供给 “民工荒”
摘要：2003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一反常态，由以往的劳动力供给明显大于劳动力需求向结构性劳动力供给短缺转变，并开始出现局部性的“招工难”、“民工荒”。
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农民工数量增速分别比上年下降1.0、0.5和1.5个百分点。
据广东省人社厅的数据，2014年春节后广州市用工缺口从2013年的11.23万人增加到12.33万人。
农民工正从以往的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农业劳动力已不再是取之不尽的蓄水池。
40我国城乡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辨析及延伸探讨
我国城乡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辨析及延伸探讨——基于湖北省村镇调研的城乡二元关系研究【提要】我国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引发了我国是否已出现所谓“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将“城市—乡村”的发展看成一个交互的连续过程，而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体制和显著的区域差异则导致了该理论分析上的诸多困惑。
本文在厘清刘易斯模型的各种预设条件及其与中国现实的差异的基础上，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述评；然后以湖北省村镇调研为例，从城镇化的微观机制视角检验相关研究的主要观点及政策建议。
最后，本文试图为中国特色的“二元关系转折点”现象提供解释框架，并基于微观机制研究的启示而讨论其政策含义。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城乡二元关系；微观机制；解释框架正文部分1引言2004年以来，“民工荒”首先发端于我国东南沿海省份，随后蔓延至北部和中部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
迄今为止，我国大部分省市区均已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但“民工荒”现象仍“高烧不退”1，从而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一现象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Lewis Dual Economy Model，以下简称刘易斯模型）在跨越“刘易斯转折点”（Lewis Turning Point）时的推论有一定的相似性，由此引发了中国城乡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的争论。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一般以刘易斯模型为参照来观察中国的城乡发展（伍山林，2008）。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二元性质，即表现为传统部门（以农业和农村为代表）和现代部门（以工业和城市为代表）之间交互作用的发展过程。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大大低于工业“制度工资率”，如果工业部门按固定的“制度工资率”提供就业机会，农业产出边际低于“制度工资率”的劳动力就会愿意转移到工业部门去。
在所有农业剩余劳动力都被工业部门吸收之后，农业部门的工资率将沿着它的边际生产力曲线提高，这标志着传统经济转向现代经济的“点”来到了，即“刘易斯转折点”（速水佑次郎等，2005）。
台湾经济发展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形成及其应对策略
一
、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祖国大陆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 的劳动成本实现了我国连续 ３ ０年的高
速 经 济增长 ，使 我 国经济 取得 了举 世瞩 目的成 就 。然 而 ，单 纯依 靠 充 足劳 动力 供 给 和低 廉 的 劳动 成 本 获 得 的竞 争 优势并 不 能长期 存 在 。近 年来 ，随着 劳 动 力人 口从 农 业 向非 农 产 业转 移 成 本 的提 高 ，
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积累率的优势趋于减弱 ，出现 了 “ 民工荒” 、收入差距扩大等经济问题 ，阻
碍 了经 济 的顺 利 发展 。同时 ，由于我 国人 均 Ｇ Ｐ还 处 于较 低 水 平 ，技 术 和 自然 资 源严 重 不 足 基 本 Ｄ
态势 没有 改变 ，远未 达 到资本 替代 劳动 的经 济发 展 阶段 。新 的 比较 优 势 尚未 形 成 ，原本 推 动 经济 增 长 的重要 源泉逐 渐减 弱 ，原有 的长 期动 态 比较优 势逐 渐消失 ，构成 了中 国大 陆经 济 长期 可 持续 增 长 的约束 条件 。解 决这 些经 济 问题 ，是实 现 中国大 陆经 济顺利 转 型与持 续 发展 的重要 突破 点 。 作 为亚 洲 四小龙 之 一 的台湾经 济 ，发展 早于 大 陆 ，早 在 ２ ０世 纪 ６ Ｏ年代 末 就 已经 迎来 了刘易 斯
业 、手工 业为 主 的传统 部 门 ；劳 动力 无 限供 给 ；工业 部 门工 资水 平 不变 。刘 易 斯认 为 ，发 展 中 国家 普遍 存 在农 村 劳 动力过剩 现 象 ，其 经 济发展 在某 种 意义 上就是 农 村剩 余 劳 动力 逐步 从 传统 农 业 部 门 向城 市现 代工 业部 门转 移 的过程 。 只要农村 还存 在剩 余 劳动力 ，城市 工 业部 门就 总能 雇佣 到 其希 望 雇佣 的任 意数 量 的劳动 力 ，而不 需提 高工 资水 平 。这 一 过 程会 一 直 持续 到 “ 易斯 拐 点 ” 刘 ，即农 村
公共政策 复习答案
名词解释：
1、挤出效应指一个相对平面的市场上，由于供应、需求有新的增加，导致部分资金从原来的预支中挤出，而流入到新的商品中。
2、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3、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4、税收制度设计的原则：财政原则，效率原则，公平原则，适度原则。
简答题：
1、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的变动来影响和调节总需求。
2、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货币政策又分为紧缩性货币政策----防止通货膨胀；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投资,特别在经济萧条的时候。
3、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包括：操作目标（基础货币、准备金、短期利率），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长期利率、汇率），最终目标（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金融稳定）。
4、宏观经济政策四大目标包括：促进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5、政策制定过程一般包括：确定目标、规划方案、政策抉择、政策合法化。
6、货币政策三大法宝：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政策。
第二次刘易斯拐点与新经济周期
第二次刘易斯拐点与新经济周期任远果（招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深圳518040）内容提要：从历史上看，经济重心转移过程通常会产生重大危机。
次贷危机引发的本轮危机则是全球经济重心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向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转移过程中产生的。
本轮危机与1929年发生的上一轮大危机的一个关键差别是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内需潜力更为巨大。
虽然中国已过传统的刘易斯拐点，但由于中国劳动力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存在不同层次，中国可能还存在第二次刘易斯拐点，那就是中端劳动力由供给充裕持续至最终短缺的拐点，这一发展阶段即为新经济周期。
中国未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有条件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较快增长。
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在创造更高价值的同时，随着收入的提高，也必然带来更高的消费。
提升效率和提高消费水平是新经济周期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从中期来看，应实现通胀与增长之间的平衡。
这一阶段通胀或许是一个警示信号，表明经济的实际增速可能超过了经济潜在增速许可的范围。
控制通胀的关键在于将GDP 增速控制在适当范围。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新经济周期；刘易斯拐点现在分析和判断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未来趋势绕不开两个重要命题：其一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将会由美欧拖垮，还是新兴经济体将全球经济带出泥潭？其二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能否摆脱东亚模式陷井而实现持续的增长？这两个问题中如果其中一个是否定的答案，无论是金融体系还是资本市场都将受到严重冲击。
本文拭就以此为出发点对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和探讨。
本轮危机与29年大危机的关键差别从历史上看，经济重心转移过程通常会产生重大危机。
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总会导致全球产能的扩张和过剩，原有的供求平衡关系将被打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全球性的经济大调整，通常会表现为重大的金融或经济危机。
这实质上是一个大范围的经济洗牌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
_刘易斯转折点_与中国城市化
中国财经报/2009年/12月/8日/第004版思想广场“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城市化城市化的进程面临新的理念和思路,首先,人口的城市化比土地的城市化更应该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新增人口作为市民的意义比劳动力的意义更为突出；再次,均等地获得公共服务比居住权更加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刘易斯转折点”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用不变的工资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劳动力转移停滞的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当前，关于我国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众说纷纭。
这可能由观念不同导致，也可能源于对中国统计数据的不熟悉和观察的局部性限制。
尽管有学者认为，只要还有城乡收入差距，就没有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但我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国内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结合近年来劳动人口结构变化均验证了这个结论。
事实上，“刘易斯转折点”应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转折点代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时的情况，反映在现实中即不能继续依靠不变的工资吸引劳动力；第二个转折点代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工业部门相等时的情况。
“刘易斯转折点”代表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除此之外，一国的经济发展还有两个转折点，第一是“库兹涅茨转折点”，代表着收入分配的差距开始缩小；第二是商业化点，代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
由于劳动力的工资上升会改善收入分配，“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是高度相关的。
当前我国的劳动人口结构，呈现出一些很重要的特点，如少儿和老年的人口抚养比不断降低，储蓄率高居不下等。
根据相关研究预测，2013年后我国的老年抚养比会大幅增加。
对于我国当前经济到“刘易斯转折点”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近年来农民工工资的不断上涨，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2008年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涨幅依然高达19%。
大国经济的不同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地区差异的程度。
刘易斯转折点前后的经济与社会——兼评王诚和蔡昉等观点
刘易斯转折点前后的经济与社会——兼评王诚和蔡昉等观点主讲人：田岛俊雄主持人：张曙光评议人：王诚、柴海山、李天国、马九杰、盛洪张曙光：今天请的是东京大学的教授田岛俊雄先生。
田岛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所到之处可能比我还多。
我们非常熟悉，他八十年代在经济所和我坐对面。
今天讲的题目是有关中国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进城，现在到了什么阶段？国内在这个问题上讨论得很热烈，意见也不完全一致。
一种观点很明确，就是以蔡昉为主的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路易斯拐点”或“路易斯区间”。
另外一种就是对蔡昉的观点有质疑的，王诚是质疑人之一，他们的说法不完全一样。
我和蔡昉开过几次会，在饭桌上，我曾经向他提出过质疑：你的根据是什么？能不能仔细讲讲？当然，他讲出来了我也不敢否定，但也不能支持，因为我没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今年初我去日本，田岛要我讲这个问题，我只谈了一些我的看法，要对这个问题下一个结论，我现在确实不好判断。
田岛他们把蔡昉等人去年出的一个绿皮书和驳诉一张一张地读，一张一张地研究，而且，对中国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研究者还没有涉及到的资料也作了研究，有他的发现。
所以，我们今天请他到这里来作报告，时间是一至一个半小时，然后我、几位评议人再和大家作进一步地讨论。
好，请。
田岛俊雄：诸位朋友下午好，我叫田岛俊雄，原来在经济所呆过，所以对在座的一些朋友比较熟。
今天我的报告题目是刘易斯转折点前后的经济与社会。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报告的背景。
前几年，我一直在进行一些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方面的调查，调查中国食品加工企业，2004年前后，一些农民工的工资提高了不少。
为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城乡和城市内收入差距那样大呢？怎样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怎样解释王诚、蔡昉等有关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下面谈一谈我个人的观点：我们在七十年代认真研究和学习刘易斯二元经济方面的理论问题，还有实证方面的问题。
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的开题报告
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的开题报告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以来备受世界瞩目，但近年来也引发了一些担忧。
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阶段，即经济增长逐步放缓的阶段。
本文将通过来自中国贫困地区的证据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刘易斯转折点。
这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的，用来描述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这个国家的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转移至城市来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条件，这导致了城市劳动力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繁荣。
但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速和城市化率的提高，这个国家的城市劳动力开始出现过剩，导致工资水平下降，进而拖累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这个过程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中国来说，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城镇化进程，而在近几十年发展中，它一直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增长。
但是，近年来，这种增长的势头似乎已经开始放缓。
其中一个重要的迹象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了80%，这意味着未来城市化过程的加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同时，在一些贫困地区，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城市化而很大程度地提升。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接近刘易斯转折点，进而经济增长可能会逐渐放缓。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贫困地区的情况，看看它们给我们的什么样的信号。
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较低，贫困水平较高，城市化程度也相对较低。
因此，在这些地区进行的事实上就是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次试验。
研究表明，在一些贫困地区，例如云南、贵州等地区，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速，城市就业市场的饱和情况也逐渐加剧，导致了城市化率的提升、就业人口的增长的减速，这些都是刘易斯转折点后出现的典型节律。
同时，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依然以传统的农业和小规模工业为主，而高附加值的新产业还没有在这些地区得到大力发展。
这都表明，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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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 ——关于中国社会保护的若干特征性事实 蔡 昉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城镇就业的持续扩大，使城乡居民从就业收入的增长中分享了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对普通劳动者和家庭的社会保护机制尚不健全。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一方面，居民大大提高了对更加充分、均等的社会保护的制度需求；另一方面，一直以来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正在转变为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的公共服务，进而加强对城乡居民的社会保护的激励。本文从劳动立法、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包容性，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经验验证。在此基础上，本文概括关于公共政策乃至政府职能重点向社会保护转变的若干特征性事实，并提出相应配套改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 社会保护 特征性事实
作者蔡昉，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一、引 言 在1978—2008年的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实现了年平均近10%的GDP增长率和8.6%的人均GDP增长率。这个高速经济增长以及相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化，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变了就业结构，城乡居民通过扩大劳动参与率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而受益。在同一时期，以不变价格计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了6.9倍，年平均增长率为7.1%；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提高了7.2倍，年平均增长率为7.2%（图1）。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也实施了大规模的农村扶贫项目，并在推动城乡就业扩大的同时，加强了劳动力市场规制，初步建立了社会保护机制，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提供了基本安全网。但是，总体来说，政府在这个时期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推动经济增长本身，政府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虽然并非乏善可陈，但是并不像在经济领域那样引人注目。 2
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9781980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08城乡实际收入指数（1978=100)农村城市
图1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
无论是中外学者还是中国领导人，在肯定了作为经济发展绩效的自然结果——社会发展方面的成绩的同时，也都观察到了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以及该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其相关的社会风险。①一个广为引用的官方说法是，国际经验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显示，中国当前所处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是一个社会风险高发期。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大量地反映在社会保护机制的不健全、不充分上。按照社会保护通常所包含的内容②，我们可以把存在的问题概括如下。第一，相对于经济增长成绩来说，社会发展严重滞后，造成实际社会保护水平与需求相比严重不适应。第二，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从而构建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作用，不像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那样有力。第三，城乡居民在获得包括社会保护在内的公共服务的权利和机会上，存在巨大差异。可见，除了社会保护整体水平尚低之外，这个领域存在问题的核心在于城乡居民之间在享受公共服务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对农民、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护缺失。 在解释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差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政策，以及歧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倾向时，一种理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人数虽然众多，但居住分散，在集体行动中也容易产生免费搭车现象，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甚微。因此，政策往往向城市居民倾斜。③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
① 参见Assar Lindbeck, ―Economic-social Interaction in Chin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16 (1), 2008, pp.113-139;
温家宝：《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求是》2010年第7期。 ② 社会保护通常指这样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以政府和社会为主体，通过发育富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降低
人们面对的就业风险，提高居民保护自身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能力，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和减少脆弱性。这类制度安排主要包括：（1）旨在保护就业安全性和劳动者权益的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2）旨在保护居民免受失业、疾病、伤残和老龄困扰的社会保障体系；（3）对特殊困难和脆弱人群如儿童、“三无”老人、特殊地区居民的社会救助和福利等。 ③ M. Olson, The Exploitation and Subsid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19th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Malaga, Spain,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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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看到了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必要性，因而是把城市偏向政策作为一种加快发展的战略手段加以实施的。①可见，社会保护中的不充分和不均等，不仅是政府财力的制约，还有政府供给的激励问题，而这些问题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揭示上述政策倾向受发展阶段影响的因素，对于判断中国社会保护政策变化趋势，将会有所助益。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不遗余力，而且效果显著，因而成为发展型政府的典型案例。②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地方政府的财政动机着眼，解释这种政府行为。③如果我们从中国特有的政府体制出发，扩展发展型政府等有关假说，不仅可以更加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激励，更有助于解释在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之后，社会保护政策上出现的新趋势，进而对中国社会保护的前景做出可信的判断。本文将论证，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激励中央和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机，将相应地转变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进而提高社会保护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动机。 本文的其余部分将按照以下方式组织。第二部分描述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刘易斯转折点，以及给劳动力市场格局带来的新变化。第三部分讨论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条件下，政府职能将向加强社会保护的方向变化，同时阐释这种转变的激励机制。第四部分通过对社会保护的经验研究和叙述，论证这个政府职能转变假说。第五部分进行总结，对中国社会保护的若干特征性事实做出一般的概括，并就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领域提出政策建议。
二、刘易斯转折点与劳动力市场格局 在改革开放之前，长期的城乡分割，特别是在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条件下，农业中积淀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过，由于激励机制的缺乏，农业劳动中大锅饭盛行，劳动力剩余并没有显现出来。在实行家庭承包制之后，劳动监督中的激励问题得到解决，农业生产积极性得以激发，劳动力剩余现象开始严重显现。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估计，农业中大约30%—40%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约为1亿到1.5亿，④这种现象持续到90年代。⑤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在80年代首先大规模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进而，随着城市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在90年代的加快发展，束缚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步被打破，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显著特色。这使得中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同时，可以用刘易斯始创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加以刻画。⑥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中国争取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得了国际竞争力，更进一步拉动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形成人类和平
① Anne Krueger, Maurice Schiff, and Alberto Valdes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icing, 5 vols.,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and 1992. ② Jean C. Oi,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Oi, Jean C. eds.,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③ Hehui Jin,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pp.1719-1742, 2005. ④ J. R. Taylor, ―Rural Employment Trends and the Legacy of Surplus Labor, 1978-1989,‖ in Kueh, Y. Y. and R. F. Ash
eds., Economic Trends in Chinese Agriculture: The Impact of Post-Mao Reforms, Chapter 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⑤ Colin Carter, Funing Zhong, and Fang Cai, China’s Ongoing Reform of Agriculture, San Francisco: 1990 Institute,
1996. ⑥ Arthur Lewis, ―Unlimited Labour: Further Notes,‖ The Manchester School, vol.26, no.1, pp.1-32, 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