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宗旨

〔提要〕政府自有之以来，就一直处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地位。

在当今中国，政府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导、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是宏观调控的主导、是国有财产保护的主力、是对外贸易的代表，政府处于我国经济活动的核心地位。

毫无疑问，政府应当在国民经济中享有充分的权力树立必要的权威。

但政府是“双刃剑”，它既可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可能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政府要成功地干预好经济即促进经济发展，必须首先受到法律干预，即依法界定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明确政府责任，那种不受法律干预的政府往往不可能干预好社会经济反而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

基于此，经济法理论应反思传统经济法理论立论的不足，完善经济法基础理论，认识到经济法不仅仅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而且还是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干预政府之法”，“干预政府”是经济法的根本宗旨所在。

中国经济法走过了十多年的创建历程，现在正走向自我认识的阶段。

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经济法的自我认识提供了历史契机和现实基础。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现代法治经济，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经济法主治的经济。

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认识中国经济法的宗旨是中国经济法学的重大课题。

一我们认为，认识经济法的宗旨，必须首先抓住经济法的核心。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而且“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2〕。

考察人类经济活动史，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不论在什么历史阶段中，不论在什么社会环境里，不论在什么经济形式下，政府作为重要的政治权力自有之以来就一直处于整个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地位。

在当今中国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同样处于这种核心地位。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是先导。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从高度极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这一改革过程其实是对旧体制下的那种政府主治的反思、纠偏和调整，最后走向市场主治的市场经济体制。

总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过程的每一次进步和完善几乎都取决于政府改革的顺利进行和不断成功。

政府是社会制度的提供者和维护者，政府的性质直接决定着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的性质，因此，游离于政府改革的任何社会改革都不可能是真正的改革。

如果政府不改革，就不可能打破旧体制，如果政府改革没有彻底完成，就不可能建立新体制。

在现代社会制度下，任何经济问题都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最终都归结为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如何结合的问题，而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如何结合的问题又几乎都可归结为政府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问题首先是政府问题，政府是市场的核心所在，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市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关键在于政府改革的先行完成。

第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政府是关键。

企业是市场经济最主要、最基本的主体，没有现代企业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现代企业。

由于我国具体的国情所决定，我国的市场主体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它们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在当下已成为制约现代企业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制度，我们之所以没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非现代的政府是根本原因之一。

这同时也说明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键在于改革、理顺和完善政企关系，没有现代政府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建立关键在于政府改革的完成。

第三，市场宏观调控的健全政府是主导。

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宏观调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宏观调控只能由作为整个社会总代表的政府来进行，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导。

但政府并非当然就能进行和完成这种宏观调控，市场宏观调控对政府提出了更高和更严的要求。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宏观调控，可想而知，不健全的政府机关是不大可能进行和完成市场宏观调控的。

我国目前的宏观领域之所以处于“宏观难调”的不良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这也说明，没有健全的政府就没有健全的市场宏观调控，市场宏观调控的健全政府健全是关键。

第四，国有财产的保护政府是主力。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财产制度，公有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但全民并不能人人亲自参与对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而只能由民主选举的代表参加经营管理，因此公有制必然是一种代理制或代表制财产制度，这个代理人或代表不可能是任何个人或集体而只能是作为整个社会总代表的政府。

目前，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相当严重，不少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者（如政府官员、董事长、总经理、厂长等）对国有财产大量侵吞挥霍浪费。

公有财产是中国最大的财产，国有产权是中国最大的产权，它关切国计民生，关系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如何杜绝上述现象，使国有资产保殖增殖，政府具有艰巨的责任。

政府享有什么样的财产权，怎样行使财产权，怎样保护财产权，怎样使财产增值，是理顺产权关系，构建中国物权法的核心内容之一。

第五，在国际贸易中政府是代表。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性的社会，商品、资本、技术不断国际化，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孤立进行而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

这样，政府就不仅是国内经济的总指挥，也是国际贸易的总代表。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际贸易，如何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保护外资的合法权益，同时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扶持民族经济，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平衡国内外贸易，规范对外经济活动，管理对外经济关系，政府都处于重要地位。

二基于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政府在国内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应该享有足够的权力，树立必要的权威。

但我们也应认识到：第一，政府处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地位，但政府是“双刃剑”，它既可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可能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

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3〕恩格斯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指出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我们绝不可天真地认为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只有正方向的促进作用而无反方向的阻碍作用，也绝不可简单地认为只有非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才会对经济发展起反方向的阻碍作用。

恩格斯指出的是一条普遍规律，即如何尽可能地引导促使国家权力从正面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尽可能地减少杜绝国家权力从反方向阻碍经济发展是一切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实践证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归决于政府权力的解决，因为政府权力是国家权力最现实、最普遍、最经常的体现和实现，而政府权力的解决在于对政府权力必须先界定后享有、先规范后行使。

这其实也就提出了“干预政府”的必要性。

第二，“干预政府”是由国家的性质政府的性质要而言之就是权力的性质决定的。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人们对国家政府权力的性质有着清醒的认识。

比如霍布斯把国家比作“利维担”这种《圣经》中述及的力大无穷的最凶恶的兽，这既表明了建立强大国家的必要但也暗含着别种深义。

洛克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恶”。

潘恩对社会与政府作了区分，认为“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4〕。

马克思恩格斯把国家称为社会的“累赘”和“肿瘤”，“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5〕这些认识不是对政府的辱骂，而是指出了一个深刻的共识：在任何一个社会，政府都掌握着实权，具有任何他人所无可比拟的力量，由于“一切权力都易于滥用”，“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因此它是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的最大根源和最大危险。

如果政府不受法律干预、政府没有被干预好，那么政府往往就是“利维坦”、就是“恶”、就是“祸害”，这种政府必然会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自由。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政府。

尽管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但现实生活一再告诫人们，好的动机难免走向坏的结果，善的愿望难免被不法之徒伺机歪曲利用扰乱社会，好心人干的坏事有时一点也不亚于坏人干的坏事。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社会上久反不绝的腐败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也足以令我们警醒的。

历史和现实向我们昭示：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民主的政府、一个法治的政府必然是也只能是一个受法律干预的政府、是一个依法行政（干预）的政府。

第三，“干预政府”也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市场经济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是一种“无知经济”，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极其纷繁复杂，任何人任何机关都不可能对它们全面认识、详尽规划，每个市场主体只能认识、规划与自己活动领域相关的局部的有限的社会关系，因此作为社会总代表的政府的宏观认识有时往往不如各个市场主体“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的微观认识正确。

这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

”〔6〕“君主们”要履行“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这种义务，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

”〔7〕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打破了对政府“全知全能”的迷信，认识到政府也会处于“无知”状态，政府的干预也未必总是正确的。

这样，人们对政府干预就不再盲目信从而是谨慎警惕甚至怀疑批评了，这种观念精神的物质化，就是要求对政府干预进行法律干预。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

这一人们的共识指的不仅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都有法可依，以及法律成为调治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而且主要是指政府干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干预必须守法，这正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法学家哈耶克所指出的：“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活动应受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能够使人们明确地预见到在特定情况下当局将如何行使强制力，以便根据这种认知规划个人的事务。